后危机时代各国货币政策陆续退出之际，人民币汇率与利率面临巨大压力之际，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扩容，外部经济专家由一人扩充到三人。樊纲先生卸任，周其仁、夏斌、李稻葵三位进入。
这是我国行政体系改变的又一迹象，就是在体制中引入越来越多专家。从卫生部、科技部到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进入行政体系。卫生部、科技部等行政部门是一流专家直接担任官员，等同于正式进入行政序列，如卫生部部长陈竺、科技部部长万纲，那么，进入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专家具有建言权。专家“入阁”必须转变身份，从科学家或者专家主要成为政治家，而进入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专家依然坚守自己的专家身份，他们的作用是建言献策。
由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的增加，无法得出我国的货币政策将由专家决定的结论。
首先，设立于1997年7月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是个咨询议事机构，根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根据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讨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控制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措施、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涉及货币政策的重大事项，提出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建议。
其次，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选，除了专家之外，还有国务院分管金融业务的副秘书长、发改委、财政部、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等各个重要经济部门的官员，每个部门将从本部门掌握的情况、本部门的利益出发，对货币政策发表观点。货币政策基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把握，我国的货币政策要兼顾经济发展、就业与物价水平，是平衡体制下的产物。目前人民币的汇率与利率政策，已经上升到政治、外交等层面，而绝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
第三，三个专家三种观点，专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围绕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如何升值等问题，各派观点已经打破头。
周其仁先生对制度经济学着墨颇多，是个坚定的市场派人士。他一直认为，中国管制的汇率制度扭曲了价格，导致资源错配，死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造成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在今年2月份的岭南商道论坛上，周其仁先生表示，目前的通货膨胀问题不是农产品、资源等个别商品价格上涨带动的，而是货币供应过大造成的。周教授表示，目前解决的根本办法在于釜底抽薪收紧货币发行，允许人民币一次性升值。
而夏斌先生对于人民币汇率则要审慎得多。3月29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人民币汇率应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要尽快恢复到金融危机以前的浮动汇率。他同时指出，人民币升值既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问题，也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美国不断发债需要全球各地的资金注入，此时美国汇率上升是符合美国核心利益的。对于中国而言，既要改革，又要稳妥，应关注资产价格，以防泡沫产生；同时增加黄金储备，为未来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打下基础。
夏斌先生一直坚持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不应过于激进的观点。2007年港股直通车推出之际，夏斌先生表达了不同观点。他认为，港股直通车有许多弊端，过于激进，因此提出三限制，就是限市场、限渠道、限额度，把人民币资本项下的流通控制在政府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这个建议阻挡住了激进的角度，避免当时港股直通车推出，使内地投资客像B股市场一样在高位接盘。
而李稻葵先生则视时势不同，有不同的货币见解。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际，主张政府应该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刺激性的财政政策，但考虑到今年中国经济将会有一个较高的增长率，通胀形势也比较严峻，如果CPI超过3%，再考虑到未来的通胀预期，货币政策当局会通过加息来进行调整。
这样的三种观点在大多数时候无法达成一致。虽然程度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目前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周其仁先生表示，过度扩张政策带来的成功是有代价的，现在已经到了政策必须退出，让市场来决策的时候了。而夏斌先生则认为，2009年货币政策整体描述是过于宽松，而不是适度宽松，今年货币政策的基调是“回归正常状态下的适度宽松”，以应对依然复杂的经济形势。李稻葵先生则暗示了如果CPI超过3%有加息的可能性。因此，理论界的共同结论是，目前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这一声音将与央行内部的声音互相激荡，越传越响。
最后，三位专家能否增加央行的独立性？准确地说，三位专家的存在会让央行听到更多的见解，听到更多的声音，却未必能增加央行的独立性。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央行的独立性在下降，至于中国央行，从未获得过独立性，又何来增加独立性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