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论时局时，免不了将权力舞台上的角色分成保守派、改革派。有这两派自然就有介于这中间的一派，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有不同的方针、路线、政策，此消彼长，起起落落，几个回合的较量，各有进退，直到一九八九年，改革派全军覆没，从此权力舞台上变得干净利落，至少表面上已没有分歧，没有争论，没有不同的路向选择，大家都在一条船上，要么同舟共济，共存共荣，要么一起沉船，葬身鱼腹。
利益成为唯一的圣经
掌权者的面目渐渐模糊，一夜之间，再也没有人是保守派，当然更没有人是改革派，所有人都赞同改革，所有人对改革都充满恐惧，改革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时，说几句改革的好话，改革不利于自己的利益，编一套似是而非的言辞浑水摸鱼，改革的旗号再也不鲜明，如同保守的旗号偃旗息鼓一般，没有人承认自己是保守派。利益成为唯一的圣经，每人都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作为是非标准，天下熙熙，都为利来，天下攘攘，都为利往。权力舞台上演的一出出都是赤裸裸逐利的戏剧，如果不是奔着利而来，讲什么抓不住、摸不着的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讲什么人民幸福、社会进步，讲什么风骨、尊严、名誉，反而让人家猜测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动机、企图，注定要落个不幸的下场，赵紫阳就是一个活的例子。
权力的唯一功能就是捞取世俗人间的利益，这是务实的选择。到此为止，古人讲的礼仪廉耻显得多么可笑，理想主义被实用主义轻巧地取代，整个统治从此只要围绕着利益最大化的轴心按惯性转动就是了，这是一个不需要英雄，也产生不了英雄的时代，这是一个庸人主导、以平庸为美、按利禄之徒意志行事的时代。所有残存的理想都被边缘化，权力舞台上的一张张面孔都是那么机械，权力舞台上的任何举措都不会有意外，一切都是已经公布了答案的猜谜游戏，每一次粉墨登场充其量都不过是一次化装舞会。没有人坚持什么原则，没有人追求什么目标，吃好、喝好、玩好，美女，金钱，脑满肠肥就是好，连心肝都变得多余，只要拥有那些具备享乐功能的器官就够了。
我曾将这个时代命名为"本能时代"，本能至上，上行下效，看看一级一级的贪官污吏那些嘴脸就知道了，他们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私利，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本能的需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长期以来都是个贬义词，现在也终于在官民内心深处平了反。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对贪官的那种恨正在渐渐消失，日复一日，很多人开始认同贪官的选择，对于那些因各不相同的原因倒霉的贪官，人们的同情、羡慕远多于不齿和痛恨，因为谁都知道与那些更大的贪官、真正的超级巨贪相比，他们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后者是不可能倒霉的。连老虎、苍蝇之说都已销声匿迹，时不时地喊几句反腐败的口号，也是权力正常运作的需要，拍苍蝇诚然是免不了的，苍蝇也不必委屈，怪只怪自己运气不好，喝凉水塞了牙缝，怪只怪自己的后台不够大、扮演的角色太次要。不过不要紧，老苍蝇被拍住了，新苍蝇会前赴后继，踏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进。
安子文谈自由民主人权法治
十七、八年不算短暂，那时出生的婴儿都已长大，很快要成为大学生了，一代人的时光等来的只是一个这样的本能时代，不禁让人感叹唏嘘天道不公、老天无眼。常有人说，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但是千万别忘了卢梭的那句断言："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李慎之先生在谢世前不久得出的结论也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制度陷入了僵化的泥潭，只能靠利益的稻草来拯救。
令我们常常难过的是这样的现象，这些年来，发出清醒、正常声音的都是退出了实际权力的老人，而不是在其位、谋其政的那些人。我们知道李锐、朱厚泽、胡绩伟乃至阎明复、田纪云等人都在体制内担任过重要职务，他们已看清时代的真问题，他们主张政治改革的声音也不时通过舆论控制的夹缝传出来。其中还有个安子文，早年就是刘少奇的得力助手，曾位居要害的中组部部长，八十年代出任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亲身参与了改革进程。五年前（二○○一年八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就明白指出：
"党领导一切，还把领导权集中于个人，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权力垄断、思想垄断、舆论垄断，这是当前问题的总根子。思想本来垄断不了，改革二十多年了，下面思想很活跃，但舆论垄断严重。垄断必然出现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权力垄断，有权就胡作非为，制度要改。
现在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严重。搞现代化，如果政治体制不改，就可能搞一个腐败的市场经济。这已经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了，不是很遥远的事。......社会民主党也好，自由主义也好，都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这些普世性的东西。这很重要。共产党不是不能继续执政，但必须重新认识这些东西。不承认市场经济是普世性的，不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普世性的，这是不行的。"
民众自甘弱智装傻
然而，高居舞台之上，垄断了权力、正享用着权力滋味的人又怎么可能听得进他的逆耳之言，他们的全部心思都已用在了"如何把权力继续垄断下去"上面。今天，这个古老国度的权力运作本质上已陷入一种弱智化的比傻游戏困境中。一方面统治者表现得过人的聪明，不断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语词哄骗民众，那些词常常是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他们眼中的民众总是那么弱智，没有分辨美丑善恶好坏香臭的能力，更不用说洞穿统治小把戏的能力，只要保持一定的暴力威胁，营造一种时刻都在的恐惧气氛，民众就是可以随便揉捏的面团，想怎么着就可以怎么着。
他们的这点伎俩其实也不需要什么雄才大略，不需要多少老谋深算，只要脸皮厚一点就够了、按着本能行事就够了。另一方面，民众总是那么恭顺和乖巧，哪怕其中一部分人身上的棱角没有被削平，头上的刺没有被拔掉，他们一眼就看穿了种种戏法，但是他们的声音常常发不出来；偶尔发出来了，很快也会沉没在一片又一片如雷的鼾声中。因为大多数民众或真或假都在装傻，大家玩的就是比傻游戏，以自甘弱智换取苟且的日子。在这个角度看来，统治者和民众结合得真是天衣无缝，如此下去，这块土地将不再有奇迹，不再有想象，不再有未来。我们在回圈的圆圈中原地打转，像弱智一样生，像弱智一样死，誓把装傻游戏进行到底。
如果在制度内部，只有离开了权力舞台的李锐和安子文们在呼吁政治改革，那些站在台上的人中无人挺出，率先打破装傻游戏的表面那死水般的平静，向弱智的本能时代说一声"不"，要想顺利开启制度转型的阀门几乎是不可能的。改革的停滞、失败将意味着甚么？这个老而不死的民族难道还要在这种状态下继续徘徊--十年、几十年、上百年？没有人知道，"天意从来高难问"，也许这就是一个"天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