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日前在一次内部座谈会谈话中有一段疑似怪论但诡意很深的表白：“对于那些留党察看的下台干部，只要他们对党忠心耿耿，就是党性强，就仍旧属于无产阶级先锋队，不管他们占有多少财富，他们仍旧是党的财富，就要重新使用他们。对于在反腐败斗争中下台的同志，要分清是延安还是西安，只要他们还忠于党，就是发生在延安的腐败，革命队伍中的腐败，而不是西安反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就要留出路，为他们创造条件，争取尽早重新使用”。
何以说是怪论？既然因贪腐被查被判，那就是罪犯，人民的敌人，岂可凭你胡言乱语一句话正在牢狱中的犯人立马恢复了名誉和公职，仍旧是“同志”、“干部”、“先锋队”，他们究竟算什么人，是人乎？是鬼乎？此怪之一也。
何以说是怪论？他们既然都是经过组织审查被下台、经过正式法律程序被治罪的贪官，岂可拿你亲自批准的党纪国法当儿戏，说抓就抓，说判就判，说放就放，三令五申从严治党的严肃性何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权威何在，究竟在你的治下是你大还是法大？制定了多如牛毛的“八不准”、“五严禁”和一部接一部的法律法规还管不管用？执不执行？难道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要建成的法制国家？此怪论之二也。
何以说是怪论？贪污就是贪污，腐败就是腐败，无论是在延安犯此罪还是西安犯此罪，无论是在中国犯此罪还是在外国犯此罪，无论在古代犯此罪还是当代犯此罪，其犯罪性质是一样的，只有根据当时当地当国而制定的量刑标准的差别，哪有什么延安、西安之分？哪有什么革命与反革命之别？哪有什么延安腐败和西安腐败这一说？你堂堂胡主席原来只有这等制造谬论怪谈的治国本事，若照旨而行流传下去岂不笑掉大牙而遗臭万年。此怪论之三也。
读者诸公，评论胡氏怪论是为了说明怪论不怪，故笔者在头一句话中称疑似怪论，问题就在这个“疑”字上，疑字才是胡氏要表明的内心世界和本质意图，所以说是诡意很深的表白。笔者相信胡氏在讲这番话之前一定是有众多智囊人物共同深思熟虑而成稿的，但为说清真正的用意，明知是“胡说”，不得己而“胡说”。甚是疑难。
疑难一，现在国内局势众判亲离，民怨四起，动荡不安，党的领导巳到了难以统一，难以控制，难以为继的亡党之地步，而随着反腐的深挖扩面，己由前几年揭露的单个人腐败发展到团伙性质的“窝案”腐败，由中下层“萝卜头”腐败上升到省、部级以上直至政局成员的腐败，由几千、几万、几十万、几百万“钱进”到几千万、几十个亿的腐败，如照此下去如何得了，最后全国的党组织十之有九都是铁证如山的贪腐组织，最后包括敬爱的“笑贫”同志、前任老大“贼民”同志以及我本人“胡闹”都成了腐败的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看来这平民愤做样子的反腐斗争得压压调子降降温，不能再这样胡闹了。但想是这样想，话却不能这样说，须像前辈那样换汤不换药的说，用延安与西安、革命腐败与反革命腐败下旨，对党的指示早己入头入脑的大臣小吏人等一定心领神会，将反腐既坚定不移又灵活应变的进行到底。疑难之一解也。
疑难二，反腐反下去的是贪官，其实他们个个是党的得力干将，是精英，是功臣。拿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来说，曾组织指挥“东星轮”千万港元大劫案、张子强特大暴力团伙案等重大刑事案件，屡屡为党立功，是获得一等功的功臣，优秀共产党员。还有那个“打黑英雄”文强，不也是战功赫赫而名噪全国的吗。就是原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虽说犯罪事实巨大，震惊朝野，但他抓上海的工作成绩却是不可否认的，中央对他是有定论的，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代表中央在上海市委常委会议上公开宣布过：“陈良宇同志主持上海市委市政府工作以来，上海的工作在原有基础上又有了新的进展，这些成绩的取得与陈良宇同志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中央认为陈良宇同志担负上海的工作是合适的、胜任的”。以上这些好同志不就是贪了几个财，玩了几个女人嘛。最近看了“郴州窝案”一百一十多名干部受处理判刑，其中贪腐三千万的市委书记李大伦愿意接受组织和法律的任何处理，唯一的要求是恳求组织保留他的党籍，这是对党多坚定的分子啊！所以对这批人不管名声多臭，贪财几何，只要心中有党，不忘党恩，就一律留出路，给政策，重新启用，让他们为党将功补过，再立新功。最近将死刑的大贪官一律改死缓，就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试想，如果反腐将一批又一批党的功臣统统打进十八层地狱，恐怕阎王爷那里也收留不下，再说谁会死心塌地为党卖命。如果把这批人争取回来，我们的队伍就会更加巩固和壮大，能量不会削弱只会更大。所以这是基于要创建中华世纪，统一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宏伟事业的战略需要，而非今日风明天雨，政策多变。疑难之二解也。
疑难三，国内的敌我友出现了新的变化，党和人民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原来的领导阶级一一工人阶级巳经从思想到经济地位都无法充当 “领导”的角色，原来的可靠同盟军一一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随着“农民工”这一新型阶层的迅速崛起也已经难以“同盟”，原来一直被批被贬的知识份子阶层成为国家科学发展的中坚力量，原来一直作为打击对像和敌人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现在叫中产阶级或称富人阶层，成为国家实物型经济发展的支柱力量。这些天翻地覆的变化，向我们党提出了一个困惑的问题，即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究竟依靠谁？团结谁？统战谁？打击谁？对国内有此四惑，对国外也有此四惑，这是需要以变应变急需明确和解决的。这个问题从理论和实践都解决了，我们提出的科学发展也好，和谐社会也好，以民为本也好，维护稳定也好，反腐倡廉也好，也就统统迎刃而解了。但无论怎么弄，有一个最根本一点最根本的关系，全党上下都要头脑清醒，坚志不移，即党始终是第一位，人民是第二位，党始终要摆在人民的前面，过去老讲工人阶级先锋队改为无产阶级先锋队，过去讲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不能再提，当然也不喊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只能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出来。疑难之三解也。
到此为止，就此搁笔，延安与西安的东西南北方向摸清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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