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8-10-04 23:00:35作者：
中国毒奶事件有愈趋扩大之势，北京政治评论人士刘晓波抨击中共中宣部是造成毒奶泛滥的罪魁，因为中宣部在事发之初采取严厉新闻管制，导致相关资讯至少被延误两个月才披露。
刘晓波最近发表文章表示，今年七月间广东“南方周末”记者就接获毒奶粉的相关举报，但是因为新闻禁令，在奥运结束前报导无法刊出。
而随后在八月一日，也就是八月八日北京奥运开幕前夕，河北三鹿集团就已经检查出产品加了三聚氰氨。三鹿集团的外资方纽西兰恒天然集团也多次要求三鹿全面回收毒奶粉。
文章表示，“但这个致命资讯，不但借助京奥庇护被隐瞒下来，而且公司未采取任何措施，继续销售有毒奶粉。从地方到中央的监管部门也装聋作哑、毫无作为，任由毒奶粉肆意蔓延。”
刘晓波表示，毒奶粉危机发展至今，相关资讯已经证明，由于中共中宣部禁止大陆媒体报导任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负面新闻，导致毒奶粉资讯的披露至少延误了两个月。
刘晓波在文章中表示，早在奥运期间，中共高层应该就知道问题奶粉，但由于不符合“平安奥运”的一切负面新闻都被封死，人命关天的毒奶粉资讯自然也被奥运“和谐”掉了。
他说，“那些天，中国媒体上爆棚的是奥运开幕式的华美和金牌第一的骄傲，而难以计数的婴儿及其家庭却被蒙在鼓里，继续喝了一个多月的毒奶粉。”
直到北京奥运闭幕将近半个月的九月八日，“兰州晨报”等大陆媒体才以“某奶粉品牌”为名爆料毒奶粉事件，但如果不是纽西兰恒天然集团和纽西兰总理克拉克的穷追不舍，中共高层大概还不会对“毒奶粉”采取行动。
而即使在毒奶粉事件曝光后，中国大陆媒体对此事的报导仍受到严格限制，包括：不允许任何媒体上头条；突出报导最高领导人的重视，中共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救治措施。
此外，所有媒体必须统一口径，只发表经过审查的新华社通稿；报导要尽量删繁就简和避重就轻；不允许同步的连续跟踪报导，不允许惨烈场面的出现等。
奥运结束后，“南方周末”的记者又开始采写毒奶粉事件，但相关稿件还是由于不明原因被撤了下来；香港凤凰卫视某个节目原本要谈“问题奶粉案”，也由于“不合时宜”而改播其他内容。
文章批评说，新闻自由关乎人民的基本权利，更关乎健康和生命。特别是重大公共卫生安全资讯被封锁，最初的灾难真相被隐瞒，必然导致病毒的迅速蔓延。而封锁重大公共卫生安全资讯所谋杀的不仅是资讯本身，更有民众的知情权和生命。
刘晓波认为，毒奶粉危机的爆发固然先有黑心商人和官员的联手“投毒”，但毒奶粉的长时间施虐却是新闻管制所为。正是意识形态衙门的禁令，才让毒奶粉迟迟无法曝光，执行新闻管制的中共中宣部是主要罪魁。
不过，他说，“中国制度的荒谬在于，毒奶粉事件，可以让总理道歉，让三鹿老板被捕，让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等高官下台，让国家质检总局局长辞职，但意识形态官员们却稳如泰山，既无人出面道歉，也无人遭到处罚。”
“更离谱的是，毒奶粉危机爆发后，中宣部还在进行严厉的新闻管制，也就是在继续犯罪。”
他强调，为了中国人的言论权利得到落实，也为了中国人的健康和生命得到更好保护，中国民间要争取的第一权利就是言论及新闻自由，而“前提就是割除中宣部这个毒瘤，废除新闻垄断制度。”
河北三鹿集团爆发毒奶粉事件至今已造成五万余中国大陆婴儿患病，其中八成以上不足两周岁，一万两千余例需住院治疗，重症婴儿一百零四人，四例死亡。
而毒奶粉危机所带来的社会性恐慌已从中国境内扩展到境外，香港就已经查出两名因食用毒奶粉造成的“结石儿”，台湾及其他国家也遭波及。
刘晓波最近发表文章表示，今年七月间广东“南方周末”记者就接获毒奶粉的相关举报，但是因为新闻禁令，在奥运结束前报导无法刊出。
而随后在八月一日，也就是八月八日北京奥运开幕前夕，河北三鹿集团就已经检查出产品加了三聚氰氨。三鹿集团的外资方纽西兰恒天然集团也多次要求三鹿全面回收毒奶粉。
文章表示，“但这个致命资讯，不但借助京奥庇护被隐瞒下来，而且公司未采取任何措施，继续销售有毒奶粉。从地方到中央的监管部门也装聋作哑、毫无作为，任由毒奶粉肆意蔓延。”
刘晓波表示，毒奶粉危机发展至今，相关资讯已经证明，由于中共中宣部禁止大陆媒体报导任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负面新闻，导致毒奶粉资讯的披露至少延误了两个月。
刘晓波在文章中表示，早在奥运期间，中共高层应该就知道问题奶粉，但由于不符合“平安奥运”的一切负面新闻都被封死，人命关天的毒奶粉资讯自然也被奥运“和谐”掉了。
他说，“那些天，中国媒体上爆棚的是奥运开幕式的华美和金牌第一的骄傲，而难以计数的婴儿及其家庭却被蒙在鼓里，继续喝了一个多月的毒奶粉。”
直到北京奥运闭幕将近半个月的九月八日，“兰州晨报”等大陆媒体才以“某奶粉品牌”为名爆料毒奶粉事件，但如果不是纽西兰恒天然集团和纽西兰总理克拉克的穷追不舍，中共高层大概还不会对“毒奶粉”采取行动。
而即使在毒奶粉事件曝光后，中国大陆媒体对此事的报导仍受到严格限制，包括：不允许任何媒体上头条；突出报导最高领导人的重视，中共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救治措施。
此外，所有媒体必须统一口径，只发表经过审查的新华社通稿；报导要尽量删繁就简和避重就轻；不允许同步的连续跟踪报导，不允许惨烈场面的出现等。
奥运结束后，“南方周末”的记者又开始采写毒奶粉事件，但相关稿件还是由于不明原因被撤了下来；香港凤凰卫视某个节目原本要谈“问题奶粉案”，也由于“不合时宜”而改播其他内容。
文章批评说，新闻自由关乎人民的基本权利，更关乎健康和生命。特别是重大公共卫生安全资讯被封锁，最初的灾难真相被隐瞒，必然导致病毒的迅速蔓延。而封锁重大公共卫生安全资讯所谋杀的不仅是资讯本身，更有民众的知情权和生命。
刘晓波认为，毒奶粉危机的爆发固然先有黑心商人和官员的联手“投毒”，但毒奶粉的长时间施虐却是新闻管制所为。正是意识形态衙门的禁令，才让毒奶粉迟迟无法曝光，执行新闻管制的中共中宣部是主要罪魁。
不过，他说，“中国制度的荒谬在于，毒奶粉事件，可以让总理道歉，让三鹿老板被捕，让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等高官下台，让国家质检总局局长辞职，但意识形态官员们却稳如泰山，既无人出面道歉，也无人遭到处罚。”
“更离谱的是，毒奶粉危机爆发后，中宣部还在进行严厉的新闻管制，也就是在继续犯罪。”
他强调，为了中国人的言论权利得到落实，也为了中国人的健康和生命得到更好保护，中国民间要争取的第一权利就是言论及新闻自由，而“前提就是割除中宣部这个毒瘤，废除新闻垄断制度。”
河北三鹿集团爆发毒奶粉事件至今已造成五万余中国大陆婴儿患病，其中八成以上不足两周岁，一万两千余例需住院治疗，重症婴儿一百零四人，四例死亡。
而毒奶粉危机所带来的社会性恐慌已从中国境内扩展到境外，香港就已经查出两名因食用毒奶粉造成的“结石儿”，台湾及其他国家也遭波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