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6日，我们趁着在巴黎开会的机会赶去看望重病中的林希翎。心想，这大概是最后一次了。林希翎好像也知道，这大概是最后一次了，因为我们来巴黎的机会不多。临别，林希翎执意要送我们一个十字架项链和一个装有圣母像的圣盒。她知道我们不信教，但她说，这只是纪念，两件圣物是她最贴身的东西，伴随过她的欢乐，更伴随过她的忧伤。
三个小时的相聚，林希翎倒没有显出一丝"最后一次"的忧伤。时而侃侃而谈，时而笑声朗朗，把鼻子上的氧气插管都弄掉了。后来，还有两个年轻人想加入我们的谈话，但插不上嘴。摸不清楚我们在笑什麽。林希翎笑他们："你们不懂，也不知道"。的确，那是一个个"他们不懂也不知道"的年代.....
1957 年，春夏之交，北大，一个裴多菲式的激情与"引蛇出洞"谎言并存的年代。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则以为，那是可以用她学到的法律知识"抱打世间一切不平"的年代了。她刚刚学过司法的"程序正义"。林希翎在北大的演讲中应用"程序正义"来论证的第一案例，就是毛泽东的程序正义违背。她说，无论胡风是否有罪，在举证和审判之前，毛泽东就著文钦定胡风是历史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是典型的违反"程序正义"（注意∶反革命分子不只是一顶政治帽子。按当时刑法，"反革命分子"是一种刑事罪犯）。现在，"程序正义"似乎已经是常识了（至少在理论上）。谁还记得，谁是呼喊"程序正义"的第一人？
1985 年，九月，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台北。应台湾有关当局邀请，林希翎访台演讲。林希翎以为邀请者认同，或基本认同她公开发表过的言论。然而，一到台湾，她就被邀请当局作为又一个"反共义士"样板来处理。台湾当局大大错估了，在林希翎那里，是没有双重标准的。她在台北演说，反对共产党的专制独裁，也反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她认为，对1946-1949国共内战中的所有（含大陆及台湾）受难者，蒋中正先生，同他的对手一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她的台湾演说的主题之一。可以料到，林希翎为此言论很快被台湾威权当局驱逐出境，尽管她的父亲那时还在台湾。二十四年后的今天，国民党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和他们的后代，似乎也感觉到了，国民党对内战中的受难者，是应"说一声对不起"了。谁还记得，谁是要求道歉或"说一声对不起"的第一人？
1999年，春，科索沃战争升级，北约开始轰炸南斯拉夫联盟。北约军事当局开始宣称，轰炸只限于南联盟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以制止南联盟对科索沃阿族的种族迫害。但很快，北约的轰炸目标扩大到多瑙河大桥等非军事目标。反战声浪立即席卷西欧。林希翎当时已入法国籍。她也加入反战，超越民族主义。她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反战：命令，真的是命令她的儿子Pascal，辞退在一家大企业的职位。因为，该企业生产北约的军用物资。这使我们想起，二战中参与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一些物理学家，战后参加反战，拒绝参加氢弹的制造，致使美国的可投放氢弹，晚于前苏联制成。以人权原则替代战争中的民族主义，让我们看到林希翎如何在超越她自己。
话题愈来愈多，范围愈来愈广了。为什麽法国共产党不改名？为什麽法国能成福利社会，而美国不行？你的儿子为什麽取名Pascal，因为爱好数学吗？什麽是法律的逻辑？林赞成哲学高于科学；我们不赞成，哲学最多只是科学的一个工具；辩论，2对1，不太公平......
不能再辩了，已是下午5时多，不能不告别了。
回旅馆的地铁坐到Saint Michel站，就遇到罢工。我们只能沿着塞纳河南岸向西步行。1995年，我们在这一带拉丁区住过，是熟地方。但今天愈走愈累，愈走愈慢。可能因为带着林希翎的圣十字和圣母像，算是带着林希翎漫步塞纳吧。她希望慢点走，她已经不再有机会徜徉塞纳了。
我们第一次同林希翎相逢，也是在一条河边，是卢瓦河边的Chenonceau城堡。1990年8月，我们在那里开会，主题是"宇宙和粒子"。会议很专业，也不出名。不知道林希翎是如何打探到我们的行踪的，8月31日，林希翎从100公里以外的巴黎赶到会场，来找我们。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林（见图）。她匆匆赶来找我们的目的极其简单，就是告诉我们一句话∶行事要小心，不要轻信，她怕我们受骗。当时，对林希翎来说，我们还不是朋友。为了给两个陌生人嘱咐一句话，她竟能如此真诚地百里奔走。这就是她的信仰，她爱世人。
图：1990.8.31林同我们第一次相逢。在法国Chenonceau城堡。
飞过大西洋，回到亚利桑那后，林希翎音容笑貌仍在眼前久久地不散。我们直觉地感到，应当把她的圣十字和圣母像寄回去，因为那是她的生命之所系。最后一次通电话，她说收到了我们寄还的圣十字和圣母像。随后，她的病就日重一日了；住院，输血的消息接连而来。果真，她是在等着她的圣十字和圣母，走到了她的旅程的终点。
林希翎所标志的一个时代过去了，但历史和她的上帝记住了她。
林希翎，请带着我们深深的怀念和敬意，无论你在那里。
2009.9.24, Tuc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