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亿万人消灭麻雀
历史事件有时会重演。18世纪40年代，普鲁士执政者曾因错误地下令扑灭麻雀，自酿苦果。19世纪60年代，法国重蹈覆辙。谁会料到，在世界科学发展突飞猛进的20世纪50年代，已经为历史和科学证明是错误的消灭麻雀的事件，竟在新中国重又发生。
1957年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位省委书记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讨论并商定了《农业十七条》（即《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又称《农业四十条》的前身），其中第13条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消灭老鼠（及其它害兽），麻雀（及其它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未研究），苍蝇，蚊子。"
在酝酿《农业十七条》的过程中，农业部一负责人曾约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鸟类学家郑作新，就该不该消灭麻雀听取意见。郑作新表示：国内有关麻雀的研究资料很少。麻雀在农作物收成季节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雏期间吃害虫，是有相当益处的。对付麻雀的为害，不应该是消灭麻雀本身，而是消除雀害。
但是，科学家的理性思考，斗不过农民的所谓经验，郑作新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事实上，消灭麻雀运动在1955年冬已经在全国各地展开。甘肃省就有百万青少年齐出动，七天消灭麻雀23.4万只的报道。
在全国上下众口一声要消灭麻雀的时候，也有少数生物学家挺身而出，为麻雀鸣冤。他们认为定麻雀为害鸟，根据不足。1956年秋，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尽管不少人由于灭雀运动是领袖和中央的决策而不愿意发言，还是有几位同志出于科学家的责任感，坦陈麻雀不是害鸟，反对消灭麻雀。
首先发言的是实验胚胎学家、细胞学家、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朱洗。他引用了大量史料，尤其是187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自然界的奥妙》一书中"麻雀篇"的许多科学资料。他说，1744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也称腓特烈大帝），因为讨厌麻雀每天唧唧啾啾叫个不停，而且还偷吃樱桃园里的果子，就下令悬赏除灭麻雀，谁杀死一只麻雀就可以得到六个芬林的奖金。于是大家争相捕雀，结果麻雀没有了，而果树的害虫因没了天敌，越繁殖越多，把果树叶子都吃光了，结不出一个果子来。大帝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且被迫去外国运来麻雀，加以保护和繁殖。朱洗在继续引用美国纽约以及附近城市、澳大利亚为扑灭害虫从国外引进麻雀的成果后说：我们如果公平地衡量利弊得失，应该承认麻雀在某些季节确实有害，更多的时间是有益的。他郑重地提出：是否应该消灭麻雀尚应考虑。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焴、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西北农学院教授兼院长辛树帜、福建师范学院教授丁汉波等几位动物学家认为，定麻雀为害鸟的根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暂缓捕杀麻雀，政府不要轰轰烈烈地发动灭雀运动；同时呼吁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进行深人研究。
鉴于座谈会上也有人拥护捕杀麻雀，而且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是毛主席和中央的决策，主持会议的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李汝棋在会议总结发言时说：目前对这个问题我们很难作出结论。希望大会将记录整理出来送农业部参考。我们建议所谓的为麻雀"缓刑"和修改政府法令，是不适当的。会议过后，麻雀益害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上海《文汇报》于1956年冬至1957年春，陆续刊出一些生物学和农学工作者反对或赞成消灭麻雀的文章。
赞成并拥护消灭麻雀代表的是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他的文章《麻雀显然是害鸟》刊于1957年1月18日的《北京日报》。《北京日报》编者所加的按语，明确指出编发这篇文章，是针对朱洗在中国动物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发言，以及《文汇报》刊出的几篇文章。
周建人以自己幼年在农村的体验，断定"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他尖锐地批评那些反对消灭麻雀的人，是"自然界的顺民"与"均衡论"者。他写道："社会已经改变了，但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仍然会残留着。过去时代不少人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顺民，不敢有改造自然的想头，当然也不敢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主人"。"还有叫做均衡论的见解，也妨碍人们改造自然的决心"，"均衡论只强调了静止的一面，忽略了生物的历史是一个过程"，"均衡论叫人害怕自然界如失掉均衡会闹出乱子"。周建人最后强调："今日已明白地有了这样一种思想：自然是能够改造的，人们也有改造自然的勇气和信心。人类是能支配自然的，决不是顺民。"
1957年5月7日，来访的苏联科学院自然保护委员会委员、生物学家米赫罗夫在回答《文汇报》记者的提问时说：麻雀对人有害呢，还是有益呢？这不能一概而论，要看麻雀在什么地区而定。苏联北部和森林地区田少树多，麻雀对人益多害少。城市里麻雀多半吃虫，对人完全有益。对以上地区的麻雀，苏联人不予消灭。在苏联南部田野间，如遇麻雀成群吃谷，苏联人常作小规模斗争。在森林、田野、城市相连地带，麻雀对人同时有益也有害，故只在成群吃谷时予以消灭才是对的。当时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讲学的莫斯科大学教授、生态学家库加金，也持与米赫罗夫同样的看法。
可能是接受了中外生物学家的部分意见，1957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经过修改后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纲要修正草案》）中，"除四害"的条文改为："从1956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
1957年《纲要修正草案》中有关麻雀问题的修正墨迹未干，很快就被大跃进、浮夸风所否定。进人1958年，中央要求在几年时间内提前实现《纲要修正草案》。消灭"四害"尤其是消灭麻雀的期限自然也随着大大地提前。
在中央号召之后，决定提前实现"四无"的省和直辖市就有：北京市（定为两年）、河南省（定为三年）、上海市（定为三至五年）、江苏省（定为四年），山东省、山西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甘肃省、黑龙江省（定为五年），安徽省（定为五至八年）。
麻雀也许在"四害"中被认为是最好对付的，因而，从1958年3月起，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民灭雀运动的高潮。《纲要修正草案》曾经作出的关于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的规定，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国外舆论与国际友人对我国灭雀大战的评论，与国内的评价大相径庭。著名的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这位为新中国不知唱过多少赞歌，替中国人民不知说过多少好话的老朋友，在捕杀麻雀问题上同我们唱了反调。
1958年3月19日，正在新加坡的韩素音接到父亲在北京病逝的噩耗，3月24日赶来北京料理父亲的丧事，她目击了北京市数百万人民围歼麻雀的全过程。过后，她写了一篇很长的报道《麻雀即将灭亡》，发往美国的《纽约客》杂志。她不仅记下了北京市锣鼓喧天，鞭炮轰鸣，房上树上真人齐声呐喊、假人随风摇摆，撒开天罗地网聚歼麻雀的情景，更坦露对这场麻雀战的厌恶心情。她写道：在三天的灭雀大战之后，一望无际的天空已见不到一只麻雀。她哀叹：灭雀战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是愚蠢的。这是科学的死亡。她飞抵印度加尔各答，看到许多鸟自由飞翔时，情不自禁地发誓：我永远不愿再看到这样的麻雀战！后来，她在《韩素音自传》中又提及此事。她写道：《纽约客》杂志接到她关于麻雀的文章后，编辑罗杰•安吉尔曾建议她把结尾部分删掉，说它会使许多中国人不高兴，然而被她拒绝了。
由于许多生物学家强烈反对消灭麻雀，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的同志打算写一个报告向上反映。经请示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决定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报告。
1959年11月27日，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送请胡乔木转报毛泽东。随《报告》附送了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共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扼要介绍了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和郑作新四位生物学家反对消灭麻雀的意见。
毛泽东很快看到报告，并于11月29日签署：印发各同志。这个报告后来作为中央杭州会议文件之十八散发给与会者。
按照中国科学院党组的部署，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于1959年12月29日和1960年1月9 日召开麻雀问题座谈会，酝酿成立"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以便尽快制订计划并组织力量分工协作，开展麻雀益害问题的研究。由有关国家机关和诸多科研单位人员组成，并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童第周任负责人的协调小组于3月4日正式成立。
就在"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开展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在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1960年4月6日，谭震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他在谈到除四害讲卫生运动，成绩之大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之后说："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
看中国编者按：全国战麻雀这类人民战争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开始，没有毛的点头同意，这一荒唐事件是无法结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