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节明：中共政权为什么不可能长寿？

作者：曾节明发表：2010-01-16 03:22

文章摘要: 由“六四”事件可以看出，中共政权的内斗与社会危机互为因果：社会危机会引发中共激烈内斗，而内斗导致政权失控，反过来助长社会危机。不久的将来，全面的社会危机一定会引发中共高层公开分裂，而中共高层公开分裂，一定会导致中共政权瓦解。

一个政权是否长寿，有不同的标准。我所指的“长寿”，是指象许多中国传统王朝一样，存在百年以上。　　

因为中共政权的恶毒和狡诈，有人认为中共政权会象满清政权一样延续两百多年，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满清政权所拥有的、有利于其长期存在的条件，中共政权几乎都不具备：

其一，满清统治者汲取了蒙古征服者的教训，尊奉儒家理学为意识形态正统，大力迎合官本位等中国文化糟粕，因此获取了维持其统治的精神文化力量——即“软力量”，而软力量是维持政权长期存在的主要支撑力。

而中共政权“合法性”所系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早已崩溃、邓小平抛出的“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也随着现行横暴无比的强拆截访，威信扫地、臭不可闻；既没有灵魂、也没有信誉的中共政权，现在完全靠封锁信息和赤裸裸的暴力压制维持其存在。而政治学的规律是：一个单纯靠压制维持的政权是不可能长久的，中国历史上的秦朝和元朝就是典型的例子。

其二，满清政权虽然厉行种族压迫，但同时它又沿袭了中国王朝的科举制度，这使得底层读书人有机会跻身上层；满清雍正帝又“发明”捐官制度，有钱人能够花钱买官做，这虽然滋生腐败、助长官本位糟粕文化，但却拓宽了社会下层向上层流动的渠道，扩大了政权的基础。这也是清朝特别“擅长”镇压各种农民起义的原因。

1989年前的中共政权，曾经有一套保障社会阶层流动的干部提拔制度，它曾经有效地保障了社会下层向上层流动，稳定了政权的基础；但如今，由于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崛起，中共的干部提拔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各级官职基本上被“太子党”和各级官僚的子女、亲信占据和操控，今天，平民出身的中共党徒，哪怕再聪明肯干，熬到退休之前也很难混得进省厅一级，更遑论“荣入”中南海。在中共治下，社会阶层流动已基本被堵死。

中共政权的这种“血统论”异变，必然导致知识分子和平民精英群体离心离德，统治基础急剧流失。官本位传统根深蒂固且没有贵族传统的中国社会，决不可能容忍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政权，施行“红色贵族”血统统治。

其三，虽然同样大搞愚民统治、大兴文字狱，满清长期拥有一个绝佳的“国际环境”。满清入关征服后两百年间，西方世界没有足够的实力影响中国，那时也没有足够的资讯科技，可以让西方的文化影响中国。因此，1840年之前，满清政权可以关起门来愚弄老百姓、杀戮敢言知识分子，并且收到奇效；满清可以用闭关锁国的方式，把欧洲的欧洲的工业产品、连同启蒙思潮同一道，阻挡在国门外。

中共却远没有这样好的国际环境以维持其专制统治。当今世界，普世价值深入人心，专制独裁政权渐趋式微、日暮途穷， “苏东变天”之后，中共流氓政权陷入自由世界的的道义包围当中，维系政权的软力量加速沦丧。现代资讯科技的进步，令信息封锁大打折扣，尤其互联网普及，令专制愚民的“长城”处于全面瓦解的进程中。如今中共抓住即将消褪的经济泡沫繁荣，以为“合法性”的最后稻草，还在大吹特吹，愚民欺世，但是正如“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何况还是幻景和海市蜃楼），中共政权的全面危机，很快就会随着泡沫的破灭而到来。

另一方面，中共又不敢象朝鲜那样不要发展地闭关锁国。因为现代的世界，是一个交流共享的世界，闭关锁国必然导致停滞和衰弱，这同样会造成政权崩溃。毛共闭关锁国十多年，就把共产党折腾至崩溃的边缘；朝鲜穷得没饭吃可以由中共来扶持，中国没饭吃谁来扶？谁能扶得住？而只要不能闭关锁国，中共的愚民政策就难竞长久之功。

其四，满清政权拥有稳固最高权力交接班制度，即皇权世袭制度。王朝的子承父位，虽然同样是权力私相授受，但它符合中国传统、符合儒家意识形态，因此它在宪政民智未开的中国社会里，有着强大的“合法性”；并且它也有一套成文的规则，如：兄死无子，由弟继之，弟死，由弟之子继之...满清雍正帝还发明了秘密立储制度，它能够更大程度地弥补之前中国王朝嫡长制度缺陷——兄长无能，而弟弟有能，以尽可能地选拔较有才干的继承者。如果满清延续多尔衮时代残酷内斗的局面，必然早已退出关外；自雍正开始，满清稳固且精明的最高权力交接班制度，有效地消解了内斗的折寿因素。

而中共政权至今却未能形成任何成文的、有权威的最高权力交接班制度。原先由一把手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早已随着毛泽东、邓小平等政治强人的离世而无法再用，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虽然搞出按年龄划线——“七十岁退休”、“七上八下”等不成文规矩，但这些规矩，因为江泽民带头违反，“退而不休”而权威扫地；如今连江泽民都不如的胡锦涛，也在紧锣密鼓地搞小动作，企图在“十八大”后仿效江泽民“退而不休”、幕后干政的做法，江泽民、胡锦涛等人没有权威，却竭力仿效邓小平“垂帘听政”，导致人心强烈不服、且损害了新统治者的权力、压制了新统治集团的上升空间，这必然引发严重的政治混乱和激烈的内斗。

由“六四”事件可以看出，中共政权的内斗与社会危机互为因果：社会危机会引发中共激烈内斗，而内斗导致政权失控，反过来助长社会危机。不久的将来，全面的社会危机一定会引发中共高层公开分裂，而中共高层公开分裂，一定会导致中共政权瓦解。

曾庆红等有的中共权贵，看出无规则的危险性，用心良苦地想为政权建立一套游戏规则，但这不过是枉费心思；因为在党专制的黑箱作业中，既没有信用，也没有底线，政治道德标准是什么？妥协者的利益保障靠什么？制衡和监督的力量在哪里？

其五，满清江山底定后，并未再大规模实施抢掠私产的暴政；儒家道统所维系的满清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尊重私产的社会——私有田产、房屋、产业一般不会受到官府的侵害；在满清社会，只要不问政治，士农工商基本上可以过人格独立的生活。

而中共政权在六十年前大搞“共产”运动，全国性地抢劫私产，从本世纪初开始，在中央的鼓励和刺激下，中共各级政权又发起了一场愈演愈烈的强迫拆迁、强迫征地的抢劫私产运动，这实在是一个将亿万民众逼成敌人的愚蠢暴政，因为强迫拆迁、强迫征地的暴政，已经越过了中国老百姓的容忍底线：

与八十年代末不同，如今的中国民众鲜有人愿为自由民主献身，但为了自身的利益，却可以拼命。以前，中国老百姓只要不问政治，尚可以过安稳的生活，现在不管你问不问政治，都有可能惨遭中共政权（强迫拆迁、强迫征地）的迫害；对中国人来说，这样的暴政实在“是可忍孰不可忍”！

中共政权强迫拆迁、强迫征地的暴政，正把把文弱的人变得勇武、把迷糊的人变得醒悟、把老弱妇女变成勇敢的斗士...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房产和田产，必与中共殊死搏斗、前赴后继、战斗到底。亿万经济上的受害者，他们在求告无门的惨境中终于看清了中共的狞狰面目，成为反共人士；可以说，厉行强迫拆迁、强迫征地的中共官僚及其奸商盟友，其对民众的启蒙作用，远胜过民运和法轮功百倍。

温家宝看出了强拆、强征暴政的危险性，慌忙召集会议，筹备修改《城市拆迁条例》；殊不知，中共中央现在就是靠这一伙厉行强拆、强征既得利益集团在支撑，靠枪杆子绑架全国、强奸十三亿民意中共中央，本身就是最大、罪凶恶的强拆、强征既得利益集团！殊不知，强拆、强征问题根本不是法律制度不健全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根本无能保障私产的问题，比如，许多有房产证的房子，还不照样让强拆队的铲车铲掉了？有房产证又怎么样？难道中共国的法律允许这样铲掉老百姓的私房？

在既没有司法独立，也没有新闻自由的社会里，纵使出台再漂亮的《城市拆迁条例》，也如同无用的《物权法》一样，最多顶个屁用！

现在就可以断言：坚持党专制的中共统治集团，没有可能停止自掘坟墓的强拆、强征暴政。

综上可以看出：中共政权绝无可能象满清那样长寿，它一定会在七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因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引发高层分裂而崩溃。

曾节明　于元月八日下午于泰国家中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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