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兄：多谢传来大作。读后心情不轻松，的确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我也觉得那些被揭露者其实都是值得同情的人。我可以想象到，在告密的时候他们是怎样的心境，心理是怎样的扭曲，劫后余生对于他们而言面对着的是怎样的复杂心理，他们要戴着面具生活，揣测着周边人-- 尤其是那些他们曾经对之做过亏心事的人--的脸色，紧张、心悸、言不由衷、眼神游移。他们已经无法回归到生命的正常状态，只能过着虚伪而屈辱的生活。死去的还好，活着的人再经历这样的打击，确实是太残酷了。
唉，这该死的运动，造孽的文革，留下多少心灵的创伤！
不过，我对大作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是，这样的真相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大白于天下？我们都会赞成，揭露历史的真相是特别重要的，也是十分急迫的。这不是为了追究具体人的责任，只是要明确是非，因为真相是和解的前提。从法律的角度，涉及公共利益的历史文献在形成三十年之后必须要公开。按照档案法的规定，文化类档案的开放可以少于三十年。现在只是因为某种忌讳，因此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档案大多处在密封状态，这给历史的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假如一律解禁，或许有很多人的公共形象都会轰然倒下。但是，我们是否就要为了维护某些人的形象而置法律规定于不顾呢？
另外，老兄所说的那种文化人的悲惨处境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官员群体，例如周扬这样的人。不少官员当年整人也有其迫不得已的地方：不做咬人狗，就成盘中餐。他们的事情是否也不应该揭露？假如一概采取回避原则，档案的公开、真相的揭露就成为一句空话。老兄作为历史学家岂不是要失业？
还有一点，疮疤揭开究竟给告密者带来的是怎样的一种后果？成为众矢之的，痛不欲生是可能的，不过面具终于脱落，那些没有道歉或忏悔的人们给逼到墙角里，至少在活着的时候有个机会道歉、忏悔，得到人们的原谅和心理的安静，这是否反而是一件好事？周扬晚年的忏悔道歉得到很多受害人的原谅正是一个好例。
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项。我能感受到老兄的善良用心，但是疮疤不揭，长此以往，也不是个办法呢。无论如何，我希望大作能够尽早发表，两者不同的态度一定能引发更多的人参与讨论，或者促成一些昔日的告密者的道歉也未可知。
谢谢你的关心。我在这里一切都好。祝福
平安！
贺卫方
2009-0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