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是我的光荣！"说出这句名言的，是国民党已故"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于右老，从出生到亡故，八十六年间，始终与贫穷为伴。弱冠之年，于右任参加岁试，考得第一。考官叶尔恺看完陕西全省考生的卷子，给于右任的评语是"西北奇才"。但这位西北才子的家里，竟然穷得连盐都买不起。八十六岁，于右老于台北寿终，他的最后官职是"监察院长"，有关方面清理他保险柜遗物时发觉，里头只存有几张借条，总计积欠副官三万余元台币债务。于右任晚年告诉友人，牙疼的厉害，想去拔牙，可是担心付不出拔牙医药费，只好忍痛将就。尽管于右任两袖清风，如果我们纵览其丰富多彩，跌宕起伏，充满戏剧张力的一生，足可憬悟于右任其实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于右任，陕西泾阳斗口村人，生于公元一八七九年。三岁那年，母亲赵氏因忧心家贫，悒郁以终。于右任的父亲到四川做当铺学徒，无力抚养孩子，于右任被送到伯母房氏家中代为抚养，家乡自从回捻战乱之后，农田荒废，乡亲们多半兼营畜牧。
六、七岁光景，于右任见表兄养了一只跛脚羊，生下小羊，于右任吵着伯母也要一只跛羊，伯母只好花三百钱买下一只跛羊。冬天，调皮的于右任瞒着伯母，跟随几个放羊的孩子一块到野地里牧羊，忽然来了三只野狼，羊群和放羊的孩子们见状，吓得一哄而散，两只跛脚羊逃跑不及，被狼群拖走啃食。于右任当时在靠东边的坟地低头掘红根，未发觉狼只来袭。一只狼见到孩童于右任，正要从西边坟地袭击他，危急瞬间，幸而杨姓村民途经该地，连忙拿起镰刀，趋前驱赶野狼，拉着于右任赶紧往于家奔去。伯母在家里听到邻人惊叫，野狼偷袭羊群，于右任差点成为野狼盘中餐，吓得双腿发软，走路都走不稳了。
经此事件，舅父忧心于右任终日与羊群为伍，非长久之计。七岁那年，舅父送他到村中马王庙的学塾里，启蒙上学。家里贫穷，连买盐的钱都凑不出来。学塾课余，于右任到制作鞭炮的乡间作坊作短工，贴补家用。不久，炮房失火，经济来源更为困窘。天性聪颖的于右任，勤勉向学，幸能不为贫穷所困。二十岁那年，参加陕西全省考试，学使叶尔恺评价于右任是"西北奇才"，给他第一名，补廪膳生。叶尔恺特意召见于右任，送他一本《出使四国日记》，于氏读后渐知国际大势。
庚子拳乱引发八国联军侵略，慈禧太后避难陕西，于右任本拟上书陕西巡抚岑春萱，请岑亲手杀死西太后，被同学力阻。二十六岁，于右任赴河南开封参加礼部考试，因为他在《半哭半笑楼诗集》中有一句"革命方能不自囚"的诗句，被家乡三原县令密告陕甘总督，称于右任是革命党人，于氏举人身份因被革去，并遭清廷通缉。
一九０五年，于氏为筹办《神州日报》，到日本考察，同乡康心孚（1884~1917，名宝忠，中国知名的社会学家）引介之下，他会见了孙中山先生。据于右任事后告诉亲友，会见孙先生那几天，为避清廷耳目，分外小心神秘。某夜，康心孚带领于右任走进一间秘密的小房子里，屋里只点了一根蜡烛，在黝暗的光线下，孙中山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于氏深为折服。在孙中山面前，于右任签下一份加入同盟会的盟誓，成为真正的革命党人。为了宣扬革命理念，他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启发国人新思潮，卓著贡献。
一九一八年，于右任主持陕西靖国军，和南方护法运动相呼应。一九二二年，创办上海大学。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改组，于氏被推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同年，靖国军旧部胡景翼、岳维峻等人率领国民二军反直成功，电请于右任到北京督导，并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先生病逝于北京旅次。于氏在北京协助料理丧事。一九二六年三月，国民二军与奉军交战失利，陕西危急，在此同时，国民党亦自广东北伐。于右任在上海搭船前往苏俄，途经库伦，在五原誓师，国民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先解长安之围，再与北伐军会师郑州。
北伐成功，于右任历任国府委员、"审计院"院长、"监察院"战区巡察使、"监察院"院长。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实施"宪法"，于氏当选第一任"监察院"院长，这个职务，也是于氏后半生最主要的官职。
自幼贫穷的于右任，担任"监察院"院长后，仍然不敢乱花一分钱公帑。抗战时期某日，于右任带着四位"监察院"同仁，撤退经过安徽祁门县，县长见来人是"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预备招待于右任吃饭住店，于右任告诉这位县长说："我只有一件事情请您办一办！"县长问是何事，于说："我们这一路上看见许多桥梁都损坏了，希望发动民工修理好。把桥修理好，比请我们吃饭好多了。"
于氏具备知识分子率真性格者，他的妙事趣闻多不胜数。
于先生是国民党内美髯公，蓄有一付飘逸的长胡子。据说，于右任为了保护胡子，每晚临睡前，必定把胡子梳理齐顺，再用一只布套装好，挂在胸前，以免睡觉得翻身，把胡子压坏了。某日与朋友聚会聊天，朋友问于右任："您晚上睡觉时，胡子是放在被子里或是被子外面？"于右任从来不曾留意过这问题，猛然被这么一问，一时为之语塞。
第二天，于右任碰到那位朋友，抱怨昨天晚上没睡好。原来，朋友的提问，让他终夜辗转反侧，不知究竟该把胡子放被子外面，或者放被子里面，翻来覆去好久都不能入睡。等他一觉醒来，也忘了睡着之前胡子最后是放被子外面或是被子里面了。
于右任是民国时期知名书法家，友人请教他写毛笔字的妙方。于右任告诉朋友，因为他是陕西人，那里是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发祥地，经常可见古代诸多书法名家的石碑真迹。于氏对汉魏碑造诣极深，自从他见过"广武将军碑"之后，他的书法风格为之一变，开始写草书。到了台湾之后，有一次从办公室下班途中，他的座车经过台北市和平东路某家商店门口，这家商店的招牌署名写着"右任"两字，于先生心想，他从未为这家商店题过字，这字明明是伪冒他的名义写的。他立刻吩咐司机停车，店主人一看是于右任，吃了一惊，于先生说："你这招牌的字是假的，你取下来，我跟你写一幅真的。"店主人既感动又惭愧。
台湾时期，某年冬月某日，于右任正在家里看书。他习惯在家里客厅生一盆炭火，搁在炭火盆上煮一壶茶，边看书，边烤火，喝喝茶，好不惬意。正读书读得入神，蒋介石突然来到台北青田街公寓，探望于右任。于氏起身相迎，两人礼让落座之后，开心聊天。蒋介石见客厅烧着炭盆，担心炭气可能有损老人健康，提议于右任何不换两只大电炉。于右任连声说：不行！不行！电炉用电太贵。蒋介石当下交代随从人员：以后于院长家里电费由"总统府"支付。
蒋介石刚走不到半小时，两只大电炉已经派人送到于府。这事被新闻记者知悉，想披露报端，于右任连忙制止：这不能报导，"政府"当中的元老不少，"总统"如果每个元老送一只电炉，这要花太多公家钱，不好发表！不好发表！
于右老晚年经济情况欠佳，偏偏身体健康也走下坡了，小毛病不断，尤其常犯牙疼。有一次，右老牙疼得厉害，与朋友询及哪一位牙医最高明？朋友告诉右老，台湾省"财政厅长"周宏涛的夫人拔牙医术不错，于右任连忙问朋友，拔一颗牙多少钱？友人说，拔一颗牙三百元台币，于右老苦笑着摇摇头，太贵了！不要拔了。
还有一回，老人家喉咙发炎，他又问朋友，平常给他看喉咙的医生出国去了，有哪个医师比较好？朋友告诉他，许渭清大夫医术很高明，但医药费比公立医院贵些。于右任又摇摇头说，算了！不看了。
于右任年轻时贫穷，是因为家世缘故，年长之后贫穷，则是他一介不取，视钱财如粪土，而且总把私财大方济助亲友，对部属更是从不苛待。就以他担任院长期间的"特支费"来说，他是一分钱都不带回家里的。每逢月底，他经常问"监察院"秘书长："我的特支费还有多少？"当他知道"特支费"尚有剩余，就拿起毛笔起草请客名单，把节余的"特支费"请同仁和公务上的朋友，到馆子里吃一顿。他从不把一块钱"特支费"留为私用。"特支费"不够用，他还拿自己薪水贴补。
于右任晚年财务状况窘迫，尤其到了空前艰困的情况。于右任在他的日记上透露："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年）二月四日，春节将近，用费太大，将如之何？""二月十四日，近来费用太高，将如之何？""四月二十一日，开支太大，如何能继？""五月二十七日，我的钱已用干……"
据服侍于右任三十多年的老副官表示，于"院长"每月收入约新台币五千元，自己的费用之外，有时候还要接济朋友，所以常常入不敷出，捉襟见肘，遇有急需用钱时，就找身边的副官调度支借。到于右任去世之日，还欠副官三万余元未偿之债。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二日，于右任在这一天的日记本上，写下这么一段话："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在这段话的下方，于右任署名"右"字，而且还加注一句话"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接下去，于右任又写："远远是何乡，是我之故乡，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不得大陆不能回乡。大陆乎？何日光复？"
越十日，于右任又在日记本上以他惯用的草书写下："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两天后，于右任在日记本上写下一首歌，旁注："天明作此歌"。这首歌的歌词，正是海峡两岸同胞日后脍炙人口的"于右任遗歌"，歌曰：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祇有痛哭！葬我于高上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一九六三年春节过后，于右任本想去金门，意在眺望大陆，但要命的牙疼，迫使他取消了金门之行。他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的日记上写道："牙自相摩，难受，东西不能吃。以牙的事寻医生，皆无法解释。"牙齿不行之后，于右任健康情况每下愈况。
友人在回忆文章中述及于右老最后岁月，说他晚年时常一个人坐在客厅打盹，有时手中的书因为打盹而掉落地板，老人尚浑然不觉。
一九六四年八月，于右任脚肿加剧，起坐皆需人扶持，八月十二日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九月十八日，陷入昏迷状态。十一月十日，于右任以肝硬化并发症，病逝于台北荣总。蒋介石在褒扬令上说他"德行醇厚，器量宏深。早与同盟，鼓吹革命。危身奋笔，风动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