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蔚县矿难四名中央媒体记者索封口费

发表：2010-02-02 01:32

2008年7月14日，河北省蔚县李家洼煤矿发生特大矿难，地方官员用260多万元封住哪些记者的嘴？最近的一份调查发现，矿难后，地方首先想的是如何应付记者，至少有4名中央级媒体记者被封口。目前十余名收取封口费的记者已获刑。当地人透露，瞒报不成功是偶然成功瞒报才是常态。所谓瞒报其实就是一级级官员之间和官员与记者之间掩耳盗铃般的游戏。

矿主共支付260多万元收买记者

据中国青年报2月1日报道，坍塌的墙体，散落的煤渣，被一大堆砖头、瓦砾掩埋的矿井……曾经震惊全国的“7·14矿难”发生地——河北省蔚县李家洼煤矿如今已是一片废墟。

但对于在此次矿难中死去或失踪的35名矿工的家属来说，悲痛不会就这样轻易被掩盖，主导瞒报矿难的当地相关领导的责任不能被掩盖，矿难发生后记者成群结队地索要封口费的丑闻更不能被掩盖。

1 月20日，当地一名长期关注此事的人说：“相关官员都被追责了，多数案件也判了，但为什么不追究那些索要封口费的记者的责任呢？甚至连哪些人收了封口费的名单也不公布？”此前的国务院相关批复认定，为瞒报事故，矿主共支付260多万元用于收买记者。初步查明，10名记者涉嫌犯罪。

在李家洼矿难发生近18个月后，依据检察机关的相关调查笔录和中国青年报记者的调查，一条当地官员热衷瞒报，包括数家中央级媒体在内的记者索要封口费的黑色利益链被逐步掀开。

2010 年1月9日，河北省政府通报了蔚县李家洼煤矿“7·14矿难”瞒报事故查处情况，目前已有48名事故责任人被移送至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蔚县原县委书记李宏兴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原县长祁建华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张家口市、蔚县18名相关责任人受到政纪处分，其中蔚县县委宣传部原部长、原副部长、新闻科原副科长等被开除公职。

矿难后首先想的是如何应付记者

2008年7月14日下午，蔚县分管安全生产的王凤忠副县长召集相关部门开煤矿“双停”工作会，主要议题是关停小煤矿。直到过了下班时间，会议还在继续。

下午6点30分左右，王凤忠接到蔚县煤炭局局长平川打来电话，平川告诉他“李家洼煤矿出事儿了”。王凤忠急忙询问具体情况和出事原因，但平川表示自己也不十分清楚。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李家洼矿确有自己的救护队，但只有七八个人，氧气筒也不够用，只能轮番背着下去。矿难发生后，这支简朴的救援队一直抢救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抢救结束后，34具遗体被抬出矿井。

矿主李成奎速战速决，当晚便对遇难者家属进行了少则30多万元，多则90余万元的赔偿。

据检察机关的笔录显示，祁和王当时曾请示李宏兴是否上报，李宏兴的答覆是，“现在还没有搞清具体情况怎么上报？”同时，他还叮嘱两人，“要注意应对新闻媒体记者报导，不要引来外国媒体，现在是奥运安保的关键时期，引来外国媒体不得了。”

三人商议后，李宏兴让王凤忠负责调查矿难情况和应对新闻媒体记者的采访。

假调查与真封口同时进行

2008年7月16日上午，王凤忠找到李宏兴，建议县里对矿难进行调查，否则一旦上级部门查下来县里就会很被动。李宏兴对这一建议表示同意。

王凤忠说，他确实进行了“调查”，但“调查”的对象不是发生矿难的李家洼煤矿，而是到另外一个煤矿进行了假调查。笔录显示，王凤忠带人去了另外一个已关闭的煤矿，在这个平安无事的矿上进行了录像，并对李成奎做了笔录，同时也找了附近的两个村民做了两份笔录。

在对矿难进行假调查的同时，为应付记者而采取的措施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在李宏兴安排王凤忠负责应付记者采访后的第二天，王凤忠就找到李宏兴，称他一个人应付媒体恐怕应付不过来。李宏兴又指派蔚县宣传部部长余德洪负责应付新闻媒体记者。

当余德洪向李宏兴请示，如果有记者前来采访如何应付时，李宏兴答覆：“记者的事儿要不惜一切代价压住”。

“谁出事儿谁出钱，财政不能出钱”

如何应付记者采访的摊子刚刚铺好，各路消息灵通的记者就来了。余德洪称，7月20日后，记者们开始源源不断地来到蔚县，他们并不采访，而是以各种名义索要钱财。

这架势让高占俊一时难以招架。高占俊将情况向余德洪反映，余德洪让高占俊向副县长王凤忠反映，而王凤忠又让高占俊去找南留庄镇协调解决。

这期间，余德洪向李宏兴汇报称有大量记者前来“采访”，李宏兴回应：“不要怕，奥运安保是天大的事儿，要大胆处理。”按余德洪的理解，“大胆处理”就是“满足记者提出的各种要求。”

矿主李成奎称，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出钱，“当时镇里和县委宣传部的人都住在蔚县京西宾馆，每次我都是把钱送到宾馆。”

至少4名中央媒体记者索取封口费

有知情人士透露，在被封口的记者中，有能量的“大鱼”在积极“活动”后顺利逃脱，而十多个“小鱼”则被法院作出有罪判决。

前来索要钱财的大多为小报小刊记者，有些还是常来蔚县“采访”的熟面孔，但在前来“采访”的记者队伍中，至少有4家中央级媒体的记者。

相比小报小刊的记者，这些顶着“中”字头媒体的记者分外难于应对。余德洪称，“有的去北京三四次才解决”。

此外，余德洪的笔录显示，李家洼矿难发生后，××电视台×套、××数字电视台、《农民日报》、《中国产经新闻报》等中央级媒体的记者曾前来采访，高占俊曾就此事专门向其汇报，原因是“要价特别高”。情急之下，南留庄镇镇长高峰甚至向《中国产经新闻报》的一名记者下跪。

瞒报不成功是偶然成功瞒报才是常态

从李家洼矿难发生到国务院调查组成立，事故一瞒就是80多天。

曾长期在蔚县政府部门工作的张正（化名）说，“这次瞒报不成功是偶然，成功瞒报才是常态，而且主导瞒报的往往不是矿主而是当地政府。”

“矿主想瞒，地方官员更想瞒。”张正认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官位，而且有些官员可能还在其中占有股份。”

当地一位知情人认为，由于舍得花钱，蔚县方面对“7·14”矿难的瞒报工作做得已相当到位，若不是矿主李成奎得罪了一个原投资伙伴，而这个知情人又“死缠烂打”地一级级举报，矿难很有可能就被瞒下来了。

2010年1月20日，蔚县县委宣传部新闻科一名工作人员在谈及矿难瞒报时不愿多发表看法，只是一味感叹，“这次是我们倒霉。”

瞒报矿难需要打通多个环节，关键是瞒住相关官员和记者。据调查，在打点矿难上，当地很舍得花钱，不仅能封住记者的口，甚至还能让记者写出假稿。所谓瞒报其实就是一级级官员之间和官员与记者之间掩耳盗铃般的游戏。

来源:据中国青年报2月1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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