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担忧的是，决策者、投资者和学者似乎关心衰退是否见底，以及牛市何时重临，多过我们是否能够从今次的危机中汲取正确的教训(learn the right lesson)。种种迹象显示，可能较预期更早来临的经济复甦，以及对复甦的期望，使各界对金融制度的千疮百孔自欺欺人地假装没看见。
根据佛洛伊德的分析，即使面对排山倒海的确凿证据，人在防卫机能（defense mechanism）的运作下，往往对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持轻视的态度。他将这种应对日常生活的鸵鸟式策略称为「低估」。这种防卫机能的运作和应对策略的施展，像乌云一样笼罩著有关金融危机的讨论。
很多有关市场体制和金融制度的基本、结构性问题，都像垃圾一样被扫到地毯底，眼不见为淨。比方说，以银行、股票和债券买卖为骨干的金融制度，是否分配资源的最有效率（most efficient）和最具成效（most productive）的制度？我们为这效率和成效支付的报酬和成本又是否合理？
众所周知，金融业在奉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体系内所吞噬的利润远超过其他行业。我们有必要知道，究竟金融业在将资金转移到有利可图的投资之前，已经收取了多少费用；而这些费用又佔所有资金的投资回报多大比重？布殊和奥巴马政府动用大量纳税人的金钱去拯救金融机构，这又牵涉到现行的税制是否合理和公平。
不少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和AIG等保险公司----从事与赌博无异的投机活动而损失惨重。用纳税人的钱去帮助它们脱离困境，因此再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或政策问题，而同时是一个涉及道德和责任的问题，为何社会各界在这个问题上襟若寒蝉？
这些都是显而易见却备受忽略的问题，其实并不叫人意外。在经济主导的人类社会，经济学本应是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可是近十年来，在有关经济议题的讨论中，逻辑思维(logical thinking)与常识(common sense)常常被一厢情愿的想法(wishful thinking)、内定结论(foregone conclusion)和错误假设(false assumptions)所取代；
而讲求证据、重视事实的科学精神，也逐渐被一股燃烧一切的宗教式热情蒸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两个近三十年来最具个人魅力的西方领袖----美国总统列根和英国首相戴卓尔(撒切尔)夫人----成功令国人对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完全改观。从此大政府变成一个「葬字眼」(dirty word)，它不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问题的一部分。
之后在佛利民(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人的大力推销，美国前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身体力行下，再加上共产集团的瓦解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世人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变得深信不移。按照这套有强烈宗教色彩、建基于信念（faith-based）多于现实的论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变成了一套自我监管，甚至自动修正(self-correcting)的神奇制度。
这当然与事实大大不符。若干头脑较为清醒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进一步反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的先天性缺陷，以及描述和解释这种制度的经济理论的不合逻辑和违反人性。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当代行为经济学(behavior economics)的其中一个奠基者希勒(Robert J. Shiller)，最近与二零零一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阿克尔洛夫(George A. Akerlof)联手撰写《野性难驯：
人性如何驱动经济及其对全球资本主义的重要性》(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一书；所讲的正是人的信心、对公平的执著以及喜欢听故事等「动物精神」，如何影响经济及颠覆视人为理性策划者(Man as rational actor)的经济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