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
3月2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与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联袂访华。有学者认为，除了说服中国参加4月的核安全峰会外，人民币升值成为双方磋商的重中之重。
按惯例，美国财政部将于4月中旬公布一份“汇率操纵国”的名单，这被外界视为中美下一轮较量的“交火点”。如果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美国可以名正言顺地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如在1992年到1994年，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加大了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中国汇率改革与参与国际市场均与此有关。
在3月2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访华的当天，美国商务部公布中国输美铜版纸“两反”案初裁，判定中国涉案企业存在被补贴事实，并决定征收4%～17%不等的反补贴关税。同时，美国商务部下属机构国际贸易局新闻发言人Tim Truman告诉记者：“我们正在考虑将人民币汇率操纵列入反补贴调查。”人民币坚持不升值，美国将想尽一切办法逼迫人民币事实上升值，如发起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增加来自中国产品的税收；更狠的招术是，直接将美国所核算的人民币低估比例折现，向中国产品征收“人民币补贴税”。这并非异想天开，2月25日，美国15名参议员联名发信，要求美国商务部将“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部分”视为补贴，并在铜版纸案中首先展开调查。
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以较低的货币价格促进国际贸易，是所有国家发展出口经济的必然选择。在人民币外汇储备不多、国内资产价格未高估之前，人民币在较大的区间内采取浮动政策，中国出口绝对不会发展得如此之快；反过来说，中国的资产价格也绝对不会高得如此离谱。如果在中国发展外向型出口之初，就允许人民币大幅波动，则中国产业完全可能走向内外需并重之路，而不会到今天进行如此艰难的改革。但时至今日，如果允许人民币大幅升值，则中国经济的发展成果可能如冰山般融化。
根本问题是，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已经被高估到离谱的程度，与房地产相伴随而生的，是大宗商品等价格的绝对高估。中国资产价格高估影响的是全球受中国因素左右的经济体。有报道称，全球铁矿石生产商向中国钢铁厂要求提价50%，但分析师认为远不止此，他们预估矿商将要求提价65%～70%。原因是中国对于铁矿石的渴求没有止境，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去年产出逼近全球粗钢产量的一半，铁矿石进口因此激增42%至6.28亿吨的纪录高点。
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的背面是国内通胀的急剧削减。让我们试想这样一幅图画，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20%，那么，国内企业的经营情况与效率将水落石出，出口企业即便依赖出口退税也无法生存。与此同时，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急剧下挫，银行里以房地产作抵押的贷款迅即变成坏账，于是，中国不得不向金融机构再次剥离坏账注资。只是，以往注资后可以通过上市解决资金，可以通过资本高估做大市值，难道让金融机构二次上市吗？即便金融机构的分支行都变成独立的子公司再次上市，但人民币汇率高高在上，人民币资产无法被系统性高估，上市都解决不了燃眉之急。
不仅银行，通过资产价格的系统性高估，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获得了转制的成本。一位亲历、导演上海纺织系统19年改革的先生告诉笔者，如果没有资本市场，如果没有屡次并购重组，如果没有国企的土地，国企改革没有源头活水，所谓的改革就是一句空话。而现在，国企重组处于第二次高峰期，离开高估的资产，难道让国企喝西北风？
经过2009年的天量放贷，资产高估可以用高悬于天来形容，政府正在小心翼翼地软着陆，此时人民币大幅升值，中国实体经济将从高空俯面朝下亲吻大地。
中庸的结果是人民币汇率重回2005年～2008年上半年，在较大的区间内浮动，把一批无法承受压力、只靠税收补贴的出口企业淘汰出局。
目前最好的办法是，人民币汇率基本维持不变，国内大力提高民众福利，建立基本保障体制，减少中小企业税收，以内部的调整与资金的重新配置压力取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为打赢未来的货币之战创造条件。这就意味着，国内的经济变革速度还要加快，再加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