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建立强大的政治替代力量
建立强大的政治替代力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历 时三十年，期间的风风雨雨和曲折历程非外人所能体会。我们应该学会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做到胜不骄败不馁，这是我们对民主事业负责任的表现。 我个人认为，过去民主运动最大的成功乃是在民主和人权意识的启蒙方面颇有建树，而最大的失败则是在组织运作方面，可谓一塌糊涂。而一场社会运动没有成熟的 组织运作和组织动员，则是不可想像的，也是注定无法真正达成目标的。因此，当此中国民主运动即将进入最后阶段，也即民主革命之际，进一步健全原有功能性机 构和草根性团体，建立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协调性组织，形成能替代中共的政治力量，乃当务之急。它是目前中国民主运动的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甚至可以说， 在没有建立起具有协调性作用和广泛民意基础的民运组织之前，中国民主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
鉴于中国目前的严酷政治环境和中共的严厉打压，在 国内建立类似的协调性民运团队是不可能的。过去很多民主斗士在这方面做过很多尝试和努力，但均以失败告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次是1998年的中国民主党 组党运动。这场运动最后遭到中共的全面打压而以失败告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内中国民主党几乎已经名存实亡，但在海外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中国民主党， 甚至有个别过去最激烈地反对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的“民运领袖”也宣称自己是中国民主党最正统的代表，而其它一些过去跟国内民主党组党运动毫无关系的人，为 了个人的政治或商业目的，而纷纷拉起民主党的大旗。一些打着中国民主党旗号的个人或组织不仅没有起到协调中国国内维权抗暴运动和海外民主运动的作用，反而 极大地破坏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形象和声誉，严重地伤害了广大民众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信心。
在过去的近三十年里，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组织建设始终 没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自八十年代初中国民联成立至今，海外民运组织一直没有突破带有很浓的小圈子色彩的精英政治的局限。他们不仅没能真正走向民众，与 民众的维权运动相结合，也没有在中国广大民众中形成强大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尤其是九二年中国民联和民阵合并失败后，海外民运组织的形象和影响一落千丈， 从此一蹶不振。此后虽然各方民运力量，包括一些较有影响力的个人和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都为重振和重组海外民运作过很多尝试和努力，但都不尽如人意。每一次 失败的尝试都使人们对海外民运的信心受到更大的打击。 因此，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看待建立中国维权抗暴民主运动协调服务中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海 外民运始终没有建立起强大的协调民主运动的组织和政治替代力量，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海外民运几个主要组织都是当时随着国内民主运动形势高涨而 成立的，比如民阵就是八九年“六四”镇压后由一批因参与八九民运而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和知识份子发起成立的。这些组织成立后没有充分重视组织运作和发展， 以至于很快就走向式微甚至出现内讧。二是部份民运领袖自身素质不高，深受共产党文化的毒害，其言行都类似共产党的斗争模式，不懂得以民主的方式运作民运组 织，无法建立起一支令人信服的民运队伍。三是海外民运人士因长期流亡海外，资源贫乏，随着“六四”的过去和中共在国际社会所实行的收买政策逐步取得成效， 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民运的支持越来越有限，台湾也不例外。四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域的局限而造成的。一方面中国民运史上始终没有产生过令各界人士均 能接受和信赖的领袖人物，如缅甸的昂山素姬，西藏的达赖喇嘛，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捷克的哈维尔，波兰的瓦文萨，南韩的金大中，俄罗斯的叶利钦等； 同时，海外民运人士和组织分布在世界各地，很难形成一个能有效运作和管理的强大领袖集团。五是中共的极力破坏和打压。中共过去对海外民运的破坏和打压可谓 无所不用之极，如统战，挑拨，收买，渗透，恐吓，骚扰，监视，毁誉，株连等。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海内外现在已经逐渐 形成一个德才兼备的领袖群体。一方面中国民运中的一批生力军始终没有被打散和消声，另一方面最近几年随着国内维权运动和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运动的兴 起，海内外产生出了一大批新的具有极高道德勇气和领导能力的民运领袖。此所谓时势造英雄也。谁也改变不了这一星火燎原之势。现在民运已经遍地开花，已经远 远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民主运动，因此，民运领袖也就自然不仅仅局限在传统民主队伍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愉快地接受这一现状，才能跟上形势，不 被历史所淘汰。
政治组织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阶段国内的形式发展很快。我们海外民运队伍中的很多人曾经是七九西单墙民主运动和八九民运 的先行者，可是，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已经很难对国内的维权抗暴运动发挥影响。如果我们再不寻求大的发展和改变这一尴尬的局面，我们就会被彻底边沿化， 同时，我们过去数十年累积起来的经验教训也无法与国内从事维权抗暴活动的民众分享。中国民主运动又一次面临？断层和从头再来的危险。八九民运时就曾出现这 样的尴尬局面，参与八九民运的学生和市民对七九西单墙民运的前辈非常陌生，使后者无法对八九民运产生任何影响，使得八九民运显得很不成熟。如今海外民运山 头林立，鱼龙混杂，各自为政，相互竞争甚至拆台？的情况非常严重。中共一直在搅浑水，他们的人似乎越来越肆无忌惮。如果我们再停步不前，他们就会将我们的 声音压倒。我们必须拿出最大的勇气和最高的智慧来迎接来自中共和各方的挑战。有些资深的民主人士对建立和发展海外民运组织产生了恐惧症。他们认为一发展组 织，就会内讧，个人形象和影响力也会受损。担心组织发展过快会造成内讧是组织发展的最大障碍。事实上，从事任何活动都有风险，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和冲突， 就有进有出，不必为此而裹足不前。否则，机会来了我们也抓不住。过去几年来，很多法轮功学员在从事宣传民主理念，揭露中共罪行的讲真相活动，而我们民运中 的一些朋友却反而生出各种各样的顾虑，无意中将他们排出在了我们的队伍以外，这是令人很遗憾的事。这个问题不想清楚，下次如果遇到新的机会，如大量地下教 会成员如果也准备投身到反专制的行列，我们也可能仍然抓不住机会。其结果不是我们淘汰了他们，而是民众淘汰了我们。
建立政治替代力量和发展 壮大民运组织的意义，不仅是指具体工作的有效开展，更多的是在政治层面上所发出的信息。组织工作开展得好，一方面会有更多的人加入组织，另一方面也会有更 多的民众支持我们的工作，比如我们的外围组织。一个好的政策，需要一个有行动能力的组织才能推广和实现，比如法轮功推出的九评共产党，现在几乎家喻户晓。 而民运里的一些个人和组织也曾写过类似的文章，却从来没有形成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一个具有战斗力的政治组织，不仅应该是有思想能力的组织，更要是有行动 能力的组织。海外民运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行动能力差，我们连举办“六四”纪念活动都动员不了很多人参与，更妄论其他活动了。而法轮功学员却能在全球各地频繁 地举办各类大型活动，如神韵晚会，退党集会，反迫害游行等。如果我们连一个小型集会都无法有效组织，又谈何号召起广大民众来投身民主运动，掀起一场民主革 命呢？
当然，过去的失败并不等于永远的失败。正是因为过去曾经失败，我们才要以更大的决心和毅力去争取下一次的成功。清末时期曾叱吒风云的 湘军首领曾国藩有一句名言：累战累败，累败累战。今天中国民主运动最需要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坚不可摧的气概。我们不仅要有永不言败的精神，更要有总结经 验教训的能力，换句话说，我们既要有勇，也要有谋。我们于2008年初成立的中国过渡政府就是重振海外民运和建立强大的政治替代力量的一次大胆的尝试。我 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并正在朝更高的目标迈进。
建立中国过渡政府，一方面是为了促成民主革命的早日到来，尽快将各地零星的维权抗暴活动引导 到民主革命的浪潮中来。国内目前的形式对我们非常有利，维权抗暴运动风起云涌，并正在朝向民主革命的方向发展。可是，中国民运仍然是一盘散沙，没有做好应 有的准备， 使得有心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国际社会无所适从，希望投身民主运动的国内民众无所归依。全国维权抗暴民主运动始终无法形成一盘棋，中共则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段 镇压各地的维权抗暴活动；另一方面也是为民主转型做相应的准备，避免中华民国初期混乱局面的重演。中华民国初期权力出现真空，临时约法匆忙出台，政府架构 严重失当，总统与总理权责不明，内阁频繁更换。最后导致强人政治和军阀混战的局面，以至于毛泽东赤裸裸地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理论。同时，建立中国过渡 政府也能逐渐争取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认同，及时阻止和追查外逃官员的资产，避免转型期给国家财务造成的重大损失，维护社会正义。
如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大环境都在迅速变化，未来支持民主运动的力量会很多很大，我们必须先走一步，哪怕走在别人前面半步，今后的路就会容易走得多。否则，临时抱佛脚恐怕只会事倍功半。中国民运队伍里过去这方面的教训很多，殷鉴不远。
成立中国过渡政府的正当性
建 立一个强大而团结的政治反对派力量，尽快促成民主革命的到来，并为未来中国民主转型做必要的筹备，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过渡政 府只是一种提法，与海内外其他民主运动组织在架构设置和组织运作上没有很大的区别。其他的人如果认为有更好的方法，也不妨去试。
事实上，在 海外成立过渡政府或流亡政府在历史上早有惯例。古今中外的例子举不胜举，其中最被人们津津乐道是戴高乐二战期间在英国建立的流亡政府“自由法国”。戴高乐 领导了法国人民的抵抗运动，受到法国人民的深切爱戴。如今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达赖喇嘛本人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受尊敬的 人之一。组建过渡政府或临时政府已成为反抗专制暴政的一种方式，并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和认同。被称为非暴力运动理论的教父金.夏普将建立平行政府列 为198种非暴力策略的最后一种。中国古代有一句名言：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如今我们建立过渡政府，也同样没有是否具备资格的问题。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 表达我们与中共绝不妥协的立场和反抗到底的决心和勇气。我们欢迎任何人加入到过渡政府中来，表现同样的决心和勇气。
中国过渡政府的道义优势
中国过渡政府的主要发起人和组建者都是过去从事民主运动，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民主斗士。因为我们过去的经历，使得我们具有了一定的道义形象。甚至可以绝对一点说，我们目前所具有的所有资源就是道义形象。因此定位准确，以维持我们的道义形象就显得特别重要。
具 体来说，我们要将自己定位为反对派运动中坚，原则问题不妥协，做到有理有节，并通过我们从事的活动逐渐树立起社会道德感召力和取得民众的信任。但这并不等 于我们不可以在开展具体工作时根据特定的环境采取灵活的策略。无论是接触，对话，谈判，都必须坚持原则，同时是为了实现我们的理想，使我们的目标离理想更 近一步，而不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否则，我们的最大优势没有了，我们的本末倒置的做法会遭到公众唾弃，到最后一事无成。我们必须承认，如今国内任何一个 较大机构的负责人手里拥有的资源都比我们多。如果我们不站得比他们高，我们就无法跟在资源和地域上都比我们占优势的人和组织竞争，比如八大民主党派。他们 在转型期一定会划清与中共的界线，而且很可能喊出的口号比我们还响亮，八九民运时费孝通等民主党派人士的表现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我们现在不将自己与他 们区别开来，到时候想区别也不可能了。民运里也有各种定位的人，有的人不回避与中共互动，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希望通过改良实现民主，有一部份人在同中共接 触的同时保持对中共的批评，改良革命都乐见其成，还有一部份人认为中共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必须发动一场民主革命将它推翻。我们就属于最后一部份 人。对于其他人的做法和策略我们不加评判，但我们要始终坚持我们的做法和定位。现在来讨论谁对谁错及谁更有可能取得成功，还为时过早。时间将证明谁是对历 史负责任的做法。
基于我们的背景和共同的理想，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理想、组织和个人之间确定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应该始终将我们的共同事业放在 第一位，组织放在第二位， 个人放在第三位。无论从事业还是组织的角度思考，我们都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面对中共极权暴政，我们唯一的武器是真相与道义力量。能够面对危险而勇敢的 站出来坚持真理是最有效的武器，也最能激发出广大民众参与到我们的运动和组织中来。同时，我们必须始终铭记这一点：坚持做正确的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 面对如此强大的专制政权时才能永保希望。如果我们也像对方一样不以对错作为我们行事原则，我们就跟对方处在同一个道德基点上。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 单靠政策、谋略和实力，是永远也无法打败我们的占尽了资源优势的对手的。关于这一点，捷克著名异议作家、前总统哈维尔有极为精彩的论述，不仅如此，他也是 巡着自己的理念实现了理想，使捷克成为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中专型最成功和彻底的国家之一。事实上，自从第三波民主浪潮以来，几乎所有国家的反对派最后都是 以道义取胜，如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前印度尼西亚总统梅加娃蒂，缅甸反对派精神领袖昂山素姬等都是本国前国家领导人或反对派领袖的家属，她们赢得全民的 尊敬和支持，主要不是靠政策和谋略，而是靠道义形象。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及前南韩总统金大中等也是在某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出了道义上的正确选择，最后成为 了民族英雄和政治领袖。因此，我们既然已经在道义上占了优势，我们就没有理由放弃这种优势，改走其他人尤其是体制内的人所走的路子。那是最不明智和得不偿 失的。
中国过渡政府如何有效地运作和发展
中国过渡政府未来主要应该做好两件事：建立一个合理和健全的组织架构及融入到国内维权抗暴民主运动中去。
当 我反覆强调道义对于专制社会下的反对派的重要性的时候，我并没有否认组织发展和组织工作本身的重要性。我完全明白，在不同的国家会出现不同形式的政治转 型，产生不同类型的政治领袖。比如说，台湾的民主转型与印度尼西亚就大不相同，前者的情况接近南韩，而后者则更接近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前一种属于 宁静革命或称和平演变，这种情况下的政治领袖多产生于善于经营组织和培养自己的实力的民运人士，而后一种则属于和平革命或人民力量运动，这种情况下谁在道 义上占了优势，谁就很可能成为新时期的政治领袖。八九民运中产生的学生领袖和工人领袖，基本上都是因为在道义上占据了绝对优势而成就的。我们都知道，跟多 数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领袖相比，我们几乎是一无所有，既没有足够的从事反对派运动的背景和经验，也没有自己的组织实力和资源，我们唯一与其他参与者不同的 是我们敢于站出来说出真相，向强权挑战。未来中国政治转型如果因八九民运那样的方式发生，还会在一夜之间涌现出一批新的各阶层的领袖，如学生领袖，工人领 袖，农民领袖，军方领袖，宗教界领袖，体制内反叛者，知识份子代言人等。因此，我要说的是，我们必须对我们自身所处的背景和地位有一个准确地认识和把握， 在新的历史阶段通过做好上述两件事发挥出我们最大的影响力。
中国过渡政府在过去一年里，已经在建立和健全组织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已经 从最初的十余位发起人发展到现在的数千登记在册的“公民”，数十位推选出的议员，十余位内阁成员。最近我们正在举办维权领袖讲习营，希望在短时间内培养出 一大批国内团结在过渡政府周围的维权领袖和民运骨干。我们前不久刚顺利完成了政府换届选举。我们希望通过过渡政府的运作，逐渐累积从事政治运作和政府管理 的经验。
今年对于中国过渡政府来说是关键性的一年。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组织和健全组织架构，广泛吸纳各少数民族的领袖、各宗教信仰团体的代 表、民间维权领袖、各界社会贤达、海内外民主斗士和不愿意参与镇压的各级军官等加入过渡政府，共襄义举，为未来民主中国谋与计。我们应该与台湾，西藏，新 疆，法轮功，地下教会等各种现有的政治力量形成反共统一战线。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反对派运动中没有一个象征性的领袖，我们只能通过组织的形式树立影响 力。而组织的战斗力靠两点：路线正确和动员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将发展组织和制定方略作为我们的首要工作。
中国过渡政府应始终保持多元特 性，充分发挥个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这样才能做到人尽其才，同时我们也应该利用这段时期提高我们自身的民主意识和练习民主操作。我们要善于发现人才，吸纳 人才，培养人才，容纳不同的声音和个性。政治组织不是清教徒组织，也不是精英组织，需要各种水平，各种类型的人参与。在最基本的原则理念一致的情况下，求 同存异，兼容并茂。就拿台湾民进党的例子来说吧，他们从一开始就有八大派系，但却始终能保持团结。中国过渡政府未来很可能成为不同的反对派组织结成的广泛 联盟，这样就使得我们必须现在就开始学会与不同政见、不同风格的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打交道。
进一步提高过渡政府的决策能力
中 国过渡政府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必须具有果断的决策能力。而保证这一能力的机制就是需要有一套适合我们组织情况的决策程序。我们必须采取民主决策程序， 同时在执行过程中要保持步调高度一致，否则我们的反应就会显得非常迟钝和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很多该开展的工作就无法开展。也就是说会很快被其他具有更 合理的决策机制和更高的行动能力的组织走到我们的前面，辜负了我们的历史使命和民众的期待。
我们应该对未来形式有一个基本判断，哪怕那个判 断最后证明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的，也比不做任何判断，并达成共识要好。因为只有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我们才能作出下一步规划，并使组织具有一 定的决策能力，执行能力，凝聚力和号召力，不达成任何基于我们的判断而作出的共识，我们的组织就会在原地踏步，其最后结局就必然是生命力萎缩，并最终走向 失败。打一个形象的比方，我们大家到同一个目的地，我们的目标一致了，因此我们结伴而行，可是，由于路途遥远，我们会不停地遇到十字路口或分叉口，每次遇 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必须做一个选择：往左，朝前或往右。无论是朝哪个方向走，都比因每个人意见不同停留在原地不走要好，因为无论朝什么方向走，走多少弯 路，都有可能最终到达目的地，而停留在原地就注定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了。
很多民运组织过去长期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很多重大事情无法达成 共识，因此无法执行。一些民运组织负责人的主观意愿与社会的客观需要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错位，国内局势的发展已经超前于他们的思想了。比如说，国内现在四处 在罢工游行集会甚至武装自卫，身为民运组织应该如何应对，是乐见这种状况发生呢，还是不希望它发生？准备一直袖手旁观呢，还是愿意助一臂之力？如果希望介 入，又应该如何介入？这些人还没有将这些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政治上严重涉后的表现，使得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很多可以有所作为的机会。其实，作 为政治性组织，他们现在这样的状况对于民众来说是不负责任的，因为民众自发的运动往往成果很有限，牺牲大，成果小，如果我们这些有政治运作经验的组织能及 时以恰当的方式介入，帮助他们开展活动，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我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最近国内有一个颇具规模的组织的负责人主动跟我联系，希望我们指 导他们的活动，他表示，他们什么都不缺，已经下定决心要抗争到底，可就是不知道除了没完没了的上访还能干什么。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开办维权领袖讲习营，他们 可以在网上听课，了解更多从事人权民主运动方面的知识。他说这是他们最需要的帮助。可见，我们平时如果多做这方面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
还有 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现阶段中国社会形势的发展非常快，我们应该随时调整我们的思考角度和工作重点。一个政治性组织是否具有生命力和存在的价值，就看它是 否能把握运动的主方向，推进运动的发展，并最大限度地在这场运动中起到某种协调和领导作用。谁在这三方面做得最好，谁就会成为运动的领导者。我们中的一部 份人应该对此有很深的体认，因为我们参加过七九或八九民运，并在其中扮演过领导者的角色。
中国民运力量应有的共识和原则
我 们作为专制制度下致力于促进中国民主进程的反对派阵容，包括中国过渡政府和其他民运组织在内，必须首先明确我们的目标和工作方向。基于我们从事民主运动的 反对派组织的定位，我们应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建立起共识，否则我们的目标就不会清晰，我们的组织就没有战斗力，我们的工作就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阻力。
我们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形成共识：
一、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反对中共的暴政。因为中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极权专制，在过去半过多世纪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不可能主动还政于民。历史已经反覆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们再寄希望于他们主动改革，实现民主，回避与中共的对立，与其说是幼稚，还不如说是懦弱。
二、 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促成中国早日结束专制，走向民主化。这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中共的统治存在一天，中国民众的不满就会越大，社会整体道德就会进一步滑 落，社会不公和腐败现象就会更加严重，自然生态环境和政治生态环境就会进一步恶化，中国未来社会转型的成本就会越大。中国早一天实现结束中共的统治，中国 民众就会早一天从法西斯式的统治中摆脱出来。同时，中国的国民素质和经济发展已经具备了实现民主的条件，而且早已超过其他许多已经实现民主的国家的水准， 如蒙古，印度及多数非洲民主国家。
三、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使用非暴力手段促成中国民主化。我们坚信通过这样的途径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是代价最 小，也最有利于今后的民主建设；同时，我们也认为民众具有使用暴力反抗暴政的权利，中共是最终遭到暴力推翻还是和平下台，很大一部份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所做 所为。我们将始终不移地走非暴力抗争的道路，但是我们无法也无权阻止民众用暴力推翻中共的行为。
四、我们应该尽量广泛地与其他反对派力量谋 求合作，而不是画地为牢，以种种漂亮的说辞将自己孤立起来。如果我们首先将我们自己假设成道德上无可挑剔的人，然后根据我们的这一假定来拒绝其他道德水准 不够我们高的人加入到我们组织中来，甚至拒绝与他们来往与合作。那么，我们的组织就无法真正得以发展，我们的事业也就无法取得成功。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发 展政治组织要求的主要是理念的一致，而不是将道德作为主要衡量标准。
五、我们应该始终保持组织的多元兼容形态。这是现代民主政党和其他列林式革命政党本质上的区别。在不违反组织章程和大的方针的前提下，组织内要允许存在不同主张的派别。在民主国家的民主政党基本上都存在不同的派别，并且都是公开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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