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地铁的上班族
中国大学生就业率一直是谜一样的数据，尽管它与国家秘密毫无关涉。新上任的教育部长袁贵仁在十一月下旬召开的二○○九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上，强调明年的严峻形势，并公布：“截至今年九月一日，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是百分之七十四，和二○○八年基本持平。”
新部长重复着前任的谎言！此前八个多月，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等五人通过调研得到的预测数据为百分之三十六。本来经济下行状况未见实质好转，怎么会出现八个月里大学生就业率提升一倍还多的情况呢？教育部大幅度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与“被就业”一词的流行形成了显明的对比。
数量：仅仅北京的十万吗？
体制内学者搞的专项调查报告称：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唐家岭与小月河等处，住着约十万之众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年龄集中二十二至二十九岁之间，月平均收入低于两千元，主要从事保险推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进一步的情况则是：这些人大多是高频率地变化工作，有的处于半失业状态；为了节省住宿开支，不得不数人合租房屋，甚至男女合住。他们这个年龄段正是性需求旺盛期，但是性行为的环境极差，有时一帘之隔就是两对情侣各行其事。
上指的“十万之众”由于居住拥挤，每天忙碌但收入畸低，被调查者称为“蚁族”。
“蚁族”认为北京机会多，因此才到这里聚集，但是“十万之众”的说法严重低估了低收入大学生群体的人数。二○○九年毕业的大学生能够得到相对稳定工作的只有三百万人，陷入“蚁族”状态至少有五百万人。较为严谨的观点认为：如果将“北京机会多”这样的因素扩展，即全国一线城市均纳入考虑范围，“蚁族”人数不少于六百万；如果再将“群居”因素放松，那么以低收入、半失业常发生为指标来看，全国“蚁族”至少有七百万人。
形成“蚁族”低收入现状固然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有关，但是，教育质量畸低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因此就出现了电子信息专业学生当“店小二”、旅游服务专业学生“卖保险”等现象。简单地说：学无所用、用不对口，是“蚁族”最显著特征之一。
身份：为什么都是平民子弟？
“蚁族”群体另外两个显著特征是：其一，绝大多数是教育部确定的二十一世纪一百所重点建设大学（称为“二一一工程”）之外的毕业生，即常谓的杂牌大学出来的学生；其二，绝大多数是县城居民及农村家庭的孩子，而且农村孩子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简单地说：他们都是平民子弟。平民子弟身份与各层权贵子弟在就业机会方面的天壤之别，让“蚁族”倍感社会不公带来的屈辱。比如，“线上招工”无一例外地拒绝非家属子弟参加考试。
所谓线上招工，是指实行垂直管理的机构，比如国有银行与邮政、电信、保险等。这类的单位为了解决本系统职工子弟就业，每年都要考试招进一批大学毕业生。其竞争程度非常之激烈，大体上是五十选一的比例。即便激烈，非本系统子弟也无缘参加。
一位农民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在给同学当枪手考完计算机科目后说：“什么时候回家种地实行考试上岗了，我就有希望了。恐怕那得等到共产党下台十年之后。所以，现在再苦也好好地活着，一天挣二十块钱的活儿我也干。与共产党比，我有年龄优势嘛！”平时，他在县城里跑信息，比如给装修门市派出的三五人小包工组联系最便宜的瓷砖。他公开称：“自己不找女朋友，养不起。如果实在憋得难受了，就去全县最高档的洗浴中心当两天鸭子。”他还说，那不是丢人的事儿，也是凭身体换钱的出路之一。
疑虑：三年之后要闹事？
对于“蚁族”现象背后的社会不公，体制内学者们忧心忡忡，搞出了不少研究报告，提醒当局重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丁宁宁与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对相关研究报告作出评价时说：“关注他们就是关注中国未来，他们很大程度决定了中国未来的走向。”正面看，此话很负责任。但从另一个侧面看，则表明体制内学者十分担心“蚁族”将成为推翻党国统治的造反力量。以研究“蚁族”问题而出名、该概念的发明者、社科院学者廉思在公开发表的谈话中，希望当局在三年内解决“蚁族”问题，包括他们工作、住房、社会保障诸方面的要求。
今后三年，确实是“蚁族”群体的高危期，因为一方面陆续毕业的大学生正在增大这个群体的规模，另一方面他们对关乎公共事件的发言越来越激进，网络声讨、人肉搜索、发起签名成为他们最常用的反抗手段。 “何时走上街头”正成为一个低概率但又无法预防的社会问题。还有一个隐形因素在刺激“走上街头”因素往高处积聚，那就是“蚁族”群体里正在增加“新阶层”。一些研究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以及中途放弃学业的研究生，作为高端分子加入了这个群体。北京理工大学的博士生修良章忿而退学释放出了这种信号。修良章事件表明：再高的学历到头来也是个“拼爹游戏”，尽管不是百分之百如此，但它总是最重要因素之一。
所谓“拼爹游戏”，是指父亲有权势或有财力的人在同等学历与能力的条件下，总会胜地过无此资源的人。
“蚁族”有力量扭转乾坤？
与绝大多数“蚁族”一样，北京理工博士生修良章的父母都是农民。换言之，身份信息正成为社会不公状况的放大器。这样的社会状况不出现大规模的骚乱才是一件怪事，但是，社会不公源自政治制度设置的种种无形障碍。且不说权贵子弟的就业、升职方面的优先性，仅看上述只招本系统子弟的银行考试，就能测知问题严重性。
“中国社会需要重新公平”已经不是异议精英的挑战性主张，而是底层社会的普遍性诉求。作为一个农民大国，不管城市化进程有多快，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不均的政策设计确实扭曲整个社会。 “中国需要新的农民革命”──具有父辈无法比拟的知识优势的农民后代、“蚁族”群体或许无意间将成为下一次革命的领头人，至少是爆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