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了，千千万万远在他乡的游子不顾天远地隔和旅途辛苦，还是要选择回老家过年。中国人对“年”的痴迷，几乎可以与宗教虔诚相比拟，这种虔敬之 心，很大程度来源于中国人对家庭亲情的重视。“事亲孝父”观念流风余韵所及，使得中国人一到年关，就情不自禁想到要回老家看望父母、拜奠先人。
中国式过年的主要文化底蕴和价值内涵就是尽孝。回家过年是尽对家庭尤其是父母的责任，年复一年的过年仪式，又强化了这种责任，使之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文化无意识。
“孝”对中国人内心世界的影响，可谓大焉。不久前听一些研究儒教的朋友在一起谈论“孝”，他们就普遍认为“孝”最能体现传统儒家的宗教性关怀，是最有中国文明特色的一种伦理价值，而且还有着深刻的现代合理性。
这种讲法跟通常所说似乎不太一样。自中国“近代化”、“现代化”以来，对“孝”等伦理价值的批判一直不绝于耳，最著名的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礼教杀 人”。最近看到对“孝”等传统伦理诟病最有力的，则是一些经济学家。比如美国哈佛大学的金融专家陈志武，就提出“养儿防老”是一种不道德的传统，中国的孝 道使子女成为了父母实现自身生活保障的一种工具，而中国如大力发展金融业，则可使深受孝道之害的中国人解放出来，实现更多个性自由。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孝”被孔孟诸儒大力宣扬并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生生不息，实际上有其生成的社会背景。目前颇为活跃的儒家 论述者陈明先生，指出儒家的种种伦理观念、道德价值、礼节信条，其实都有一个适应当下生活即“用”的需求由来，“即用见体”是也。还原到中国古代农业社会 的生产生活样态，“孝”承担了至少两项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其中之一就是社会保障。农业社会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只能实行家庭养老，强调孝道就是督促子女负 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孝”既然与生活保障的经济需求有关，子女问题就不是一个简单生育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所以中国向来有“养儿防老”、“多子多 福”、“早栽秧子早打谷，早生儿子早享福”等说法。“孝”应该认为还体现了人的自然社会性。人是社会动物，这种社会性首先反映在家庭中，家庭是世俗中人的 最先也是最后情感归依，子女因此是父母老时给父母的最大精神慰藉。“孝为人之本”。这种价值设定不仅是社会生活的理性安排，也在于无法说清的宗教关怀。传 统中国孝道及其传承仪式具有宗教性，过年时到祖先坟头烧纸叩头的敬天法祖活动，就是表现。
儒家信条既然是“即用见体”，社会生活即“用”的变化，自然也会带来文化形态的变化。最近百余年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得中国逐渐成为“现代国 家”，形成高度发达的市场社会，人口流动也空前增加，这对“孝”等传统价值明显带来了冲击，传统“孝”道一些礼节仪式，在日常生活中已难以实践。同时，各 种社会保障制度体制的逐步建立，也使“孝”所承载的养老功能削弱，“孝”道内涵的社会经济性质有所淡化。然而，却还是不能武断地说，“孝”在今天可以弃如 敝屣。
原因很大程度在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并不能完全解决养老问题。欧洲和日本在进入“现代社会”后，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极大提高了个人自由，但这 一套制度体系近年来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大幅度提高而面临危机，“社会养老”的风险正在呈现，这不是通过发展金融业等新的经济工具就能解决的。中国如今工 业化尚未完成，还没有成为“富裕国家”，人口老龄化却已扑面而来。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日前就指出，我国正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老年人 口由年均增加311万人发展到年均增加800万人。这样迅速扩展的老龄化进程，绝不是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完全应付的。中国今后能不能建立起西方国家 那样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是一个问题。在此情况下，不发挥家庭养老的传统功能来作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补充，对中国来说可能将会遭遇一场人道主义灾难，特别 对农村老人来说更是如此。
另外，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就有缺陷，只偏重于从经济上解决养老问题，而没有顾及老龄人的精神需要，而现在许多空巢家庭中老人的精神孤独感，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研究表明，85%以上的老年人有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愿意选择在养老院等养老机构养老的只占6%—8%。
中国人仍要重视“孝”，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理念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用”即社会生活需求的问题。陈志武先生认为中国要实现人性自由就要丢掉“孝”等 儒家价值，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决定论，即认为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种种落后，都与中国精神层面的文化有关。殊不知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初，如美国史家麦尼尔所 说，传统基督教的禁欲观念，对商业理性同样极尽排斥之能事。但西方人是否在社会生活改变即进入现代工商业社会后，就把基督教随手丢掉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