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
渔唱起三更。
我把条幅送到家乡裱好，挂在我的小书房里，时时提醒我梦魇的"二十余年"和不堪回首的"古今多少事"。
一村是第一次来到北京。3月2日到达后，我特地领着他走过天安门广场。这孩子对广场一头高踞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另一头新建的存放他尸体的纪念堂，都不感兴趣。他唯一的感想是"我敢说，春天一到，阳光灿烂，在广场上跑着放风筝一定好玩。"
校园离颐和园不远，原来是侍奉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的私邸。一进大门，有一条短短的汽车道通向一座四层高的红砖教学大楼。我一到校就听人说，文革期间有一名女生被批斗逼疯，从楼顶跳楼身亡。在大楼后面，有两座一模一样的三层楼灰砖建筑，看上去很像营房，不像教职工和学生宿舍。另外有两座古色古香的旧式平房，是大太监留下的遗产，倒使一个无树、无花、无草的灰濛蒙蒙的校园不显得过分单调。分配给我们的一套两居室住房在校园最后面一座四层楼的灰砖宿舍的顶层。
有一些老同事来看望我们。法语系徐教授、我当年的酒友，第一个闯了进来，一进门就用他的广东国语乍呼起来："老巫，我来向你赔礼道歉，我不该在批斗会上说了那么些你的坏话。"我很惊讶，在所有那么些人当中，怎么他老人家偏偏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老徐，没你的事儿，"我紧握着他的手说。"我根本不记得你说过什么话，我从来没有认为我的挨整和你有任何关系。人人都得发言表态，立场问题嘛，你怎么能例外。我不怪罪任何个别的人，更不用说你老兄。或许我们全都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中的演员。每人都不得不演一个角色。不管怎样，我总活过来了。"
徐教授年逾古稀，头髪和胡须都白了，说话一向大嗓门儿。我的话音刚落，他就几乎吼叫起来："我不管你是否怪罪我。我怪罪我自己。我随大流，胡说八道坑害你，实在卑鄙。我更对不起我亲哥哥。他在天津也被划为右派，我跟他断绝关系，直到他最近也被改正。哦，为了保护自己，一个人能堕落到什么地步！"
"老徐，千万不要太难过。"看到他如此痛心疾首，我非常感动。"究竟并不是你的错。令兄现在在哪儿？"原来他哥哥就和我们住在同一座楼里。他在二十年代留学美国，获得英语学位，回国后在天津一所大学任教。被打成右派后，失去教职，从大学宿舍搬到市内一个潮湿的地下室，继续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文，右派改正后被学院请来为英语研究生开翻译课。
另一位同事、英语讲师小廖接踵而来。1954年从北京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南开外语系，和我同事，后来也调来学院。"您在南开受迫害，有我一份。巫老师，肃反时，我是您的专案小组长，您知道吗？"听上去，他好像是在坦白什么严重罪行。
"小廖，我从来没有把你算在参加迫害我的人当中。"我请他放心。"当时你刚从大学毕业。像许多年轻人一样，你追求进步，党教你干啥你就干啥。你别无选择。如此而已。"
"不完全是这样。"他继续用沉重的语调说。"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特别卖力气整你，因为我动机不纯。我想得到组织的好感，我想往上爬。"
"你对自己太严厉了，小廖。其实，对于我并没造成任何后果 ，对吗？"
"也许并没有。可是我受到良心的谴责。我衷心请您宽恕。"
我请他放心，我从来没有对他怀有任何芥蒂，从今以后我们应当是好同事。另一位老同事轻飘飘地问我："老巫，真的很惨吗？"她也参加过批斗大合唱，但显然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
"哦，你瞧我不是活下来了吗？"我含糊地回答。
"确实。而且，怎么搞的，你还这么年青！" "一位劫后余生的老先生说，‘人生从六十岁开始'。我刚六十啊！"我笑着说。"这里有些人指望看到我带着心脏病或者拄根拐杖。让他们失望啦。感谢毛主席，我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得到了锻炼。也不过是二十年嘛，我再给他们二十年整死我。" "你听听！你一点儿也没改。你没接受教训。我为你担心，老巫。"
"且慢！是谁该汲取教训？我，还是犯了错误的党？"
过了几天，陈院长来访。他是北京大学三十年代的毕业生，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经济系深造过两年。我发觉他很随和，容易交谈。他关切地问起我们在新环境中的生活情况。我正有话要说。 "我们安顿得差不多了，还见到了一些老同事，"我答道。"有些同志登门赔礼道歉，因为自己当年在运动中参加过整我，我很感动，但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怎么能怪罪他们呢？"我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也有的同志认为我还没有接受教训"
"是谁说的？"
"别管是谁说的。我还没学会揭发检举哩。到底是谁要接受教训，是我还是党？"
"是党在1957年犯了极左的错误。是党正在从多年来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于你这样的知识分子，根本不存在从过去接受教训的问题，而是必须解放思想向前看。"
"但是我有顾虑。我的改正本身似乎是模棱两可的，至多也不过是部分的。我的结论写得不像改正错划，倒像是宽大处理。"
"你这话什么意思？"
"哦，是这样的。去年我来办理改正，负责人让我明白，我的问题是两可的。只是考虑到我多年来‘表现好'才给予改正的。"
"胡说八道！这不行。我们一定要重新审查，彻底改正。"
暑假快到了，有一天行政副院长来访。"巫宁坤同志，"他以相当正式的口吻说。"上级领导机关的高干即将前往北戴河休假两周。分配学院一个名额。我们决定，巫宁坤同志最有资格享受这个待遇。"
我久闻北戴河的大名，那是中央领导人和其他特权人士的避暑胜地。我新近改正，从来没有奢望过到那儿阳光明媚的海滩上度一个赏心悦目的假期。多大的诱惑！另一个对我"二十余年如一梦"的小小的补偿。
"张院长同志"我也一本正经地回答。"学院领导决定给予我这一难得的机会，我感到十分荣幸。我不明白我怎么配享受这样的待遇。我刚回来几个月，没有什么贡献。许多其它同志这些年一直在这里为党工作。十分感谢领导的盛情，但是我不能遵命。"
院长并不就此罢休。他又说："巫宁坤同志，你也同样一直在为党工作啊，虽然不在学院。请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准备一两天内动身。"
第二天，政工副院长驾临。"老巫同志"她用更有人情味的口气说。"你怎么会不愿去北戴河休假呢？这可不行。经过这么些年，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听我的，老巫，准备明早出发。"
"副院长同志，我在北大荒休息够啦。有湖、有江、有森林、有很多鱼，夏天也凉快。学院许多同志劳苦功高，可能也愿意去，请您把这个荣幸让给他们吧 "
但是，我的结论复查被拖延了，因为遭到来自极左的抵制。人事处长奉命处理复查。有一天，他问我："巫教授，麻烦的是，你在结论上签了字，是不是？"
"确有其事。你指望什么呢？1958年我在右派结论上签过字，对不对？文革期间，有多少老干部在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结论上签过字？那些结论还算数吗？"
"你的话有道理。我抓紧时间去办 。"
三
自从我被划为右派，我的著作就不能出版，已出版的也不能再版。我翻译的《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4年在上海出版，却由三联书店于七十年代在香港两次盗版，连译者的名字也没署。1978年北京三联书店派一位编辑来芜湖找我，约我修订旧译，1979年在北京再版，纪念白求恩逝世四十周年，这次署上译者的大名。我问这位编辑，三联当年在香港以那种方式翻印我的译著，做法是否恰当？他的姿态很高："反正是宣传进步作品嘛。"我过去翻译的美国短篇小说也在一些新出版的选集中出现，当然没有稿酬。
我也应一些老朋友之约，开始翻译一些英美文学作品。袁可嘉教授主编《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约我翻译几首狄伦托马斯的诗。谁都知道他的诗常晦涩难懂，更难翻译。但是，这位威尔斯天才诗人椎心泣血的诗篇曾伴我走过漫长的灵魂受难的岁月，我勉为其难翻译了五首。其中一首，《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作于诗人的父亲逝世前的病危期间：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对于我们这一代饱经沧桑的老人，这好比暮鼓晨钟！
另一个稿约却使我感到啼笑皆非。1980年夏，我回到北京才几个月，《世界文学》、当时全国唯一的译介外国文学的月刊，约我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要在当年十月号刊出。简直不可思议！自从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为这本书挨批以来，"腐蚀新中国青年"的黑锅，我背了将近三十年。怎么偏偏会找到我来翻译这本"下流坏书"？莫不是命运的嘲弄，还是菲茨杰拉德显灵，责成我还他一个公道？我虽自感译笔粗拙，难以重现他那优美的抒情风格，却也无法回避这道义的召唤。
十月，我听说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主办的"全国外国文学学会"订于十二月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我和国内学术界隔绝多年，闭目塞聪。我想若能参加会议，一定可以从同行专家的聚会中获得教益。我去向陈院长请教。他立即打电话给外文所所长冯至教授，问他为什么我没有接到邀请。冯教授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不知道宁坤还活着。"陈院长大乐，说道："老巫现在是我们学院的英语系教授，此刻正坐在我面前！"几天后，我接到一个特邀请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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