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9-05-07 06:22:23作者：郭保胜
1989年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六四”镇压民主运动事件，当时我才是一个远在中国边陲的17岁高中二年级学生,我与“89．64”本无关系，但上帝的安排却是非常的奇妙。自我1990年考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后，便与六四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3年6月2日，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我被北京市公安局因政治原因拘留半个月。
1994年6月4日，正在读大学四年级的我在湖南岳阳被公安逮捕，并被押往深圳市看守所羁押。
1997年临近“六四”的5月29日，我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三年零六个月，1997年12月3日我刑满释放。
1999年“六四”10周年，年初我刚到北京，就被北京警方遣送回家，六四10周年我是在老家度过的，这年6月4日，当地公安局长还专门到我家中看我。
之后我在北京定居，每年“六四”少不了北京公安和当地派出所的询问。
2009年“六四”20周年，我在海外，与“六四”的不解之缘拉开新的帷幕。
一个本来与“六四”豪无关系的年轻人，究竟为何与“六四”难舍难分、缠绕一起？又是甚么原因让他甘愿为继承“六四”遗志而义无反顾、赴汤蹈火呢？
1989年是一个对正值青春期的少年特别的一年，传统的叛逆、真理的追求、理想的迷茫、年轻的冲动，使尚在高中的我感到这是变革的一年。由于父母都是老师，所以我可以看到更多的书报资料，我当时就看过严家其先生写的《文革十年史》《首脑论》等书，西方哲学的书如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书也在高中学生老师间比较时尚，另像《文汇月刊》《新华文摘》《文摘报》办的非常好，新观点新思想层出不穷，对我冲击很大。后来看了《河殇》一片，感到中国的变革必须要我们每个人参与，不仅要坐而论道，而且要起而行道。
胡耀邦去世后北京开始遊行，报纸和电视成为我疯狂关注的对像，我废寝忘食地了解着北京的资讯，也跟父母发生些意见冲突。当中央电视台播出学生对话团与官方的对话录像时，父亲和一些年长的人说：“这些学生肯定要被秋后算账！”，我对他们的预言不以为然。 6月3日夜电视中的一切变了样，当我三番五次听到北京市政府的不让市民出门的紧急通知时，我感到民主运动可能要被暴力镇压下去了。
“六四”之后的日子非常难受，电视中把一切责任推向“暴徒”，但我又惊奇地发现官方在通缉学生领袖。我在《中国教育报》上看到连篇累牍批判自由化的大块文章，如《抓住刘晓波的黑手》《动乱精英严家其》等，心里痛苦、迷茫。一个下雨的午后，我在广播中听到陈希同发表的关于北京“平暴”的长篇纪实，当时我的心如同街上的雨一样支离破碎了，我感到一段时间以来的新的希望被扼杀了，我像疾风中的芦苇，快被折断。那天的感受我写在我的日记当中。
1990后，我以全省文科前几名的成绩考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之所以上该校该系，是因为我看北大、复旦要军训一年，也看到1989年时的很多知识精英都出自人大。到人大后这里是一片红色恐怖，“六四”后的入校新生，都要接受痛苦的“洗脑”过程：集中学习文件、送入军营接受军训。大学一、二年级，我大部份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苦苦探索人生和社会的真理。经过两年的探索我终于得出结论，那就是再一次的坚定了民主自由是中国真正的出路，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与谎言、专制、禁锢進行不息地斗争。
当时人民大学有个读书社，我参加了几次他们的活动后，终于从孤独的边缘状态逐渐接近到了这个民族谋求自由的中心。我很钦佩读书社的几个研究生，他们在肃杀阴冷的气氛中，仍在执着地探索、不屈的抗争着。我们一起举办讲座，办刊物《大家》，走访89年前的知识界名人，不久我成为读书社的一个骨干成员。
1992年六四前，读书社的主要组织者廖家安、王胜利被逮捕，薛学平被通缉，他们三人遭难，导火索是因为在1991年“六四”期间在北京大学秘密散发纪念六四的传单。从1991年撒发传单，到1992年六四被捕，北京公安暗中监控人民大学读书社整整一年。我记得那天下午，午后的阳光十分明媚，在学生饭厅里见到一个读书社的女同学，她神色慌张的告诉我：“他们都出事了”。非常奇怪的是，这些与我朝夕相处的同学的被捕不仅没有吓到我，反而激起我毅然决然的勇气和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就在那天下午，我决定在大学里要与黑暗的势力進行不计后果的争战。
之后我和一些進步学生认为我们这一代关键是要行动，而非理论探讨，因为理论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开始天天想如何搞些活动激发学生的勇气。当时，中国政府为了摆脱“六四”之后的外交困境，竭力邀请日本天皇来华。企图从西方国家因六四制裁中共而形成的链条中最薄弱的地方突破（钱其琛语，见其着《外交十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藉助民族主义诉求来推進校园的学生运动，也抗议日本不讲原则、向专制国家妥协的外交政策。
我们進行了“关于中日关系的民意调查”，“勿忘国耻纪念『九、一八』座谈会”和致日本明仁天皇公开信等活动。 1992年9月24日中午，我和北京大学法律系学生周虎、王仲秋，香港城市理工学院学生刘富强四人到北京使馆区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前呈递一封致日本明仁天皇的公开信。在路上，我知道这次是要彻底地被记在黑名单上、而且是彻底地要走一条与中共对抗的路了。我们到使馆被警察包围，但没有抓我们。公开信当日改为邮寄递送。我到校不久就被老师、保卫处人员包围了。这是1989年后学生第一次公开亮相，虽然藉助民族主义，但对活跃校园运动起到了很大作用。
之后我成为学校的重点关注对像，但我意已决，我又在校继续组织了很多讲座、问卷调查活动，并积极与校内外的知识精英们见面。我见到并很快熟悉了我们哲学系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老师、蒋培坤老师，他们在89后超凡的勇气和不屈的抗争也一次一次的激励着我，我们在一个系，所以当时见面的机会较多，他们也给我很多的劝勉。王丹出狱后不久，我作为为数不多的在校学生去看望他。在1993年4月10日，在三味书屋的一次聚会上，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知识界精英，如胡绩伟、许良英、何家栋、于浩成、戴晴等人。当时我们学生跟北大老师袁红冰关系密切，他的《荒原风》对我学哲学的人来说很对胃口，他对学运的指导也让我们受益匪浅，那天我们又在一块谈了很长时间。
1993年5月4日晚，我到北大与几个学生组织当夜的“五四烛光吉它晚会”活动。当日晚7时起，在北大图书馆外面的草坪上，各高校学生，校内外吉它歌手前后共约近千人一块高唱歌曲。起初我们高唱崔健、黑豹的摇滚歌曲，后来唱一些讽世的摇滚歌曲。之后，学生们高唱《国际歌》数遍，显示了他们的激情和义愤。校方和警方到草坪上压制学生们的活动，两架录像机录了整个过程，我和一北大進步学生于8时左右被警方从草坪上带走。我分别在北大、人大保卫处审查一天后放出。
93年六四马上就要到了，校方不让我去北大。 5月31日，我与某广告公司朋友印制了三件文化衫，文化衫图案为戴着镣铐的几个脚印，其意为纪念追求自由、反抗专制的烈士和志士们。我的一两个同学也穿了这衣服，我自己穿了一件。我觉得无所谓，但在6月2日我骑车出校门时被警方强行被捕。我被殴打后关押到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即半步桥）。十馀天的监狱生活后，我于19日释放，释放后仍然回到学校。因为他们没有我犯罪的证据，他们关押我到监狱，目的就是要吓唬我。
之后我安静了一段时间，但到1994年“两会”前后，北京高校的气氛更加恐怖，公安、国安、总参各方特务都深入到北京高校，包括袁红冰等一些進步老师相继受到处罚甚至逮捕，一些经常来学校的原“六四”学生（如李海）被限制自由或被捕，89后的学生运动在1994年受到重创。
我由于在北京被严密监控，也认为学生运动由于被控制严酷，暂时运作不起来，而89年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发动群众，我们应该走到工人、农民中去。我于是与一些工人维权人士一块到深圳从事工人维权活动，我那时根本不想一般学生所想的工作、毕业这些问题，完全是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那样的青春岁月是非常美好的。在深圳我们开展工作初有成效，但不久也被当地警察关注，5月中，深圳几个工人维权人士被捕，我逃到湖南岳阳一校友处。
1994年6月3日上午，我想我要在岳阳校友家过“六四”了。但是在傍晚时分，我校友家中冲進来一大批警察，对我進行刑事拘留。在岳阳看守所被关押2天他们押送我到了深圳市上梅林看守所，我在这里一共待了三年半。公安对我超期羁押了三年后，才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这个大而不当、非常荒谬的罪名判刑三年半。我被判刑也是1997年临近“六四”的5月29日。在看守所中的近四年中，每年六四我绝食一天，狱方和牢头狱霸们也没有干涉过。
在狱中，我目睹了人间最为丑恶的人性、最为残暴的管理、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摧残、凌辱、禽兽不如的恶行。我自己也如《圣经》中的约伯“ 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饥饿、污浊的空气、尤其是南方的湿毒戕害了我的皮肤和身心。每年漫长的夏天我都因脚疾一瘸一拐。里面的一切需要另文描述。
1997年我出狱，1998年我在北京活动了一年。 1999年是“六四”10周年，我觉得我没甚么问题，没想到年初我刚到北京，就被北京警方遣送回家，在江棋生先生的《看守所杂记》一书开篇一两页，就记载了我被警方抓捕、遣送的事实。
六四10周年我是在老家度过的，我被软禁后几乎每周要与当地派出所警察去谈话、汇报。其实这种软禁更加难受，因为来自老乡、甚至亲人的误解的确很是屈辱。他们认为我很傻，因为我以前是这个县的状元，现在到这个地步。
六四10周年当日，我县公安局长大人开着县里最好的车辆“蓝鸟”来我家。毕竟是乡亲，聊聊家常、谈谈国事，六四很快就过去了。
2000年以后的六四，我在北京度过，每年六四前后，总有些电话问你最近的情况，但我极力隐藏自己，有时候也能见效果。李海出狱后我去监狱门口接他，没想到不仅没有接到他，反而自己進了当地派出所。一个我见过的政治警察出现了。他说你再隐藏还是会浮出水面的。到2008年，我所在小区的派出所警察曾多次到我家找我，我经常不在，但他们就经常来，终于碰上过几次面。 2008年底，我感到09年六四我会被控制的更严，所以想办法来到了美国。
2009年六四，我终于可以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上自由地纪念先烈们、自由地为中国的未来献上祷告和呼吁。六四20周年，是一个值得全民族来纪念的日子，因为它凝结了我们民族的恨与爱、善与恶、黑暗与光明，它的里面，有我们的民族的鲜血和泪水、反省和展望。六四不是仅仅属于某一批人、某一代人，它属于全体中国人、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六四是个民族的结、是个文化的结，这个死结必将埋葬黑暗的旧势力、必将复兴民族中的良知、正义和无畏的勇气。它是死亡，它是复活。
正如《圣经》上说：“要恨恶罪非恨恶人”，我们要愤怒声讨那辖制我们民族身上暴力血腥的邪恶势力，但要以极大的爱心唤醒中国人的良心，敦促当权者恢复我们人类共有的良知，抚慰那死者、伤者的哀痛之心。 2009年的六四，是一个对我来说既是揭露指斥又是祈求祷告的日子；2009年的六四，是一个对我而言既悲痛伤感又充满盼望的日子。
2009年5月2日美国
1993年6月2日，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我被北京市公安局因政治原因拘留半个月。
1994年6月4日，正在读大学四年级的我在湖南岳阳被公安逮捕，并被押往深圳市看守所羁押。
1997年临近“六四”的5月29日，我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三年零六个月，1997年12月3日我刑满释放。
1999年“六四”10周年，年初我刚到北京，就被北京警方遣送回家，六四10周年我是在老家度过的，这年6月4日，当地公安局长还专门到我家中看我。
之后我在北京定居，每年“六四”少不了北京公安和当地派出所的询问。
2009年“六四”20周年，我在海外，与“六四”的不解之缘拉开新的帷幕。
一个本来与“六四”豪无关系的年轻人，究竟为何与“六四”难舍难分、缠绕一起？又是甚么原因让他甘愿为继承“六四”遗志而义无反顾、赴汤蹈火呢？
1989年是一个对正值青春期的少年特别的一年，传统的叛逆、真理的追求、理想的迷茫、年轻的冲动，使尚在高中的我感到这是变革的一年。由于父母都是老师，所以我可以看到更多的书报资料，我当时就看过严家其先生写的《文革十年史》《首脑论》等书，西方哲学的书如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书也在高中学生老师间比较时尚，另像《文汇月刊》《新华文摘》《文摘报》办的非常好，新观点新思想层出不穷，对我冲击很大。后来看了《河殇》一片，感到中国的变革必须要我们每个人参与，不仅要坐而论道，而且要起而行道。
胡耀邦去世后北京开始遊行，报纸和电视成为我疯狂关注的对像，我废寝忘食地了解着北京的资讯，也跟父母发生些意见冲突。当中央电视台播出学生对话团与官方的对话录像时，父亲和一些年长的人说：“这些学生肯定要被秋后算账！”，我对他们的预言不以为然。 6月3日夜电视中的一切变了样，当我三番五次听到北京市政府的不让市民出门的紧急通知时，我感到民主运动可能要被暴力镇压下去了。
“六四”之后的日子非常难受，电视中把一切责任推向“暴徒”，但我又惊奇地发现官方在通缉学生领袖。我在《中国教育报》上看到连篇累牍批判自由化的大块文章，如《抓住刘晓波的黑手》《动乱精英严家其》等，心里痛苦、迷茫。一个下雨的午后，我在广播中听到陈希同发表的关于北京“平暴”的长篇纪实，当时我的心如同街上的雨一样支离破碎了，我感到一段时间以来的新的希望被扼杀了，我像疾风中的芦苇，快被折断。那天的感受我写在我的日记当中。
1990后，我以全省文科前几名的成绩考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之所以上该校该系，是因为我看北大、复旦要军训一年，也看到1989年时的很多知识精英都出自人大。到人大后这里是一片红色恐怖，“六四”后的入校新生，都要接受痛苦的“洗脑”过程：集中学习文件、送入军营接受军训。大学一、二年级，我大部份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苦苦探索人生和社会的真理。经过两年的探索我终于得出结论，那就是再一次的坚定了民主自由是中国真正的出路，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与谎言、专制、禁锢進行不息地斗争。
当时人民大学有个读书社，我参加了几次他们的活动后，终于从孤独的边缘状态逐渐接近到了这个民族谋求自由的中心。我很钦佩读书社的几个研究生，他们在肃杀阴冷的气氛中，仍在执着地探索、不屈的抗争着。我们一起举办讲座，办刊物《大家》，走访89年前的知识界名人，不久我成为读书社的一个骨干成员。
1992年六四前，读书社的主要组织者廖家安、王胜利被逮捕，薛学平被通缉，他们三人遭难，导火索是因为在1991年“六四”期间在北京大学秘密散发纪念六四的传单。从1991年撒发传单，到1992年六四被捕，北京公安暗中监控人民大学读书社整整一年。我记得那天下午，午后的阳光十分明媚，在学生饭厅里见到一个读书社的女同学，她神色慌张的告诉我：“他们都出事了”。非常奇怪的是，这些与我朝夕相处的同学的被捕不仅没有吓到我，反而激起我毅然决然的勇气和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就在那天下午，我决定在大学里要与黑暗的势力進行不计后果的争战。
之后我和一些進步学生认为我们这一代关键是要行动，而非理论探讨，因为理论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开始天天想如何搞些活动激发学生的勇气。当时，中国政府为了摆脱“六四”之后的外交困境，竭力邀请日本天皇来华。企图从西方国家因六四制裁中共而形成的链条中最薄弱的地方突破（钱其琛语，见其着《外交十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藉助民族主义诉求来推進校园的学生运动，也抗议日本不讲原则、向专制国家妥协的外交政策。
我们進行了“关于中日关系的民意调查”，“勿忘国耻纪念『九、一八』座谈会”和致日本明仁天皇公开信等活动。 1992年9月24日中午，我和北京大学法律系学生周虎、王仲秋，香港城市理工学院学生刘富强四人到北京使馆区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前呈递一封致日本明仁天皇的公开信。在路上，我知道这次是要彻底地被记在黑名单上、而且是彻底地要走一条与中共对抗的路了。我们到使馆被警察包围，但没有抓我们。公开信当日改为邮寄递送。我到校不久就被老师、保卫处人员包围了。这是1989年后学生第一次公开亮相，虽然藉助民族主义，但对活跃校园运动起到了很大作用。
之后我成为学校的重点关注对像，但我意已决，我又在校继续组织了很多讲座、问卷调查活动，并积极与校内外的知识精英们见面。我见到并很快熟悉了我们哲学系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老师、蒋培坤老师，他们在89后超凡的勇气和不屈的抗争也一次一次的激励着我，我们在一个系，所以当时见面的机会较多，他们也给我很多的劝勉。王丹出狱后不久，我作为为数不多的在校学生去看望他。在1993年4月10日，在三味书屋的一次聚会上，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知识界精英，如胡绩伟、许良英、何家栋、于浩成、戴晴等人。当时我们学生跟北大老师袁红冰关系密切，他的《荒原风》对我学哲学的人来说很对胃口，他对学运的指导也让我们受益匪浅，那天我们又在一块谈了很长时间。
1993年5月4日晚，我到北大与几个学生组织当夜的“五四烛光吉它晚会”活动。当日晚7时起，在北大图书馆外面的草坪上，各高校学生，校内外吉它歌手前后共约近千人一块高唱歌曲。起初我们高唱崔健、黑豹的摇滚歌曲，后来唱一些讽世的摇滚歌曲。之后，学生们高唱《国际歌》数遍，显示了他们的激情和义愤。校方和警方到草坪上压制学生们的活动，两架录像机录了整个过程，我和一北大進步学生于8时左右被警方从草坪上带走。我分别在北大、人大保卫处审查一天后放出。
93年六四马上就要到了，校方不让我去北大。 5月31日，我与某广告公司朋友印制了三件文化衫，文化衫图案为戴着镣铐的几个脚印，其意为纪念追求自由、反抗专制的烈士和志士们。我的一两个同学也穿了这衣服，我自己穿了一件。我觉得无所谓，但在6月2日我骑车出校门时被警方强行被捕。我被殴打后关押到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即半步桥）。十馀天的监狱生活后，我于19日释放，释放后仍然回到学校。因为他们没有我犯罪的证据，他们关押我到监狱，目的就是要吓唬我。
之后我安静了一段时间，但到1994年“两会”前后，北京高校的气氛更加恐怖，公安、国安、总参各方特务都深入到北京高校，包括袁红冰等一些進步老师相继受到处罚甚至逮捕，一些经常来学校的原“六四”学生（如李海）被限制自由或被捕，89后的学生运动在1994年受到重创。
我由于在北京被严密监控，也认为学生运动由于被控制严酷，暂时运作不起来，而89年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发动群众，我们应该走到工人、农民中去。我于是与一些工人维权人士一块到深圳从事工人维权活动，我那时根本不想一般学生所想的工作、毕业这些问题，完全是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那样的青春岁月是非常美好的。在深圳我们开展工作初有成效，但不久也被当地警察关注，5月中，深圳几个工人维权人士被捕，我逃到湖南岳阳一校友处。
1994年6月3日上午，我想我要在岳阳校友家过“六四”了。但是在傍晚时分，我校友家中冲進来一大批警察，对我進行刑事拘留。在岳阳看守所被关押2天他们押送我到了深圳市上梅林看守所，我在这里一共待了三年半。公安对我超期羁押了三年后，才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这个大而不当、非常荒谬的罪名判刑三年半。我被判刑也是1997年临近“六四”的5月29日。在看守所中的近四年中，每年六四我绝食一天，狱方和牢头狱霸们也没有干涉过。
在狱中，我目睹了人间最为丑恶的人性、最为残暴的管理、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摧残、凌辱、禽兽不如的恶行。我自己也如《圣经》中的约伯“ 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饥饿、污浊的空气、尤其是南方的湿毒戕害了我的皮肤和身心。每年漫长的夏天我都因脚疾一瘸一拐。里面的一切需要另文描述。
1997年我出狱，1998年我在北京活动了一年。 1999年是“六四”10周年，我觉得我没甚么问题，没想到年初我刚到北京，就被北京警方遣送回家，在江棋生先生的《看守所杂记》一书开篇一两页，就记载了我被警方抓捕、遣送的事实。
六四10周年我是在老家度过的，我被软禁后几乎每周要与当地派出所警察去谈话、汇报。其实这种软禁更加难受，因为来自老乡、甚至亲人的误解的确很是屈辱。他们认为我很傻，因为我以前是这个县的状元，现在到这个地步。
六四10周年当日，我县公安局长大人开着县里最好的车辆“蓝鸟”来我家。毕竟是乡亲，聊聊家常、谈谈国事，六四很快就过去了。
2000年以后的六四，我在北京度过，每年六四前后，总有些电话问你最近的情况，但我极力隐藏自己，有时候也能见效果。李海出狱后我去监狱门口接他，没想到不仅没有接到他，反而自己進了当地派出所。一个我见过的政治警察出现了。他说你再隐藏还是会浮出水面的。到2008年，我所在小区的派出所警察曾多次到我家找我，我经常不在，但他们就经常来，终于碰上过几次面。 2008年底，我感到09年六四我会被控制的更严，所以想办法来到了美国。
2009年六四，我终于可以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上自由地纪念先烈们、自由地为中国的未来献上祷告和呼吁。六四20周年，是一个值得全民族来纪念的日子，因为它凝结了我们民族的恨与爱、善与恶、黑暗与光明，它的里面，有我们的民族的鲜血和泪水、反省和展望。六四不是仅仅属于某一批人、某一代人，它属于全体中国人、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六四是个民族的结、是个文化的结，这个死结必将埋葬黑暗的旧势力、必将复兴民族中的良知、正义和无畏的勇气。它是死亡，它是复活。
正如《圣经》上说：“要恨恶罪非恨恶人”，我们要愤怒声讨那辖制我们民族身上暴力血腥的邪恶势力，但要以极大的爱心唤醒中国人的良心，敦促当权者恢复我们人类共有的良知，抚慰那死者、伤者的哀痛之心。 2009年的六四，是一个对我来说既是揭露指斥又是祈求祷告的日子；2009年的六四，是一个对我而言既悲痛伤感又充满盼望的日子。
2009年5月2日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