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不幸的孩子来说，我们送给他的，仅仅是三个铅字之轻，以使尽可能多一点的人记住他的名字。
有位建筑师为一个叫胡慧珊的女孩建了一座小小的纪念馆，空间促狭得微不足道。馆内藏品都是女孩遗物，比如她的乳牙脐带和一只书包。相对于蕴含恢宏意义的藏品，同样微不足道。然而之于其父母，女儿是独一无二的，地震让女孩的生命如花般短促，那些遗物就成了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成了他们的女儿曾活在人世的证据。
据说黄健翔老师曾提议中超球员们在比赛前为这个叫母诗灏的男孩默哀，这一仪式差不多能起到那座小小纪念馆的作用--用短暂的静默搭建生命的尊严，很沉重、很人性。可是那一轮比赛在若干个城市漂亮的球场上开始，一切如故，这个国家的每一块草皮上都未发现尊重生命的迹象。那个仪式，也真的成了想象中的仪式。于是生命的尊严也真的就仅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一个无视生命尊严的社会必然会发生许多的"意外"，近期的"意外"是"网瘾少年"死亡事件。这些被目为有病的孩子被殴打，被电疗，直至成功地被终身"戒除网瘾"--这一时代的变态和吊诡凸显了我们置身的环境之愚蠢和狰狞，暴力在一个带病字旁的汉字之前具有了合理性。几千年来一直是这么干的，先给某种行为一个病态的定性，然后暴力就堂皇可行。经权柄执掌者的默许，由仰承上意的专家定性，再加上某些颟顸父母的附议，三方合谋，耽于网络即被确诊为"网瘾"，宣告互联网妖魔化成功。这一诊断过程，独独科学缺席。会诊者各存不足为外人道的机心，促成了集中营式戒网瘾机构的笋立，少年被"终身戒除网瘾"的悲剧不发生才怪。
吾国总是不缺缺心眼的父母，他们对网络无知，对教育无知，对专家存着宗教式的狂信，自认为有教育子女的无上威权，轻率地决定孩子的命运。我想没有比 "网瘾少年"的父母更傻的物种了：花高额的学费，把孩子送给别人打骂--抛开不负责任不说，即便按照中国最操蛋的教育传统，你笃信孩子不打不成器，小树不修不直溜，那么你大可自己在家"修理"子女，又何必花钱请人"修理"，即使单单视作一桩经济行为，也愚蠢得令人发指。很难想象，兔子的双亲为了教育子女而把小兔子送给大灰狼教育，那些所谓的"机构、中心"，其狼性显而易见，名为教育实为逐利，不仅要钱而且要命，哪一处能看出公益和教育事业的影子？
再说体校，这一中国体育的怪胎，最初是举国体制的谬种。时世迁演，如今大多嬗变为营利机构，教的是金牌战略的体育，赚的是望子成龙的血汗。至于体校的孩子们，举凡校方和上级有成绩和政绩指标的，血管里必流有睾丸酮和EPO。至于体罚，有董方卓同学的现身说法为证，董同学忆幼时，曰体校中同侪儿童，几乎都有吃教练拳脚的经历，但大多数被打者，长大后都说"老师教练打我是为了把我教育好"，惊人的"懂事"。由此，"涉嫌网瘾"的孩子被父母送去戒网瘾中心打死，足球少年因为懒惰被教练踹死，这两种最新的死法可以被命名为"被教育死"了。假如某种行为具有了普遍性，背后就一定有其理论支撑，在我们这个国，"棍棒之下出孝子"颠仆不破代代承袭，父母普遍认可其合理性，这种伪合理性又被体制化、组织化，于是学校和老师亦成其链条一环参与其中。虽然国人被计划生育已有三十年，家长多溺爱，但也正由于对子女之爱，加上教育制度的"公司化改革"成功，遭遇法西斯手段，中国父母对学校和师长也不敢稍加辞色，以免为就学的子女带来祸端。一言以蔽之，在一个威权国家，学校也必然具有微缩的威权社会的德性。
西哲有云：攻克巴士底狱者，必再建巴士底狱。此宏大理论亦可用之于个人，此为常识，宏大是宏大，但并没有多深奥。因此用一根腿毛也可以猜到：那位置十四岁少年于死地的林姓教练，年幼时也必然饱尝过其师之拳脚，其血液里的暴力基因蛰伏已久，终有肆虐发作之时。因此，林教练也是受害者，狼奶喂大的兔子，也有三分狼性，此为喝狼奶长大者体内之定时炸弹，之摆脱不掉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