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的侄子翁曾源是翁同龢之兄翁同书的儿子，大学士翁心存之孙。其父咸同间任安徽巡抚，被劾革职遣戍。这本是宦海风波的一件极寻常的事，可是却因此牵涉到国族兴亡的大计。大风起于末，读史的人至今为之扼腕叹息。因为此事事迹多涉苏州一府，很多为史所不载，摭拾成文，足备苏郡掌故；但失实之处，或仍在所不免。
翁同书以书生出典军务，与钦差大臣胜保共负四战之地安徽的"剿抚"重任。那时安徽的形势非常复杂严峻，军事势力有清军、太平军、捻军以及地方武装的团练四方面。翁同书并且担任地方大吏的安徽巡抚，更是应付孔棘，力所难胜，终致因办理团练事宜调度乖方、屡失城池而于同治元年被两江总督曾国藩严劾逮治，几乎被处死刑。那么翁氏所应结冤的该是曾国藩，然而事实却是李鸿章。俗语说"冤有头，债有主"，说来也真话长。
常熟翁氏是苏郡的望族，一门鼎盛，自从道光二年翁心存中进士以后，自己和次子同龢都是宰辅重臣，且相继为两朝帝师；长子同书和幼子同爵又都是封疆大吏；同龢与孙子曾源则均是状元及第，这些是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苏州盛事。稍后另一大家族也正在安徽悄悄地兴起，那便是后来凌驾翁氏、以李鸿章及其长兄李瀚章为代表的李氏家族。事情更凑巧的是，江苏的翁氏到安徽做官，安徽的李氏却主宰江苏、尤其是苏州地区的命运。
当时干戈遍地，四郊多垒，豪绅土劣，纷纷组织地方武力，结砦自保，有些绅劣借此武断乡曲，鱼肉人民，官吏莫敢谁何。李氏兄弟的父亲借着是个乡宦，伙同子弟，居乡颇多不法。合肥那时虽非会城，却是皖北的重镇，略有良心的地方官吏，不能不对李氏予以制裁。当时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和后来的彭玉麟都对李氏子弟有过严厉的处置，这是李氏对翁氏结冤的第一步。至于后来的彭玉麟，因为他素负刚直清廉之名，李氏对他无隙可寻，而翁氏则不然。
咸丰季年，曾国藩的湘军已立定脚跟，指日可成"中兴伟业"，幕府人才济济，李瀚章、鸿章兄弟在幕尤为曾所倚重。咸、同之际，曾国藩虽被任为两江总督，但开府之地江苏一省尚非他能履任之地，还有待于略取。合肥是李氏兄弟的乡梓，一切情况自然他俩最为熟悉，翁同书处置苗沛霖团练事件调度乖方，自然难逃他俩的眼中，所以同治元年初曾国藩严劾翁同书，不但一切事由都根据李氏情报，连奏疏主稿也出自他俩之手，措词之严厉，公报私仇，自在意中。若不是清廷顾念翁心存两朝帝师，翁同书恐怕便会"依部议"身陷大辟。这是李氏对翁氏报冤的第一着。
若说李鸿章那时官卑职轻，那倒也并不然，咸丰季年，李鸿章已屡次被保举为实缺道员，但仍留曾幕训练淮军。那时天国屡经内讧，败局已定，曾国藩于立定脚跟之余，对东南局势有了缜密的布置：即由他的九弟曾国荃包围金陵，左宗棠经营浙、闽，而最重要的苏、常一带，则责成李鸿章专练淮军准备攻取。李于同治元年四月勾结洋人，用洋轮载兵械沿大江千余里下驶，直拊太平军之背。那时长江下游两岸还全在太平军之手，这样的行军方式，是古今中外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特例。于此可见那时西方列强在扬子江下游，无视清廷的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已到何等程度！
训练一支数万人的军队，非一朝一夕之事，清廷和曾国藩把这等大事委诸李鸿章，可见李鸿章的地位在咸丰季年早已出人头地。他不但能把成万的大军和辎重在太平军的眼皮下从腹地运到海滨，且能组织一支西洋的雇佣军供他使用，即是以西方冒险家英籍戈登、白齐文和美籍华尔为首的洋枪队组成的所谓"常胜军"，配合着训练有素的淮军，向苏、常一带太平军进击，这自然占着绝对的优势。
太平军的将领良莠不齐，纪律也并不严明，当时有句谚语，叫做"发军如梳，官军如篦"，说两者对人民的祸害，相去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但苏州人民实在好福气，苏州府属恰是归天国第一流人物忠王李秀成开府治理所在，他的府邸便是苏州城内的名园拙政园。因此苏州在李秀成的长期庇护下，匕鬯不惊，安居乐业，迥异于其他各地。苏州人民既然感戴李秀成的德政，自然得有所表现，若按传统的送"万民伞"或"脱靴"那些办法倒还罢了，可为了对忠王尊敬起见，用的是刻碑竖坊。那些碑坊都是石刻的，高竖耸立于苏州主要街道。常熟翁氏是苏郡主要望族，当然曾由翁氏族人出面为忠王建立一座石坊。
到了同治初元，忠王已从苏州调回天京主持中枢，苏州由郜云官等十王主持，抵挡不住淮军第一骁将程学启和洋将戈登的猛攻，势穷力蹙，只得要求献城投降。但是程学启不顾不杀降人的古训，竟把十位降王全部杀掉。这种不顾信义的野蛮举动，连戈登也看不入眼，几乎要和程学启火拼，终于一怒辞去常胜军头目职务，窜到非洲苏丹去干他老本行，结果是给苏丹人民杀死在喀土穆，这也是苏州太平军的一段掌故。
李鸿章攻陷苏城之后，见到通衢上的翁氏对忠王歌功颂德的石坊，使命令拆下，但并不予以捣毁，只是把它藏匿起来。这一着李鸿章可真厉害，他若据此出奏朝廷，按《大清律例》那是大逆罪，法应合族处死。李鸿章也很明白，那样会给朝廷出难题，这若在康、乾时代，自会按律办理，但在季叶，纪纲已弛，未必定能扳倒翁氏。还不如"引满不发"，叫翁氏提心吊胆，坐卧不安。李鸿章这一手着实厉害，迫使翁氏忍气吞声，坐候回击的机会。
以上都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事，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翁、李两族的代表人物名位都更高了，一个在中枢主持财政，一个是封疆大吏兼管军政，二十多年的含仇蓄恨，翁氏终于得到报仇的机会。那便是1884年的中法甲申战争。按照常例，应该是武将主战，文臣主和，尤其是翁同龢长期做户部主管，馈饷是"计臣"的职责，他也顾不得了。为给李鸿章过不去，纠合一批书生的清流党，主张和法国侵略者开战。结果中国竟然反胜为败，缔结了辱国条约。这不过是翁氏的牛刀小试，但已使李鸿章为此吃足了不少苦头。
过了十年，便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那时翁、李两氏的地位都已达到了顶峰，文武双方的主张还如十年前一样。李鸿章所经营的北洋海军在吨位上确实驾凌日本之上，但是在军队的素质上，李鸿章的心里比谁都清楚；翁同龢仍旧是财政的主管，他也明知道所谓"海军经费"已有一部分被挪用作修建颐和园，但为了报仇雪恨，不惜拿国族荣誉、北洋舰队和日本孤注一掷。这次战争的结果如何，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孱弱，从此完全暴露在世界各国眼中，一直被人家欺凌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
两家的恩仇，关系到国族的兴亡，这是任何人所不能预计的。若按照历史学家的正确观点，这自然并不能算是主要原因；不过个人的因素，在历史的长河中，其作用也不能等闲忽视。我不是历史学家，只是说些掌故聊供谈助而已。
两家的恩仇，却有人把他俩凑在一起做成一副有名的对联，甲午战争后曾脍炙人口，联云：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
李鸿章是文华殿大学士，相等于宰相；合肥是他的籍贯，"天下瘦"，自然李是"肥"了。翁同龢虽是协办大学士，但仍兼户部尚书，古称大司农，常熟是苏州的属县，他"常熟"，世上当然荒了。这副名联只是求对仗之工整，对得天衣无缝，可惜于事实并不相符。李鸿章怎样也很难说他是贪官污吏，翁同龢更是一位廉吏，只是为求联语对仗之工整，硬把一对冤家凑在一起，未免为翁叔平先生叫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