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痛自然也有我们的一份。怡楷是全家第一个病倒的，也是唯一享有公费医疗的。三个孩子轮流发高烧。背一村或一毛去孙堡看病是我的事。一丁病得走不动时，村里的一个小青年就背他去。尽管公社卫生院的医生们常常查不出孩子们生的什么病，他们竭尽全力使体温恢复正常，让他们继续上学。有一次，一丁病得没力气从病房走到户外的厕所，鲁大夫二话没说就把他背过去。
一到夏天，高庄蚊虫成灾，传播疟疾。周期性的疟疾害得我骨瘦如柴。到高庄后的第二个夏天，一天下午我发起高烧来，开始说胡话。怡楷冒着大雨去孙堡把鲁大夫请来。她不在家的工夫，我们的茅屋给雨水淹了，雨是从关不严的门和前一年雨季起就漏雨的屋顶进来的。我躲在屋子唯一无雨的角落里一毛的小床上。淋成落汤鸡的大夫忙不迭地搭起一个临时装置，挂上盐水瓶给我进行滴注。紧接着他又去帮怡揩用洗脸盆把泥浆水戽出去。雨停了一小时后，泥浆水也戽完了，两名公社干部从门口探头探脑，喊道："老李，我们到各生产队跑跑，看下放干部在这场大雨中是否需要帮助。有什么"怡楷回答说："感谢你们的关心。如果早两个钟头来，你们也许能帮点忙的。不过还是感谢你们。"
不过，当然喽，我们有鲁大夫。下放后不久，我第一次到公社卫生院去看病，他接待我时彬彬有礼，让我这个"贱民"感到受宠若惊。他给我开了些保肝的药，问我公费医疗证的号码，我说我没有。"巫老师，你是说忘了吗？"我说："不是，我就是没有。我不是下放干部。我是李怡楷的家属。"他觉得难以置信，小声自言自语道："这怎么可能呢？"他很快就了解到我的处境，从此以后对我们格外关照。
鲁大夫刚三十岁，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爸爸。他的妻子是社员，带着三男一女住在附近一个生产队。他出身贫寒，上过两年小学，但从小爱读书，从一个邻居学中医，又从医学书刊上学到西医的基本知识和技术。作为卫生院的骨干，他经常一上午做两个手术，下午又穿着草鞋到一个僻远的村子去接生。在许多社员的心目中，他是救命恩人。可是他深知自己作为一个医生的局限性，兢兢业业争取更上一层楼。晚间没有出门急诊的任务时，他不顾院长的警告，常带着一本初级英语读物来这个"政治麻疯病人"家串门儿。在暗淡的灯光下，他花一个又一个小时，在我们的帮助下，探索一门外国语的奥秘。他梦想有一天能看懂英文的医学文献。他也梦想他的孩子们有机会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为了弥补他在普通教育方面的缺陷，他贪婪地阅读任何他能找到的中国文学的经典著作和近、现代的文学作品。他相信，一个医生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医疗技术，而且要有一颗仁医之心。而阅读好的文学作品"有助于孕育对人和生命的爱心"。和紫禁城里那些大御医相比，鲁大夫高尚多了。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没有任何专制政权可指望腐蚀或压垮的品质。我有机会来接受这位农民医生的再教育，可说是三生有幸，不得不归功于那居心要置我于死地的红色恐怖。鲁大夫不仅帮我恢复健康，而且帮我巩固对生活的信念。
鲁大夫是在我们亲友星散时的患难之交。和我们保持正常书信来往的只有我妹妹一家和怡楷在天津的亲人。我妹夫原来在鞍山钢铁公司任高级工程师，在"清队运动"中几乎被造反派工人打瞎，幸存后一家五口下放辽宁盖县农村。怡楷的三位哥哥在饱经凌辱之后下放到天津郊区农村。当时人人自危，虽亲友之间也常音问断绝，生怕来往信件在下一次政治运动中被查抄，当作反革命言论的罪证。我身为"贱民"，自然更无人问津了。1973年岁末，忽然接到沈从文老师从北京的来信，使我感到惊喜交集。1958年被划入另册之后，我就和他失去联系，转眼十五年了。他用那举世无双的章草密密麻麻写了六张八行书，一个月后又来了一封长达八张的八行书。老师从查良铮处得知我的景况，语重心长勉励我不可因贫病交迫而"自暴自弃"，并以他自己的一生经历现身说法。我把他的信一字一句地读给我受苦受难的妻子和三个小儿女听，那当年令我心醉神迷、透明烛照的声音又在我们风雨飘摇的茅屋中回荡，"字字化为金"，连十岁的小一村都听哭了。从此以后，他就知道有个"沈伯伯"，几年之后回到城里就一本一本读起他的书来了。
(第十四章 荒村牛鬼， 1970-73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