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9日，我在浏览《博讯》时，无意间看到一篇转载的文章：《深圳大学姜安教授的"毛邓三"选修课》，其中出现了"毛邓三"的提法。当时我脑子里闪了一个念头：这是不是某位民运人士对于毛、邓的恶搞呢？一读其文，原来并非如此，它是大学教授正儿八经的一次"正搞"："毛"是"毛泽东思想"；"邓"是"邓小平理论"；"三"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好家伙！"毛邓三"原来是这三样东西的堆积。显而易见，这是姜教授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的一大"发明"；依着它，我给后面续了胡锦涛的"科学理论"，就可以奏成为四个字的"毛邓三科"，要是打麻将的话，就刚好够一桌了。毛、邓、江、胡，四个人一撮，牌糊了！
我在论述政治问题时，为什么扯到了打麻将上去？原来，我在民运人士当中是一位致力于揭露专制主义高层娱乐化统治政策的人，在近几年的文章中，我着力批评他们欲使统治行为"娱乐化"，想把从长期革命传统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最后弄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的政策。
2002年11月以前，我生活在中国，那时我就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赵本山何以在中国走红？他作为一个喜剧演员想必和所有的演员一样，都想成为大牌娱乐明星，但是，他成为大牌中的大牌，以至于压倒了其他明星成为中国的一个偶像，难道就没有原因吗？我想根本的原因也许就在于他成功的背书显然是他有意或无意迎合了中国统治者高层所推行的娱乐化政策。
二、"毛邓三科"中的毛是什么？
一般人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一个非常"正经"的时代，那么，它于今天的时代是怎么联系的呢？其实，貌似简单的毛泽东时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它不但可恨、可恶、可憎，而且还可笑。现在许多批评毛的时代的人都漏掉了"可笑"的内容，因此，他们批的就不全面；正因为不全面，所以批判就收不到应有的效果，以至于最后，被批判的东西其实不是要批的对象，它在一个假目标的隐蔽下给逃掉了。
在毛泽东时代每一个中国人几乎都经历了非常可笑的事情，那些意义到今天也没有被整理出来，于是人们把毛和毛主义当成了中国的"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时来批，这样，毛和毛主义就逃之夭夭了。别人不说，仅我自己的事情讲，就有许多。我记得我刚刚上学时，就碰上了"消灭四害"的全民运动，和全村社员群众一起参加了"消灭麻雀的歼灭战"，用铜锣、布幌子，站在房顶、树上和野外连续24小时骚扰麻雀，以求麻雀落地......。在学校的土厕所里，一蹲就几个小时，把打死的苍蝇装在瓶子里，数数上缴......。我家人也是一样，为了使乌鸦在"大跃进"的运动中能够跟上人的步伐，在大队党支部的安排下，我年近七旬的祖母爬上了三丈多高的大椿树，把涂了墨点的鸡蛋放在乌鸦窝里，让乌鸦孵化小鸡......。此后的"贫下中农学习毛选"、"学习小靳庄"运动，包括"批林批孔"运动等，都是先后出现过无数的可以笑破人肚皮的事情......。真实情况是，即使在阶级斗争大规模升级的年月里，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亦参杂着政治笑料。如果说这一性质在80年代的电影《月亮湾的笑声》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的话，那么，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毛的统治在笑声里悄悄地落下了帷幕──就是我们应当注意的一点。就这一点着眼，"娱乐统治"的源头已经在高压的毛泽东时代于无形中形成了。
虽然。在我们中国，前毛泽东时代被毛泽东本人定义为一个"斗争的时代"，但是在这个时期，毛所坚持的"党内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却隐藏着戏剧化的大量成分，其"代表人物"今天是"革命"的、明天突然地变成"反革命"的事例屡见不鲜。刘少奇也罢，邓小平也罢，林彪也罢，都是由"正确路线的代表"一下子就栽到了"反动路线代表人"的一边去了。因此，当毛的"斗争"在进行时，无论他怎样对之"上纲上线"，"代表人物"身上的戏剧性质是没有办法可以除掉的，所以，党内当权派人物的走红和变黑，都被限定在一个戏剧式的政治架构之中，没有一个真正的"阶级本性"可究。于是，毛泽东时代一个非毛的意义就可以被我们整理出来，那就是毛虽然把邓小平定为"还在走"的"走资派"，但是，他的"定性"随着他的死亡失去了价值，"顶屁用"！
就这样的事情我们不难发现，毛把自己死亡前发明的"路线斗争"定性为"科学"的东西，把"反对党内资产阶级"作为"继续革命"的核心，并且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定下"人民造反"的基调，可是，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简直易如反掌，非但如此，它甚至在一片笑声中被中国民众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我们如果不研究的话，怎么可以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组织者呢？
我的观点是，毛泽东创造了一种"疑似价值"，所以，它既可以被统治者高层利用，也可以被普通人利用。
关于第一点，我们普通人已经知道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的道理，但是却还没有看到在"娱乐化统治时代"毛已经变成了专制主义高层手里的一张牌的事实。说实在的，毛今天在他的接班人的手里，就相当于一张"红桃老Ｋ"，他们把它攥在手里，由他们的意志决定它的意义，认为可以出时，才出，不必要时，就收回。
明白了这一点，你也就明白了在"葛丽英事件"中，一个普通女工──葛丽英在"郑州紫金山广场纪念毛泽东"，"在网上发布郑州工人组织学习毛泽东著作读书会的文章"为什么被中国警方认为是犯了"扰乱社会秩序罪"而"依法逮捕"呢（具体报道见《东方日报》《纪念毛泽东有罪，中国官员不认老祖宗》一文）？20年前，湖南三勇士墨抹毛泽东画像，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锒铛入狱；20年后，一个普通女工因为"纪念"毛泽东而获刑，这到底是这么一回事呢？好个毛泽东，抹墨也不是，捧红也不是，他到底是什么呢？正确的回答是：他不再是毛泽东了，他是胡锦涛的一张牌！
毛泽东自身有一种意义，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可是呢，在我们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被官方控制的毛泽东有着一种意义，那才是"最根本的事实"啊！看不到这一点而批毛，起什么作用呢？
三、"毛邓三科"中的邓小平又是什么？
许多人把邓小平视为毛的克星，根本没有看到在专制主义高层、他们"和谐"了的情形。因此，我说，胡锦涛这些孙子辈们虽然没有"理论"和"思想"，但是他们却有"牌"，如果毛泽东是我说的"红桃老Ｋ"，那么邓小平就相当于"黑桃13"，一红一黑，构成了他们一副专制主义的牌局。
进一步的分析，便会发现毛泽东这一张牌，多少总是关乎着"继续革命"、"人民造反"、"反潮流"等等东西，而邓小平这一张牌却为社会上的权贵阶级、"党内资产阶级"合法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和合法地侵吞社会财富提供了"理论"（"猫论"或者"先富论"），特别是在邓小平本人成为镇压"6．4"的屠夫时，被他窃名的"改革开放"事实上成为一种为"不革命"、"反革命"行为辩护的说辞。他发明的"不争论"把人类社会中那些只有在争论才可以拿到的价值，完全都给废了，于是，"娱乐型统治"的基础就可以奠定于其上。
可是对于这些，许多人只看其中的一点，而没有看见其它各点。比如，在中国，人们不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好象是针对中国的实际问题的，可是这样的"不争论"在事实上抹杀了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区别，抹杀了独裁与自由的区别，客观上有利于取消在过去时间里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反潮流精神"和"造反精神"，从而给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企图扫清了道路的事情也就隐藏在其内了。
和毛泽东的思路完全不同，邓小平认为"修正主义化"了的人是容易统治的，而那种"满脑子革命"的人才是最难对付的。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是"求实"的，只是这个求中的"实"是中国近100年来民主革命要反对的东西。不可否认的历史是，在近100年的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革命中，我们这个柔软的民族终于竖起了一种叫"脊梁骨"的东西，现在，它要被锯掉，就象鹿的角被锯掉一样！
时代风气变化得如此之快，人们在还没有等身子转过来时，已经被托入由经济浪潮造成的"大海"之中了，在其中，一个普通人连维持生计都很困难，还"革"什么"命"呢？"革命"就是在政策这样的一改变的瞬间被"耍戏"了，一张硬性的"通行证"变成一张纸牌，被组织在一个娱乐的牌局中，"娱乐化的时代"也就从此开始了。
这样的变化看起来好象有一种巧合，代表革命的毛泽东喜欢看书、读书；而代表不革命的邓小平喜欢打桥牌。当共产党高层人物在从毛"读书"的死板气氛中获得解脱时，他们放下了书本，轻轻松松地坐入牌桌，娱乐──开始了。上行下效的结果是：到今天为止，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类似于黑社会的娱乐团体了。"红道"彻底变成了"黑道"。"黑砖窑"、"黑心棉"、"毒奶粉"、"苏丹红"、"毒水饺"、"癌症村"、"艾滋病村"、"第二派出所"、"黑政府"等等事件，都是"毛邓三科"这一线串起来的啊！
因此，我认为，在中国的现时，你要是争论什么是真正的邓小平？那才是不可救药的书呆子。用不着争论的是，邓小平给共产党高层统治中国提供了一种新方式和新思路，用一个美国法学家德沃金的话说："那就是什么‘主义'也不信，但掌握了权力，并且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权力的人所施行的统治。我补充一句，这种压迫的形式可以建立在某种所谓的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的基础之上。事实上，过去它以向都是这样"。四、关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之批判
我在前不久写作的《民运政治论纲》（《民主论坛》）一组文章中，把毛泽东时代看成是一个过渡时代，是说它没有自性，也就是说支持这个时代存在的那些主要因素，包含着很大的变数，因此，它出现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本身，就好象是一块悬在了空中的大石头，随时都"可能"在一个突然的时间（那时时说"一个晚上"或者"一个早晨"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里落地。
对此的解读是说，如果人民群众是"革命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真正地变成了"国家的主人翁"，在遇到篡夺了政权的"党内资产阶级"时，他们敢于"造反"、敢于"反潮流"，那么，社会的变革也许会出现有利于民主的局面。关于这一点，顾准先生在"文革"的两派中看到了"社会正义的两党制"（见《理性主义于实验主义》）和费孝通先生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中看到的"乡镇企业"在中国产生的源头，都是对于未能够到位的民主前途的一种洞察。
与此一前途有关的是，过渡时代的另一种结局，就是目前的这种：当社会和人民在广泛地厌恶了不成功的革命之后，并且把革命没有成功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和革命等同起来时，革命──这个需要不断加油加水的东西，最后免不了干涸。由革命时代退回到"不革命"、"反革命"时代，是一种带有"自然"性质的历史趋势。从18世纪的法国革命者到20世纪的列宁、毛泽东，都先后发现了它，只是他们在死亡之前都没有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从上述问题着眼研究现实，我们对于中国社会近30年以来的扑朔迷离的现象，就会有一个新的理解：原来，那些口口声声嚷着他们是毛泽东接班人的人都接了"鬼"的班。就此我们去回忆1958年，毛对来访的蒙哥马利元帅讲"我没有接班人"的话，倒是"打"了个"提前量"。
毛泽东、邓小平的接班人原来是一批纨绔子弟，他们早就变成了一批政治上的"玩家"。他们是在"玩"毛、玩邓，把之当儿童玩具一般地使用，玩腻了，就放到一旁。就这样，他们也不让别人玩，别人一碰他们的"玩具"，他们就发怒。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葛丽英怎么会被判刑呢？对葛丽英获罪一事的最好解释是说，毛泽东是中国当权派手里的牌，只有他们可以出，可以玩，什么"工人"、"农民"、普通人统统靠边站！
上面我已经说了，第一个玩毛的大家是邓小平，他用了"毛泽东错误"这样的方式就把毛的正面形象给颠覆了，毛成为一个空洞的符号。而江泽民就是在他之后，玩毛、玩邓的"接班人"。
和邓小平不同的是，江泽民一开始就把统治拉入游戏的轨道。他公开地搞包二奶游戏，以至于社会上广泛流行"三英"的歌谣，讽刺他：
"前面走的宋祖英，
后面跟的李瑞英，
家里放的猫头鹰"。
我当时生活在陕西省境内，这样的歌谣可以说流传很广，几乎是家喻户晓。但是，上面没有传下来追查歌谣的任何口令。我们当时几个谈友都很纳闷：官方为什么对此不闻不问？回想在"四人帮"时，社会上一起讽刺歌谣，上面就要求追查，并且口气都是"一查到底"。可眼下，上面是听之任之。此后，我才慢慢地明白过来，这是"不要脸，只要权"的统治者们玩的新花样，目的是"导淫"，用一个"淫"字来毁坏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精神。事实上，在江泽民任期内，社会开始大面积的"色化"，到如今经过胡锦涛的加班加点，这个过程已经好象是"完成"了。最近，我在观看陕西省电视台一个有关青少年犯罪的节目时，其中竟然出现《社会有点色》的题目，这不是官方的不打自招、又是什么呢？
江泽民在出国访问时，又是唱歌、又是弹琴、又是作诗、又是跳舞，可以说出尽了丑。事后分析，这不可以归结他个人"爱出风头"的个性，而是他要身体力行一种新的统治策略和统治行为，其中有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知道，他个人的出丑行径常常引来人们的谩骂，也就是在骂声中，人民的怨气被疏导了，更何况当人们对于一个最高当权派"打心里瞧不起"时，是很难树立起推翻他、进而和他作斗争的念头的。
毛泽东时代，中国专制主义制度属于初创时期，因此它的生命维系之条件需要人民的认同。毛泽东死后，制度获得了所有人间制度都有的那种"自性"，所以，人民不拥护它，它也可以运行。如果被运行着的制度恢复了"古老"的性质，那么，在统治方面，统治者们用赵本山小品《卖拐》的方式来忽悠人民，亦可以保证制度的延续。想一想，江泽民下台前夕，人民对胡锦涛抱有希望，认为他可以革掉江泽民的弊病，以至于网上出现了"胡哥"这样的称呼不就是事实吗？可是，六、七年过去了，胡锦涛不是"忽悠"了我们中国人民吗？在人民的口语中，胡锦涛已经变成了"胡紧套"和"胡紧掏"。
五、统治的牌：糊了！
在"毛邓三"中，"三"是最臭的。毛泽东好歹还有一个"思想"，邓小平虽然没有理论，但是他能够说话，发表意见，况且在他说话的时候，人们已经厌恶了毛的"思想"，因此，他所说的话虽然和老农民话一样地直来直去（"猫论"），人们也不觉得讨厌。但是，一个只会作秀的江泽民，"三个代表"一出笼，就立即引起了人们的讥笑。我说一个身边的真实故事给大家听，别当是插科打诨。
某一天下午，下班后，我刚刚走出办公楼，单位里的一个工程师（是我的谈友）一把拽我到一边，边笑边说："老武，你听到毛泽东和蒋介石死前的一桩秘密的后事交代吗？""没有"，我一本正经的回答。他笑着说："我说给你听，但──保密"。他做了个鬼脸，说：
蒋介石临死的时候，秘密地见了一次毛，两人说了许多和解的话，最后蒋介石对毛泽东说，他在大陆留下了"三"个私生子，临逃离大陆时，顾不上寻找，让毛给他寻找。毛出于恻隐之心给答应了，只是，蒋介石却忘记了私生子们的姓名。
所以，毛泽东费劲力气寻找也没有找到，死前，叫华国锋找；华国锋下台时没有找到，又交给了胡耀邦；胡耀邦也没有找到，又交给了赵紫阳；赵紫阳没有找到就下台了，轮到了江泽民──这家伙真行，他没有费多少力气，三垂两梆子就找到了......，于是，他手舞足蹈地喊道："我找到了！一个名叫‘蒋学习'，一个叫‘蒋政治'，一个叫‘蒋正气'！"
听到这里我才忽然明白了，这就是江泽民的"三讲"（"蒋"的谐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不久，"三个私生子"的政治笑话就象长着翅膀一样的飞传开了，可见，"三讲"一开始就变成人民的笑料了。今天我撰写此文，把此类政治笑话看成是"娱乐政治"中的一个品种，就不是插科打诨的了。
正因为这样，我分析在胡锦涛刚刚上台时，想把"毛邓三"中的"三"拿掉，是情有可原的（一度报纸上、电视上提的少了，引起国内、外一片猜测），但是，不久，胡打消了这个念头，肯定了"三"的价值，把它成功地做成为"三"字牌，放在了毛牌、邓牌后面。如果这样的方式无意间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话，那么，胡锦涛的吹鼓手们给"毛邓三"加了一个胡的"科学理论"，三变四，就顺理成章（目前中国的牌局就是如此）。无论怎么说，胡锦涛明白了一个道理：统治的牌越多越好；同时他也晓得，在专制主义者那里，他成全别人的牌，别人也会照葫芦画瓢地成全他的牌。
六、增牌与减牌
如果我们大家对于中国政治故事都有记忆的话，那么胡锦涛当初想减"三"和邓小平当初想减毛（全盘否定毛）的意象是出入一辙的，但是，他们都克制了自己，不但没有减，而且都把想减的东西转化为中国专制主义者阵营里的"固定牌"。这样行为如果被我们忽视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可以战胜他们而取得民主呢？
我写作此文的本意是要从统治者们"增牌"的行为给出我们的一种启发：统治者们都懂的道理，我们民运人士却不明白，就使我纳闷。在许多的问题上，我们却认为手里的牌越少越好，以至于有个别人在需要增牌的今天，还在吆呼着减牌。2007-02-01，我写作的《论民主的"洗牌"和专制主义的"清扫马圈"》（《民主论坛》）一文，提出了在"洗牌"的同时增牌的问题。此一篇是用对比的方式论证了共产党高层的情况，指出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民运人士不但要抓住批判的对象，而且要抓住变化着的批判对象。
（2009-0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