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庭访谈时忆述，柏林围墙在1989年倒下并在东欧触发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和平革命」，各地人民鼓起勇气，向专制的共产政权说「我们受够了！」，迫使共产政权一个又一个向人民的民主变革诉求妥协让步，结束一党专政，还政于民。事件在香港受到广泛报道，对市民造成很大感染力，既钦羡又为刚在中国被压倒的爱国民主运动感到不值，不少人还著书反思这场「苏东波」对香港的意义，《从东欧到香港 共产政权与基督教会》是其中之一。
这全球震惊的巨变，正撩起竹幕的中国岂会不知？不过，它的反应却是着重如何杜渐防微，让中共「不被和平演变」。陈家洛指出，1989年12月，中国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与艺术教育司出版了《东欧局势的演变与前景》，并在翌年4月出版《东欧局势的演变与前景--续集》，两书揭橥的，是东欧变天应归咎于国际敌对势力加紧对各共产党领导集团推行和平演变；相关国家的党和政府工作有失误，严重脱离群众；前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宣扬「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背离了马列主义，使一些共产党解除了精神武装；一些共产党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容忍姑息的态度。
他忆述说，续集的作者总结说，把一场「反革命事件」说成是「爱国民主运动」，目的是污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而推翻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实质上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政府这立场、心态和市民被血腥镇压的事实，让大家不敢公开讨论，「苏东波」事件在中国遂出现真空。
陈家洛认为，柏林围墙倒塌的意义在于不符合人心的制度，最终会被人民唾弃，但事隔二十年，香港已没有多少人探讨当中意义，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禁区，太多心魔让人什么也不愿做。今年至今，只有浸会大学在九月时办了一场有关柏林围墙的研讨会，其余学府未有所动。
香港九七回归，并没有令香港人完全认同中国人这身分。陈家洛指出，香港现时在钱和权方面自然滞后于中国内地，但文化上仍有高人一等的感觉，在一国两制之下，一时亢奋，一时恐惧，在认为受侵扰时，便以一国两制为界，圈地自保。但他指出，柏林围墙倒塌不应该光计较经济得失，自由民主等得着亦应计算在内，而更重要的是要问：东欧行，为什么我们不行？又或：我们如何才能做得到？他建议港人不要以划分香港和大陆的深圳河为界，应该把改革向北推进。
虽然有人以狗尾摇不动整头狗来形容香港演变中国大陆，但陈家洛以孙中山先生的例子鼓励大家不要妄自菲薄。
他进一步指出，不少学者北上后，并没有把符合普世价值的香港核心价值带回中国，而是改变自己来争取机会。
那未，中国来港人士又能否把香港接触的普世价值带回内地？陈家洛认为，香港文化对中国内地人士当然会有启发，但未致于形成行动或成为个人承担，更何况，中国的宣传对内地人已形成一些不符现实的想法。他举例指出，在九月那反思柏林围墙倒塌的研讨会上，有来自中国的学生问：东欧是第三世界，是否值得学习？很明显，「东欧是第三世界」这观念，是中国政府灌输给国内人民的，于是有此一问。
陈家洛续称，另一个心魔是民族主义，不少来自中国的学生会问：事情在中国发生岂非会导致国家分裂？但陈家洛指出，捷克和思洛伐克也可以和平分手，为什么中国不可以？
要拆墙自非易事，陈家洛以中国前宣传部长杜导正引述已故总书记赵紫阳的话来作结：「你知道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现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