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警察抓人忙
昨天，中国公安部召开了"公安执法管理研讨会"，据公安部网站上的消息称，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杨焕宁在会议上承认，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着执法腐败问题：包括执法不公、执法不作为、执法不规范等。笔者周四下午就此问题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仍感意犹未尽，有几个问题需要更深入的阐说。
关于普遍存在的执法腐败，与会的专家学者们诊出的病灶是：对执法活动缺少流程管理、系统管理，致使已有的执法规范得不到严格执行或在执行中走样；开出的药方是：要强化执法管理工作，像现代企业管理生产和产品质量那样，对执法办案实行全流程、全方位的管理，推动公安执法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
凭心而论，由于会议的主题是"公安执法管理"，专家们只谈管理，心无旁骛，也不算大错。但是要医治病入膏肓的执法腐败，仅凭操练一些企业管理的套路，比头痛医头更违背医理，简直跟头痛医脚一般不靠谱。拿这样的药方去医治执法腐败，治不了病几乎是肯定的，聋子治成哑巴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
理论上讲，执法和司法是两个概念。但既然由公安部召开"执法管理研讨会"，主办者想必也无意对这两个概念做学术上的区分，只是约定俗成地以"执法"涵盖狭义的 "诉讼司法"和"行政执法"罢。事实上，中国长期以来在党权独大的体制下，司法和执法也常常是胡子眉毛一把抓，比如臭名昭著的劳教制度，本该经由司法机关量刑处置，事实上却是由执法的公安机关一手独揽。
抛开学理上的毫厘不论，中国与法相关的腐败已经成为当前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近期的瓮安事件、杨佳事件、躲猫猫事件、王帅事件、邓玉娇事件等，无一不和执法和司法腐败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要从根本是医治此类腐败和不公，终极良药还是制度性变革，即以权力分立替代中共政权的大权独揽体制。
权力分立--不论是滥觞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还是孙文自创的五权分立--目的就是为了限制权力的滥用，避免独裁者的产生。连清末的《钦定宪法大纲》（1908 年颁布）也提出了两权分立的概念，以切割司法和行政间的纠结。《钦定宪法大纲》第十一条曰："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
由于中共自封的绝对领导地位，表面尽管有议政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作为权力机构，但立法权从来没有真正的独立，事实上也不可能独立。此外，中共政权的政治，大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严打"、"维稳"，小到"城市形象"、"招商引资"等等，均可成为当局僭越法律，以政代法，践踏人权的借口。职是之故，滥杀无辜、打家劫舍、压制异见、恃强凌弱才成为这个社会的常态。
中共政权在法律文字上并不否认司法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但是，中共宪法所谓的"司法独立"与国际常规并不是一回事儿。中共所谓的司法机关的独立只是相对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而言的，而不是从党权那里独立出来。事实上，中共从未放松对司法机关的掌控，重要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都由党徒充任，组织机构上还专门设有政法委员会来领导司法工作，经济地位上司法工作人员为国家干部，要服从"一孔之利"的规则，从政府那里讨口粮。
中国的现行行政执法权更是绝对置于党权之下。以公安机关为主的执法部门，实质上只是中共政权的看门狗。由于其权力属性是"党赋"而不是来源于民众，执法行为自然只以党的马首是瞻。当权力者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处于不同轨道时，执法者便会偏袒权力，牺牲民众利益，执法腐败便无法避免。此外，以公安机关为主的执法部门长期以来也形成了独霸一方的利益集团，以权牟利，权力寻租也导致了大规模的执法不公和执法不作为现象。
除了上述的三大权力的分立，可以从根本上遏制执法腐败之外，西人所谓第四权力--即新闻自由，也是执法公正、清廉的重要保障。然而，中国的现实是，第四权力也和立法、司法、行政执法权力一样，由中共政权一手控制。既无制度保障，又无舆论监督，执法腐败就不能不大行其道。
在中共一党独大、大权独揽的现实之下，中国的专家们却放着明白装糊涂，背本趋末，乱开药方。不谈体制的变更，一味奢谈 "强化执法管理"，企望"推动公安执法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像极了一群喋喋不休的说梦痴人。唯一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的是，中国知识人的这类胡话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