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孙树才
采访地点：曼谷，安鲁萨瓦里广场，Center One商厦一楼麦当劳餐厅（后转到广场公园）
采访时间：2009年9月7日星期一下午
采访缘起：第一次碰见孙树才是在今年5月19日的"六四"20周年公民行活动上：有一个特别老的老者，顶秃发白，高鼻梁上架着眼镜，仪态贵重；本以为此人是一个家境优裕的泰国老华侨，万万没想到：他竟然是一位以八旬之高龄流亡泰国的政治流亡者。
姜野飞介绍说：老者名叫孙树才，是来自大陆的老国民党员，今年86岁了。86岁，为何要在这把年纪选择流亡呢？寒暄中得知：孙老东北人，2006年底来到曼谷，向联合国难民署申请政治庇护被拒。
9月7日终于有个采访孙老的机会。喝着热咖啡，孙老一连几个小时侃侃而谈，70年的阅历如数家珍，头脑之清晰、精力之旺盛，胜过好些五六十岁的人。孙老说话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喜欢长时间地独白，离题千里而浑然不觉，往往需要提醒才能回到正题。这种固执的独白，似乎是基于刻骨铭心的日深月累心理积累，有如一个负重苦力嘴里哼出的号子，只要重荷在身，便一刻不能停止。
曾节明：您老人家怎么八十好几了还要出国申请难民？
孙树才：我出来并不是为了申请难民。如果为了去美国，我还不早出来了？我今年86了，呆在哪个国家有多大区别呢？我出来就为了发出反共的声音，趁自己身体还行，抓紧时间力所能及地做些事情；从事反共事业是我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压在心底好几十年了，我不能就这么受压抑地死在中国。共产党害了我一辈子，时间不多了，我不能看着我的理想、才华被他们活活埋葬......所以我一定要出来，只要能呼吸自由的空气、发表自己的文章，就是出来要饭也行。能拿到难民身份最好，拿不到拉倒......我八十好几的人了，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一定得离开中国，我跟共产党势不两立，我不能再住那地方了......
曾：你早出来不是可以做更多的事吗？
孙：这说来话长了。
曾：那就从你早年说起吧。
孙树才：好，好。我1923年出生在辽宁省梨树县--那地方离四平不远，"解放"后归吉林管了。我父亲曾经是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的简任官，"解放"前我家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关内；小学和中学都在北平上的学，中学先在北平市立四中，高一时，也就是1940 年，转到燕京大学高中部。那时候日本侵略中国，北平被日本占了，日本人搞"亲善教育"，规定中学生学日语，当时我痛恨日本人，抵制学日语，所以日语没学到 --说老实话，现在想起来我很后悔，当时我把日语学到手就好了，抵制日语让我少了一门特长，日本坏是坏，但跟苏联不一样......。因为恨日本人，1941年春天，我跟同学在清华大学对面的蔚秀园隔着墙向日本军车扔石头，这下捅马蜂窝了，日伪警察和特务搜到学校，老师同情我们，给我们报信，让我们快跑，我们只得逃离北平。离开北平前吃了一餐饭，我们几个同学大哭了一场，我还这辈子第一次喝醉了......
曾：你早年有没有受共产党宣传的影响？
孙：没有，我从来不信共产党那一套。当时中共的宣传确实迷惑了很多青年，但我这个人民族观念很强，我认为中共是卖国贼，因为它完全是苏联成立和操纵的一个东西，而苏联老毛子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外族，你看唐努乌梁海、外兴安岭那些矿藏和产油的地方，都被它占去了，它当时还在扶持外蒙独立。
从一开始我就不接受中共。我上小学的时候，国民党给我们上爱国教育课，最先是展示两幅地图，一幅是近代之前的中国地图、一幅是当时的地图，在上面标明了中国丧失的领土。而共产党却不要祖国、不要民族，他们支持外蒙独立，当时苏联军队都占了中东路了，他们高唱"保卫苏联"；日本侵略中国，它不抗日，还在江西成立中华苏维埃国，分裂中国......
所以中共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我。他们后来为了笼络人心，打着抗日统一阵线的旗号，我是过来人，我很了解他们抗日是装模作样，而对真正在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却是憋足了劲真打，在背后捅刀子。中共是卖国贼；我不接受中共，中共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是卖国贼。
曾：你逃离北平后去了哪里？
孙：去了重庆。但途中在国军汤恩伯部当了3个月的兵。我1941年年末到的重庆，住进流亡学生收容栈--当时国民政府收容日占区逃来的学生，管吃管住，还有书念，虽然条件不好，但那不是共产党的收容站能比的。我就是在收容学校念完的高中。1943年，我考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在学校大学本部的法政系就读。当时每一个进入中央政校大学部的学生都要填表、审查，成为中央政校大学部学生，就算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因此我 1943年就正式成为国民党员，我现在是一个有66年党龄的老国民党员。在中央政校读书期间，时有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不定期地到校演讲，我记得有白崇禧、陈诚、何应钦、张群、孙科、孔祥熙......。我对白崇禧、何应钦和陈诚的印象比较深。白崇禧身材高大，喜欢穿马靴，有一股大将风度，而且能说会道；何应钦书生气重；陈诚样子短小精干，却好说大话，他说3个月可以消灭共产党，我当时就觉得那不吹牛吗？另外张群的口才也不错。开学和毕业时蒋介石都来了，蒋介石那人可是仪表堂堂，双眼炯炯有神，根本不是中共丑化的那样，但他说话嗓音尖锐刺耳、缺少魅力......
1946年初我到东北实习，参与东北的接收工作。当时联合国成立了善后救济总署，救济中国饥民，中国成立了行政院救济总署进行配合。我一开始就在行政院救济总署工作，做了几个月，由科员升到工作队长。
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东北激烈交战，因为苏联占了东北后，把大部分地盘都交给中共，中共武力抗拒国民政府接收、杀害政府官员，政府每接收一个城市都要调兵去打, 从山海关打起，处处啃骨头；那时共产党在东北不得人心，谁都知道共产党的爹是苏联老毛子。苏联老毛子在东北坏得不行，到处抢劫强奸，在东北人中口碑极坏，许多东北人恨老毛子超过恨日本人。
但苏联人自己也很可怜，苏联军人待遇差，生活很苦，他们的兵一部分是囚犯，缺吃缺喝就随意到老百姓家去抢，酒呀、烟呀、糖呀、牛呀......什么都抢，连女人衣服都抢。我亲眼看见有老毛子跑到人家地里摘南瓜，敲开了就咬，他以为是倭瓜呢，结果咬不动。有抢东西的、喝醉酒的，被老百姓给打死了，他们的部队也不管，死了拉倒，老毛子的命也贱呀！象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少了人，是肯定会调查的，美军少了人就更了不得了，是一定得查个水落石出的，老毛子的部队死了个人，就象死了条狗似的。
在救济总署实习的时候，时常到前线赈军、向老百姓发放救济物资，最远一次到了其塔木，在松花江边。我亲眼所见，四六年那个时候国军这边士气很高，都想早点统一了，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呀。那年夏天的四平战役，共产党已经被打垮了，孙立人的装甲师跨过松花江，快打到哈尔滨了，共产党挡也挡不住，连他们的军队都散了，据说林彪收拾东西准备去打游击。我当时亲身感受到那时国民党军队多威风呀，共军都怕了！可这么好一个机会竟给耽误了，那时侯蒋介石怕美国人马歇尔，不让打了，这不是犯糊涂吗？蒋介石要是咬牙多挺一会儿，把共产党给端了，美国还不照样支持国民党吗？太可惜了！要是四六年的这个机会没浪费，能有共产党的"解放"吗？
1946年下半年我回到中央政大继续念书，1947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辽宁省省政府当编译，后来被调到中央训练团东北分团当编纂课课长，负责编写反共教材、小册子。当时东北分团的团长是刘安琪，他后来去台湾当上了台湾陆军总司令。在东北期间，有一次我还被调去184 师当过一阵子新闻处的副处长；我对孙立人将军印象不错，他当时是第四绥靖区司令官，人长得不错、能力很强、人也很正直，但是人情世故和社交都不行，比较刻板，青年知识分子投奔他的，只给普通士兵的待遇，所以笼不住人，后来被蒋介石调走了。
1948年，我调到国民党中央调查处沈阳分处工作，沈阳沦陷的时候，我正在北平出差。东北丢掉太可惜了！国民党输给共产党，输就输在东北上。错过1946年的机会，消灭共产党很难了，但如果处理得当，挺住是完全可能的，但蒋介石用人不当，派来的陈诚，在用人当头上瞎搞裁军，把50万原来的伪军赶到共产党那边去，这不是犯傻吗？这么一瞎胡闹，东北共军人数上马上超过国军了。后来派来的卫立煌是个亲共分子，不听指挥，把几十万东北国军交到林彪手里......
曾：东北沦陷后你去了哪里？
孙：我在北平呆了几个月，住在同学家里，当时北平也快保不住了。北平"解放"后一个多月，我记得是3月20号，我乘共产党还没有实行管制，离开北平，去青岛投奔我的老上级刘安琪，途中经过潍县。刘安琪当时在青岛任第十二绥靖区司令官，但到了刘安琪部队后，我又想到南京看我父亲，我父亲当时在国民政府内政部-- 我老爸在我妈死后一直没娶，我因为这很尊重他，我就从青岛坐船往上海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错过去台湾的机会！我去上海不久，刘安琪部奉命从青岛上船，直接撤往台湾；我和刘安琪关系不错，他当时也劝我留下，我如果留下，肯定已经在台湾了。这是我第一次错失去台湾的机会。
曾：后来还有哪些机会？
孙：你别急。我3月28日从青岛上船，4月1日到了上海，在怡和码头下船，那时解放军已经兵临长江，国民政府开始撤往台湾；当时上海去台湾的船很多，但那时去台湾要审查了，防中共渗透，我那时身上有中央训练团的军官证，去台湾肯定没问题，只需要在上海等个十天八天就成。但我那时急着去南京看我父亲，就没去。这是我第二次错失去台湾的机会。跟我同船到上海的有我一个中央政校的同学，叫贾宝成，他当时留在上海登船，结果很快去了台湾，六十年代他又从台湾去美国留学，就留在美国了，后来在美国的一所大学任教......
曾：第三次机遇是在哪里？
孙：是在广州的黄埔港。我到南京后，解放军准备渡江了，国民政府一部分已经撤走，我父亲随内政部到广州去了。我只得又回上海--回去时我同学贾宝成已经走了，我坐船去广州。4月23日到达广州，这天我为什么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一下船就在报纸上看到：南京在4月22日被共产党占领了，当时觉得天地一片昏暗，前途渺茫，这一天终于来了--我在东北时就预感到国民党败局已定；我心里叹息：国事已经不可为，国家的前途命运险恶，我自己今后该怎么办呢？
到广州后，才知道我父亲和内政部一部分人员正在韶关。到韶关探望了父亲后，我在国民政府财政部干了两个月，那时共军已经逼近广东，国民政府开始撤离广州，财政部要派一部分人到台湾打前站，我也在其中，但我不愿去，因为我相当于军人，不愿做财政工作，就领取了国民政府的遣散费，留在广州，自谋出路。这是我第三次错失去台湾的机会。
曾：接下来你还在广州吗？
孙：还在。当时陆军训练司令部已经撤到台湾，司令官恰好是孙立人，我在东北工作时，与孙立人的关系不错，就向他写了一封求职信，结果很快获得了批准。
但命运就这么捉弄人！7月份我在广州黄浦码头等船，船偏偏没按时来，当时不知道要晚多久才来，后来才知道，实际上只晚来了一天--如果船当天能来，我肯定在台湾了。反正船一晚点，我心里就犹豫了。当时我的未婚妻在北平，她母亲是青光眼，所以我3月离开北平的时候，她没能跟我一块走；她人好，跟我感情也好，我心里割舍不下；另外，我看到别的人去台湾，都是拖家带口、成双成对的，心里不是滋味，我当时只有26岁，正属谈婚论嫁的年龄。这么想来想去，我就没在码头等下去了。这是我第四次错失去台湾的机会；这也是我一生中离台湾最近的一次。
现在想，当时我完全错了，我这个选择，不仅害了我自己，也连累了我的未婚妻。我后来被打成"反革命"，她成了"反革命家属"；我的小孩都被共产党教育成愚民，他们对我不理解、与我关系很淡漠。（孙树才叹了口气）我当时的选择是本末倒置了！
曾：放弃去台湾后你去了哪里？
孙：我就上重庆去了，8月份到的重庆。当时我父亲跟内政部的一部分机构也到了重庆。1949年10月，重庆吃紧，在重庆的内政部机构要撤到台湾去，当时国民政府给了内政部人员每人四趟飞机票，可以带家属，我劝我父亲先去台湾，我父亲不愿意，说："你们都不去（当时我两个妹妹在重庆上大学，都是亲共分子），我这把年纪去干什么？"结果就都没去。这是我第五次错失去台湾的机会。
没去台湾，我就留在重庆，大半年时间东奔西跑，人太累了。重庆"解放"半年后，有一天我在街上走，碰到一个女人叫我的名字，那人姓刘，原来是国民党中央保密局的工作人员，可以配美制小手枪的那种人，也就是国民党女特务。她跟我说，她随东北赵老太太在四川打游击被抓，赵老太太已经被共产党枪毙了。赵老太太叫赵洪文国，是很有名的抗日游击队领袖，我认识她，她为人坚决反共，根本不象中国大陆电视剧里说的那样，那时她在四川组织反共游击队。刘与赵老太太一起被抓，但她隐瞒了保密局身份，被当作一般"土匪家属"从宽释放--1951年"镇反"前，中共的政策还是比较宽松的。这个姓刘的女人不久就跟了我的一个同事李文雅跑到香港去了--1950年10月24日之前，香港还可以随便出入，我当时也没去香港。"抗美援朝"开始后，出入境全面管制，我最后一个离开中国大陆的机会，就这样丧失了......
曾：你在重庆住了多久？
孙：住到1951年。在重庆我差点没逃过鬼门关！共产党的政策说变就变。1951年3月开始"镇反"，原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抓住就杀，尤其是"三大系统"的人，就是党务、政务和特务机关，我正属于三大系统的人。幸亏我早知道共产党不是什么好鸟，对中共从来不抱幻想，所以事先作了防备，我在广州时搞到一个"广州文化大学"的假学生证以防万一，这时刚好派上用场，凭这学生证，我就瞒过了调查我的人，蒙混过关了。那可真是危险！万一我被查出了中央政校的身份，那肯定枪毙了！那时候共产党杀人很随便，我知道一个商人，与政治根本沾不上边，就因为他信一贯道，经常给重庆的一贯道捐钱，就被戴上"反动会道门头子"的帽子枪毙了。"镇反"杀人根本不经过法院，被抓的人在一个星期之内处理掉，就那么三五十个人一车，拉到嘉陵江边枪毙；因为枪毙的人太多，还出过事：步枪子弹把人脑袋打穿后，打到江对面，打死了几个老百姓。那段日子太恐怖了！"镇反"抓人一般是半夜敲门，晚上躺在床上提心吊胆的，怕死了有人敲门；一听见附近的敲门声，人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
曾：你父亲是怎么逃过"镇反"的？
孙：我父亲也很悬！幸好他有过从中央保密局主动辞职的经历，并且有辞职证明，被中共看作有"悔改表现"，所以就没杀他。
曾：你什么时候离开重庆的？
孙：1951年年末我回到沈阳，和未婚妻结婚。我妻子小张是沈阳人，北平"解放"后她和她母亲回沈阳了。我岳父生前是东北军阀，是与张作霖称兄道弟的人物，家底很阔，有楼有地，在沈阳有好几处房子，"解放"后都给没收了。结婚后我妻子就在幼儿园当保姆。为了安全，1954年我又搬家到抚顺去住，因为沈阳认识我的人太多。
我被抚顺石油三厂招用，在厂办业余中专教语文和化学，才干了一年多，这总算安稳点的日子又结束了。1956年全国 "肃反"开始，我这一关终于没躲过去，我是"逃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镇反"狠是狠，审查还比较粗，"肃反"的审查就非常细，当时要求，全国每一个 18岁以上的人都必须写个人经历，从8岁的事开始写，不识字的找人代写，还得有人证明；居委会配合公安局调查每个人，搞人人过关，这次实在躲不过去，就主动交代了。
刚开始的时候公安局还说我态度较好，将给我宽大处理，但就象人说的"共产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1956年底风向又变了，中共中央准备反右，我一看形势不好，就赶紧把我写的批评性稿子全烧掉；那段时间我写过几篇文章，很尖锐，幸亏没给发表，否则我就完了。《新观察》就是储安平办的那个杂志，中共为了伪装开明，"解放"后让他继续办，但开始插手管了。共产党控制舆论比国民党厉害多了，国民党虽说有新闻检查，但很松，罗隆基、章伯钧他们"解放"前在报纸上可以随便骂国民党，逼急了报纸可以开天窗抗议；而共产党是发内部文件层层自律，背后是专政的枪杆子，开天窗不可能，储安平给弄死了，罗隆基、章伯钧他们后来都不敢说话了......
曾：后来"肃反"委员会对你怎么处理？
孙：我的预感完全正确，果然，1956年冬天他们突然抄我家，幸好我有准备，他们没搜到什么东西。抄了家就把我押上吉普车带走，当时我妻子吓得嚎啕大哭，我走的时候，大儿子只有6岁，和饭桌差不多高，老二老三是一对双胞胎，两岁左右......
上了车，他们把我双手背过来铐在吉普车上，我当时就抗议："不是说要对我宽大处理吗？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坐在我身旁的公安就吼："住嘴！逃过镇反已经够便宜你了，再啰嗦就毙了你！"这次离家，一走就是14年。1957年春天，正好赶上"反右"运动，我就在这新形势下，被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从重从快"判处有期徒刑14年，罪名是"反革命罪"。
曾：你没有上诉？
孙：谁敢上诉？照当时共产党的标准，谁上诉就是抗拒、就是态度恶劣、就是坚持反动立场；上诉的人二审判得更重！
曾：你在监狱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孙：判决下来后，我先被送到关山子劳改队，后来又转到阜新劳改队，到的时候正赶上劳改队刚成立，在一个煤矿干活。我因为有文化，很难得，刚开始就被派去干广播和文宣工作，干了两年；后来调去当记录员，管病号中队--那时阜新劳改队有三个中队，除病号中队外，另有两个中队生产。
当时我爱国心切，看见工地上废枕木、废钢丝绳丢得到处都是，怪可惜的，就动了废物利用的念头。恰好我了解到有几个轻病号会做笊篱，而且我知道由于搞一大二公，私人小作坊关了门，当时市面上缺这东西。我就向上级打了一个报告，结果得到批准，给了我们一堆旧的虎钳、锤子等工具，我就把人组织起来制做笊篱，以劳改场的废工料做原材料，不会做的，由那几个会做的指点，就这么忙活开了，几年当中，我们少说也做了好几十万把笊篱。那时我们跟供销社订了合同，供销社定价是一块钱一把，市面上很好销，到了1960年全国物价上涨，供销社还保持一块钱的价格不变，我一看不行，就建议重新定价，结果笊篱才涨到三块钱一把；但就这一个项目，我给国家至少创造了几十万元的价值......
曾：你立了这么大的功，给你减刑了吗？
孙：减个屁！一天刑都没减。我辛辛苦苦做的这些事儿，都被监狱干部当作自己的政绩了！好事当然给出身好的人摊上，我是"反革命分子"嘛，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觉悟呢？共产党它就是这么不讲理。唯一的一个奖励就是，他们把我每月的口粮从27斤涨到36斤。不仅没给我减刑，他们还嫌我"改造得不好"，找茬整治。我这个人实事求是，对上级不喜欢拍马溜须，1960年全国闹饥荒，监狱口粮也短缺，当时领导让我去研究"增量法" --所谓"增量法"，就是把饭用水泡一夜，泡得好，一斤饭可以蒸出一斤半来。我当时就说"增量法"没有意义，你蒸出再多，营养还不是那么点儿，能管用吗？他们就说我"自由主义思想严重"、"抗拒改造"，所以，1962年以后，他们再也不让我干文字工作和轻松一点的活了，安排我去挑大粪，结果累成了甲型肝炎。幸亏一个队友懂得偏方和草医，这才恢复过来。我身体没好透，又被他们叫去干活了。我正常体重62公斤，当时瘦得只剩49公斤。
1963年劳改队撤销，我被转送到盘锦农场，当时辽宁三个劳改农场：盘锦农场、康平农场和营口农场，盘锦农场最苦；盘锦农场分八个大队，我被分到养殖大队，成天做养鸡、养猪、养牛、养马的事。我在盘锦农场期间，正碰上"文化大革命"，我妻子小孩因为是"反革命家属"，从沈阳（我被抓后，我妻子回沈阳了）被下放到铁岭农村。1970年我刑满释放，就地安置就业，这时候家属可以探望了，她每几个月来盘锦看我一次，可以去干部食堂吃饭......
曾：坐了14年牢，再见到小孩时他们还认识你吗？
孙：（淡淡地苦笑）都不认识了。我被抓的时候老大只有6岁，出来的时候他都20岁的人了，还记得啥？老二老三也有16岁了。就因为这个，我小孩跟我关系一直很淡漠。
曾：你父亲后来怎么样了？
孙：我父亲"解放"后一直呆在重庆，没回东北；他因为成份很不好，没单位接收。当时我两个妹都在重庆念书，她们跟我父亲生活，本来以为相互间有个照应，谁知道我两个妹的脑袋都被共产党弄坏了，六亲不认，与老爸划清界限，我父亲就一个人孤零零地靠摆个烟摊为生。我父亲后来得了病，就硬撑着，5年没上过一天医院，最后病危抬到医院，查出是晚期肺癌。从病危到去世，我两个妹没去看一眼，有人通知她们去看，她们居然说："还看什么呢？有居委会照顾不是很好吗？"我父亲大概 1960年死的，死的时候不到60岁，我当时正在坐牢，没能去送终。
曾：你妹怎么这么冷漠？
孙：她们俩在重庆念书的时候就很亲共，完全被中共洗脑了；她们还恨我们影响了她们的前途呢。我小妹原先在重庆女子师范学院读书，大学期间成绩突出，被选送到在北京新成立的东方语言学院--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东方语言学院，主修印尼语。东方语言学院是专门培养外交人才的院校，本来她有望进入外交部工作，后来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去成。我小妹后来一直居住在北京，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人世。我大妹"解放"后当过一阵重庆港务局局长，后来因为出身不好给拿掉了，以后在江西一所中学教书，我刑满释放后给她写过一封信，结果她给我的回信满纸都是官腔，让我好好改造思想。我一看心彻底凉了，就没再与她们联系，本来因为老爸去世那件事我已经很不满了。这两个妹都满脑袋党文化，跟我没法沟通。我都不知道她们是不是还活着，我们快60年没见面了。
曾：真是家庭悲剧呐。
孙：（嘴唇有些哆嗦）这些别提了。全国有几千万像我家这样的家庭，我家只是几千万分之一。
曾：刑满释放后没给你恢复原来的工作？
孙：没有。一开始，他们借口我妻子已经落户农村，打算分配我到铁岭农村的一个供销社工作，那还不如留在盘锦，因为我原籍城市，如果去了，就从此落户农村，就得受双重歧视。所以我不愿意去，我宁愿留在劳改队，我看准了像我这种因为政治原因坐过牢的人回到社会会受歧视，而留在劳改队不受歧视。但他们不让我留在劳改队，1973 年，他们硬把我调到辽阳市铧子镇新生水泥厂当工人，在仓库里管地磅，兼当记录员，这工作还不算累。1976年初，又把我调到铁岭钢厂当工人，果然受歧视 --厂领导就这么歧视你：你知识分子有啥了不起？我偏让你干重活，谁让你是"反革命"？我当时每月吃45斤定量，干的是抬钢水的活，很快就累出病来，先得了结肠炎、又得了乙型肝炎，他们这才让我再管地磅。
本来在1975年，中共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出台了统战新政策：对原国民党的军、警、特、宪人员，有帽的摘帽，在押的释放，并且转业安置，百分之百地恢复公民身份，是知识分子的恢复工作和待遇。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左"的风气很浓，很多地方对新的政策持观望态度，各地执行很不一样。东北向来是"极左"势力的大本营，当官的"宁左勿右"作风特别强。再加上邓小平1976年因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再次被打倒，东北地方上那就更不愿意执行这统战新政策了，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也没多大好转。劳改队执行得好一些，城市里却拖着不办。中共的整个体制就这样，地方上当官的"左"过头了最多受点批评，"右"得不好就保不住乌纱帽；为了保险、也图个省事，当官的就不给你落实政策，你能拿他们怎么样？
我原来看得很准，如果我当初能留在劳改队，后来肯定给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了。我有个牢友和我的问题相类似，他释放后获准留在劳改队，落实政策后调到文联工作，后来调回大学任教了......
曾：后来你就一直在铁岭钢厂？
孙：对。后来厂里安排我干抽水工，就是抽焦化车间的管道废水，每天只要干三四个小时，有时只用干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都是我的了；利用业余时间，我曾经推着两轮车到菜市场卖过一阵子蔬菜，但更多的时间上图书馆，我不能就这么荒废下去......
曾："六四"期间你在干什么？
孙：我在钢厂。我没参与"六四"，因为铁岭毕竟是个小地方嘛，也没有发生什么游行。但是我对形势的发展很关注，我每天晚上看新闻联播，为了了解真实情况我还专门买了一台短波收音机，每晚收听美国之音和BBC的报道。5月初学潮势大的时候，我心里也很兴奋，觉得机会来了，乘着那个机会能够结束共产党的统治多好！但是很快我就发觉那次成不了事，因为学生不懂事，赵紫阳又没有魄力跟邓小平老人团玩真格；我心里很着急，但是帮不上忙。5月20几号戒严以后，我就预感到会开枪，因为邓小平、陈云那帮老人都是些杀人如麻的家伙，他们决不会向学生让步，为了保政权他们一定会大开杀戒......
曾："六四"以后你也没有机会离开钢厂？
孙：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因为各种原因没去成。1990年的时候，铁岭市统战部找我谈话，准备调我去"民革"铁岭市委员会工作，他们看中我的国民党中央政校背景，有利用价值，而且我跟当时台湾的黄埔同学会会长的关系确实很好。当时他们还去南京档案馆找到了我的档案。
我记得当时铁岭市统战部部长是个女的，叫金顺子，朝鲜族，她人不错，很同情我，但是她打的报告却被人事局长给挡回去了。人事局长说根据中央政策，原国民党中央党校、政校、警校"三种人"不得录用，我就在这三种人之列。因为当时中共大力加强对台统战工作，我的问题还可以特批解决，而且金顺子也在为我打报告寻求特批。但经过这一遭我看淡了，"民革"就一个政治花瓶嘛，"民革"的人都是傀儡，我不愿意当傀儡，被共产党摆弄来、摆弄去、装门面。所以，后来再找我去谈话，我就没去。因为我放弃这机会，我的孩子们都看不起我，到现在还怨我......
这是改变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接下来就到退休了。本来我早该退休，但我转业安置的文件上有：不办退休，病假工资照发。本来这是"养起来"的意思，就是把我们这些原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养起来，给台湾做做样子。因此呢，我就一直没退，每天在厂里上一两个小时班。到了 1997年，各地方成立劳保局，退休人员与单位脱钩，工厂也快黄了，这时候不办不行了，我只好去办退休。谁知道劳保局的工资科科长咬定我安置文件中的"不办退休"字眼，就不给我办退休，我只好上访，折腾了好一阵子，闹到统战部去了，经过上级批示，劳保局局长把工资科科长狠狠批评了一顿，这才给我办了退休。但那个科长因此对我怀恨在心，工龄只给我从1973年算起，算工资的时候尽给我找茬，总之想方设法歧视，结果当时给我定的退休金每月只有两三百块钱，吃饭都成问题！
曾：你在国内是因为什么事又惹上麻烦的？
孙：是因为写文章。1998年长江那边发生特大洪灾，很长时间江泽民躲在北戴河避暑，对灾情不吭声不吭气，我看了很不满，就又开始写文章批评共产党，在家里偷偷写。当时我把文章写在八开的纸上，用小字，密密麻麻地这么写，写完以后就藏在床垫下；但是我的文章没地方发表，国内媒体它不可能给你发，找海外媒体发我当时又没有渠道。我惹上麻烦也怪我自己不小心，平时我跟人谈话时喜欢说对共产党不满的话，而且也向亲朋好友说过写文章的事，后来肯定有人告了我。2005年胡锦涛大搞"保先"运动，社会控制收紧，单位（指铁岭钢厂）保卫科找上门来了，保卫科长对我说："孙老师，听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能不能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共产党这套把戏我见多了，我就说：什么文章？我几十年没写了。他立马变了脸，气势汹汹地说："你不让看，我们就要搜了！"当时我妻子患脑血栓，瘫痪在床上，他们也不管。我就说："请出示搜查证。没有搜查证，你们敢搜我就报警！"他们没想到我会来这一着，给镇住了，就没敢搜我家。我一看形势不好，就偷偷地把文章转移到一个亲戚家存放。果然，接下来，单位党委书记亲自来我家找我谈话。来了好几次，他拐着弯儿反反复复地说：我们让你把文章交出来是想挽救你、保护你，如果你的文章被搜出来，那性质就不同了！那段日子实在是祸不单行，我老伴病重，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都需要我帮忙--她得股骨头坏死有5年，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刚开始还可以挣扎着到厨房做饭做菜；后来又得了脑血栓，不能下厨房了；后来上厕所摔了一跤，就完全不能自理了。她在2007年7月份病死，死之前昏迷了十多天；送医院要先付五千块钱，我当时凑不够那么多钱，她的病，反正送医院也救不了，最后就没送医院。
我老伴走了，我也没什么可牵挂的了。我不甘心就这样被共产党埋没到死，我一定要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就在2006年春天偷偷地去办了护照。那个时候护照申请还没有收紧，我们那边办护照当时不用派出所开证明......
曾：你出国的事你小孩知道吗？
孙：当时没告诉他们。我已经说了，因为我长期坐牢，我小孩跟我的关系很淡漠，而且他们早已经长大成家了。我两个儿子，一个在抚顺、一个在沈阳，我女儿在铁岭，他们在农村长大，受的教育很不好；受中共的愚民洗脑，他们现在也跟许多中国人一样，根本无所谓什么自由民主，只要自己能得点实惠就行，跟我没有共同语言。我小孩现在也跟我通信，我出不出去他们无所谓......
曾：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孙：我打算发挥我自己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的作用，我是为数不多的、完整地见证中共60年统治的幸存者之一。我今年86岁了，没什么别的想法，就是乘着还有一口气发出自己的光，我打算在3年当中尽可能地把自己过去的文章，还有自己的所思所想发表出去......
我这一生最大的教训就是为了谋求个人家庭而放弃了谋求好的机会，结果个人事业给毁了，家庭幸福也没得到。我当时没看到的是，在没有人性的共产社会里，个人家庭幸福是完全得不到保障的；我选择留在大陆，不仅害了自己，也连累我的妻子、耽误了我的小孩。如果当初我选择去了台湾，我整个的人生悲剧和家庭悲剧本来可以完全避免的--至少没有牢狱之灾，也不会过那种才能完全被埋没、屈辱悲惨的生活。
我现在80多岁了，被耽误的事情已经无法弥补；依我的个人素质，本来可以做很多事情，现在只能是力所能及了，走到哪算哪吧......
成稿于2009年9月27日星期日于曼谷流亡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