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前一种看法的一位，就是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海归经济学教授李稻葵。他在央视经济频道上提出了中国面对危机的攻守方略，变危机为机遇，确保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三十年。对于中国如何在这场危机中独善其身，李稻葵其实并无高见，他知道扩大出口和加大投资已经行不通，于是空洞地提出要政府搞赤字来刺激消费。不过对于如何趁人之危，李稻葵倒是提出了比那些主张抄海外资产底的人不同的主张，他主张通过战略性投资，培养一部分的中国的政府的官员，逐步进入西方金融机构的董事会，获得知情权甚至控股权，在西方金融系统中留下眼线或特洛伊木马。
不过，今日中国对这种近乎天方夜谭的"海归"宏论，已没有多少人感兴趣，因为稍有常识的人都清楚，中国走向乱世的可能性将因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而急剧增大。短期之内，中国在这场全球金融海啸中确实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这是因为，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中国是一个债权人，而不是陷入支付危机的债务人。但是，中国的无奈就在于，作为债权人，中国却没有能力趁机以低价获得债务人的优良资产，因为中国的官僚不仅没有本事去识别这些资产，更没有本事去管理这些资产。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完全没有信心和能力防止自己的官僚吃里爬外，以大量损失国家利益来换取个人利益。这样一来，中国只好听任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大量发行货币来稀释中国对西方国家的债权，导致中国海外金融资产的大幅贬值。
当然，此时的温家宝已经不在意中国外汇储备的巨额贬值，因为他有更大的麻烦要面对。为了抑制通胀，温家宝搞了十个月的货币紧缩，国内经济元气大伤。现在，温家宝不得不进行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以阻止中国经济出现灾难性的衰退。所有人都知道，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内需，尤其是提高农民的消费需求。但是，中国老百姓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并非是一个新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难以解决呢？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这个老大难问题对中共当局到底意味着什么？
中国之所以走上了高度依赖出口需求的畸形发展模式，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中共当权者始终坚持"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方针，他们宁可把大量的购买力白白地输送给发达国家，也不愿意提升中国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因为他们直觉地认识到，提升中国百姓的权利，最终会威胁到自己的特权，威胁到共产党的江山。问题是，不提升普通百姓的基本权利，就不可能提升国民消费需求的比重。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堵住了中国扩大出口来支持增长的路，迫使中共当局不得不面对中国百姓，特别是面对中国农民的基本权利问题。
那么，中共当局有能力提升农民基本权利吗？过去，在外部经济形势有利的情况下他们尚且做不到，有什么理由相信，在严峻的世界经济环境下，他们却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呢？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充满画饼充饥的空话。顺境之中，空话或许无妨，但面对逆境依然空话连篇，就不能不说是不祥之兆了。这些空话提醒我们，危机时刻，中共对自己平庸无能的领导还是毫无办法。如果这个问题继续拖下去而全球金融危机也继续恶化，中国危机完全有可能全面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