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北京一样，马六甲有着浓郁的历史气息，所不同的是北京的历史气息更偏重于"内斗内伤"，而马六甲的历史气息则偏重于多元化种族的"外斗外合"。
相传，马六甲王朝创始人拜里米苏拉王子因战败逃到了淡马锡(现今新加坡)以北，途中在一棵树下休息。就在他休息时，一只小白兔从他身边跑过，这时一直守护在他身边的两条猎狗即向小白兔追去。两条猎狗把小白兔追到了一条小河河边，小白兔眼看自己被逼入绝境，竟反戈一击，将那两条猎狗踢进河里。这一奇迹使拜里米苏拉王子惊讶不已，并从中得到启发，认为自己将能东山再起，因而觉得这是一块吉祥之地。他召来一部下问"这是何地"，部下答说"不知"，又问"身边的树为何树"，部下答说"这是马六甲树"。于是，拜里米苏拉王子便将此地命名为"马六甲"。
如同当我知道马六甲树就是我们本地的牛甘果树时的恍悟一样，关于殖民地一些神秘的面纱在马六甲那中世纪风情、别致的建筑以及多元化种族的人口面前就轻易地被我揭开了，我的思维似乎也随之超越着"马六甲"。
马六甲因"马六甲海峡"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殖民地"是其隐含的一个名称。在我们的意识里，"殖民地"可是一个血雨腥风、屈尊受辱、民不聊生、流离失所之地，以前有人曾宣称的以煽动仇恨为目的的"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也许正是在这概念里找到的理论依据。
不可否认，"殖民地"含义之下的"外来占领"，确实有血雨腥风的成分，但这不是它的初衷和主流，它更多的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冲突所致，而也正因为是一种文化冲突，在各种不同的文化得到融合之后，"血雨腥风"也就成了"不打不相识"的另一个说法。至于所谓的"屈尊受辱"，我想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其认同标准则是因人而异。我认为，殖民者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游戏"规则，只是这规则不一定合乎当地统治者的意志，以至产生歧义而已，十八世纪中国的乾隆皇帝非要洋人行"三叩九拜"之礼才肯达成贸易的做法应该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值得指出的是，有人利用这规则之下所受到的某些退让宣传为"屈尊受辱"，实则是"先王之法"屈尊受辱，而非民众屈尊受辱。仔细想来，今天西方国家所谴责中国的"人权问题"，无不有其类同之处。
本人并非推崇"外来统治"，但也反感朝鲜"金二蛋"式的统治。起码的一个常识，任何统治的合理与否，首先应以民众福祉的好恶为标准。有鉴此说，如同当年清兵入关给今天的中国带来的不是外族统治而是大片的土地一样，以今天马六甲居民其乐融融的事实，说当年殖民者给殖民地带来的是"外人统治"，还不如说是他们带来了"外来先进的统治理念"更为恰当贴切。在马六甲，人们建起"郑和庙"来纪念郑和，但更在市中心设立"女王广场"来纪念英女王，想必殖民者应有功于殖民地居民。因此，过分贬低"殖民地"一词也许有违殖民地居民的心愿。
郑和七下西洋，确也有其历史意义，它证明了十五世纪人类的航海技术，传播了遥远邦国之间当时难以沟通的信息。遗憾的是，从郑和下西洋的成本和行为来看，其更多的动机是对明朝国力的弦耀。郑和每次下西洋人数均在27000人以上，而他的宝船每次也都载了许多宝物，作为礼物送给每一个访国之国王和官员，甚至，一些外国使者来中国后，郑和船也要送他们返国，并带回更多的"礼物"。
与郑和下西洋不同的是，西方殖民者则是以对外探索、开发为目的。对他们来说，东方的商品和航海贸易的利润，有如磁石对铁器般的吸引力，因此而产生的直接意义，便是加速了其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人类的生活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组成，前者为本后者为末。人类可以无精神但不可以无物质地生活，因此，对物质财富的追逐是人类的一种文明举动。在十五、十六世纪，明朝的航海技术、成就等远在西方人之上。然而，因为远航的目的不同，一个以本为本，一个舍本逐末，所以远航的结果也截然不同。新航线开辟后，殖民宗主国越来越富有，而明朝的国力却越来越衰弱，正印证了这样的一个真理：奉明财富者得到财富的尊重，贱踏财富者得到财富的藐视。
统治者如何占有财富也是造成国力盛衰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历代的独裁统治者都视民众的生命如草芥，缺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产权理念，肆意掠夺民众的财富，从而得以聚集起所谓的强大"国力"，并进而得以随意挥豁，甚至送与外人以为弦耀，其结果便是民生艰难，怨气四起。今天，我们看到明朝的一个影子是：中国出口什么，什么便宜；中国进口什么，什么贵。
或许，如果郑和九泉之下有知，也会为今天的中国感到痛心、愤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