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先生新着《新启蒙--历史的见证与省思》（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考察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两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尤其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郭罗基本人正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堪称代表性人物之一，对这场运动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都了若指掌，如数家珍；再经过30年的沉淀和身处海外的距离。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这就构成了本书的特殊意义。
本书涉及内容很多，这里我只谈几点。
一、郭罗基说："新启蒙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将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这话说得很机智，也很俏皮。不过有些读者可能读不懂，我这里不妨略加解释。
我们知道，当年邓小平压制言论自由，摆出的理由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要反对邓小平们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就需要推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条罪名。为了反驳"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条罪名，有人说：我们不是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是要搞无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好，无产阶级自由化总是好的吧？对于这种反驳，邓小平们无言以对，只好强词夺理地说：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什么无产阶级自由化。可是按照这种说法，自由化岂不成了资产阶级所独有、无产阶级没份的东西了吗？所以，郭罗基提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也就是反对把自由化说成是唯独资产阶级才有的东西。
二、毫无疑问，从1978年开始的那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当代中国史上产生过重大的积极作用。然而，这场讨论的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不容忽视的。
把实践标准应用于政治观点或政治主张实在是大错特错。譬如说，你如何去反驳"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这种主张呢？既然这个杀人的政权果然又坐稳了二十年江山，难道就证明了杀人的主张是正确的，反对杀人的主张倒是错误的吗？
实践标准理论否认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实践标准充其量可以证明手段或工具的有效性，但是不能证明手段或工具的正当性，也不能证明目标或目的的正当性。我们反对"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这句话，不是说杀二十万人不可能换二十年稳定（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而是说不应该用杀人的手段去换取稳定，是说用杀人换取的稳定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稳定。我们承认，有时候，残暴的手段可以相当有效地维护一种邪恶的秩序，但我们要反对的恰恰就是残暴的手段本身和邪恶的秩序本身。这不是"是不是"的问题，而是"该不该"的问题。大多数参加实践标准讨论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一区别，这是那场讨论的最大缺陷。三十年后仍然有不少人未能意识到这一区别，这是令人遗憾的。
三、为什么在中国，有了五四时期的启蒙，还会有1978年的启蒙？有了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还有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那么，未来是不是还会有新新启蒙，还会有第N次思想解放运动？
如果把启蒙、把思想解放，理解成否定一种错误的思想，确立一种正确的思想，那么，上面提到的事情就会发生。未来，我们还会有一次又一次的启蒙、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但正如郭罗基先生指出的那样："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是不断地从思想不自由到思想自由，冲决一切思想禁锢，不是打破一个思想禁锢再套上另一个新的思想禁锢。最终，造就一个思想自由的社会，不是为后人准备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继续解放思想'的思想不自由的社会。归根到底，思想解放运动就是自由化运动，未来一切的美好事物将在思想自由中生长出来。"
因此，归根到底，这其实就是争取言论自由的问题。
在1979年，郭罗基先生先后发表了《谁之罪？》和《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两篇文章，都是在讲言论自由问题。我认为它们的意义远在实践标准那一系列文章之上。
（文章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