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太阳暖暖地照着大地，天空湛蓝湛蓝的，没有一丝云彩。远处，白雪覆盖的喀喇昆仑山巍峨耸立，雄伟壮观。坐在车里，我无心欣赏窗外的美景，刚才在喀什疏附县农村目睹的贫困景象不时浮现于脑海，像沉甸甸的石头一样压在心头。我知道，这正是某些地方官员不愿意让外国记者看到的。
宽阔大道的前方出现了三名著便装的男子，用手笔划着示意我们停车。为首者走上前，出示了证件。不出所料，是警察。看过我的护照后，他们互相使了一下眼色，低声道，“就是他”。“你涉嫌进行非法采访，请跟我来！”警察对我说。我被带到当地公安局。
对这样的事情，我早有心理准备。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去年10月，中国总理温家宝签署了国务院537号令，延续了北京奥运会期间关于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规定。根据这个命令，驻华记者在中国采访无需向外办提出申请，只要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同意即可。
可是，记者在北京以外地区采访时经常受到阻挠，不是被警察拦截，勒令返回；就是被要求去地方政府办理采访手续；或者干脆被强行用车送走。这次在喀什的遭遇只是一个最新事例。外国记者称这种做法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位外国记者对笔者说，“这不是让温家宝很没面子吗？”
“处长”也是假的？
尽管对地方政府的做法甚为不满，我在抵达喀什后，还是多次跟市外办电话联系，可是无人愿意答理。无奈之下，亲自跑到市政府，又被门卫挡住不让进。
再后来，外办工作人员给了记者一个电话号码，说是“阿处长”的。通话中，我们向阿处长提出采访要求，阿处长也答应帮忙联系。可是第二天再次致电阿处长时，他又建议记者去找喀什地委。
到底应该找谁，外国记者往往搞不懂。比如在喀什，除了喀什市，还有喀什地区，此外还有行政系统和党委系统之分。然后还要弄明白找外办、新闻办，还是外宣办。部门繁杂，机构重叠，没有高人指点怕是难以弄清。
我告诉拦截我的警察，我认为，按照中国总理签署的国务院令来新疆采访是合法的，况且我曾多次联系喀什外办试图取得当地的“采访许可”。令我吃惊和不解的是，当提到阿处长时，我被告知，查无此人。再拨阿处长电话，果然不通了。在中国，发现假货并不稀奇，稀奇的是竟有“处长”是假的。
频繁检查证件
离开喀什来到乌鲁木齐，下榻于海德酒店，也就是，自治区新闻中心所在地，并顺利办理了临时采访证。值得称道的是，新闻中心负责人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介绍了7.5事件以来的形势，阐述了政府方面的观点。这种做法，不论跟喀什相比，还是跟去年拉萨3.14事件之后当局对外媒的处理手法相比，都是很大的进步。
不过，在乌鲁木齐也并非一帆风顺。一次，一支武警巡逻队当街检查我的证件，并一一查看相机里拍摄的照片。六、七名头戴钢盔、手端步枪的士兵，面冲外排成环形，把我团团围在中央，引来路人侧目相看。那阵仗，记者还是头次经历。
返京之前，我抓紧时间在海德酒店所处的人民广场进行了最后一小时采访，在武警、公安和联防队员的注视下，跟七、八名汉族和维族民众进行了交谈。其间，巡逻队两次打断采访，检查证件。
采访结束后，回到宾馆，在大堂里稍事休息。还没落座，只见三名持枪特警，东张西望地冲进酒店。我知道又是冲我来的，干脆迎上前问，“找我吗？有何公干？”“检查证件，”其中一人答道。采访证就挂在我胸前，查看后，没说什么他们就撤离了。
然而，一杯可乐还没喝完，又进来一拨人，有的穿警服，有的穿便衣，年龄稍长，像是当官的，也要检查证件。看完采访证，又要看护照，还要带记者去三楼的新闻中心核实。这时，新闻中心一名工作人员过来向他们解释，说我的身份没有问题。几位警官仍不罢休，坚持让这名工作人员跟他们去新闻中心交涉。
我无奈地坐在沙发里等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难道自治区正式发放的采访证有假不成？不久，几位警官返回，告诉我没有问题，可以走了。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立即动身前往机场，挂在脖子上的采访证也忘摘掉。不料，在机场安检时，女安检员又捧起采访证端详了一番。“你怎么也检查证件啊？”我不耐烦地问道。“不是，我看看里面有没有藏东西，”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