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迹象显示，这种可能性很低。比较光州事件和六四事件，就可看出两国政治背景和发展趋势的异同。
光州事件和六四事件至少有三点类似：一是性质相同，都是学生市民要求民主，都被政府定性为暴乱，都遭军队镇压。南韩军队当时曾直接向抗议人群开枪；解放军更是如此，竟向后撤的人群胡乱开枪，还向住宅楼或行人随意扫射，很多在街头看热闹的人，也被枪杀。光州事件发生在1980年，六四发生在1989年，这是20世纪晚期亚洲发生的两个最大的惨案。
二是事后当局都清算镇压。光州事件后，南韩有几千人被逮捕，800多记者被惩罚。中国六四事件后，数千人被关押，仅《人民日报》就有132名编辑记者遭撤职或调出报社。据官方数字，六四事件之后四年中，200多家报纸被当局关闭。
三是事件发生后，执政当局都很心虚，对事件的提法不断降级。南韩的全斗焕政府先是称"光州暴乱"，后来改口为"光州事件"，降低了调子。中共当局更是不断改口，先是把"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随后降级称为"动乱"，后来改称"事件"，再后来又把它叫做"风波"，最后的提法是"那件事"。五次说法，一次比一次调子低，说明共产党也感到理屈，无法理直气壮。
人民有武装自卫的权利
当然这两个事件的不同点也很多。首先是死亡人数不一样。光州事件有191人遇难。而中国六四屠杀，至今官方不公布死亡人数。当时《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在北京采访到的医生估计，死亡人数可能在四百到八百之间。纪思道说，即使是四百人这个保守的数字，也超过历届中国王朝杀害的学生总和。今年六四19周年时，有报导说，一位解放军将领披露，六四死亡六百多人。即使六百人，也是光州事件的三倍以上。
另一个不同是，光州事件时，市民和学生都拿起了武器反抗，直接和政府军队开枪对打，而且坚持了十天之久。他们还有一度迫使政府军退回到郊外。由于不满亲政府的报纸电台不报导真相，光州市民还烧了报社，然后自己办报，告诉世界真相。而在中国，六四事件时，很多知识分子喊的是"非暴力，我们没有敌人，和平是最高目标"等等。这和南韩人很不一样，光州人不唱高调，他们非常清醒，政府军来镇压，就是来杀人，人民有武装自卫的权利，这不是暴力，这恰恰是对抗暴力，结束暴力的抗争，是维护人的尊严和生命的拼死一搏。
今天，南韩没有人指责光州人民当时拿起武器反抗是暴力行为，反而认为它是一场民主抗暴运动。可在中国，包括不少民运人士，都高喊非暴力，就是不强调人民有武装自卫的权利。这等于说，下次解放军来镇压，还是要等着被杀、被砍。人类近代历史有两个名人高喊非暴力，都获得成效。一个是印度的甘地，一个是美国的马丁．路德金，但他们都是面对民主政府：甘地面对的是有选举制度的英国，马丁．路德金面对的是民主的美国，因而他们喊和平、非暴力是有用的。但像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面对中共专制政府也喊非暴力，结果至今半个多世纪了，没有任何效果。面对专制，人们更应该强调的是权利，包括人民有武装自卫的权利，而不是什么非暴力的高调。
专制者不会对人们磕头开恩
当然，两个事件的最大不同是，光州事件早就得到完全昭雪，遇难者获得赔偿，责任者受到审判。而中国的六四屠杀，至今还看不到昭雪的影子。为什么结局这样不同？它和两国知识分子、尤其民运领导者的思路不同，以及两国统治者的不同，有相当的关系。
不少民运人士要求中共当局"平反六四"。但这个提法本身就等于承认那个政权的合法性、权威性。由六四杀人的政权来给六四平反，本身就逻辑不通、道德混乱，而且在操作上也做不到。南韩光州事件所以得到昭雪，它不是喊平反的结果，而是结束了独裁统治，建立了民主制度的结果。南韩人认为，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就根本不会有光州事件的真正昭雪。他们把重点放在了结束独裁专制上。例如八八年汉城奥运之前，南韩人民要求的不是光州事件平反，而是要求修改宪法，实行总统直选，新闻和言论自由，多党制，民主选举，当时有一千万人签署联名信（南韩当时人口四千万）。另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不同是，韩国人是"要求"政府怎么样，而不是"请求"政府。这两个"求"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人动不动就是请求政府，恳求政府。八九民运时，那个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前的举动，是最典型的"恳求、哀求"共产党开恩。而南韩人不是这样，他们是要求政府，是抗争、抗议、反抗。因为专制者从不会因为人们磕头就会开恩的，尤其共产党从来就没有被磕头感动过。南韩人不恳求独裁者开恩，而是逼迫独裁者改变。
光州事件得到昭雪，不是原来那个制造了光州事件的独裁政府完成的，恰恰是那个独裁政府被结束，南韩有了真正的民选政府之后，通过立法方式完成的。而中国的六四事件，至今已经19年了，还看不到昭雪的可能，主要就因为，现在当权的还是那个当年杀人的共产党！
全斗焕毕竟不是共产党
除了韩国人和中国人的思路不同，另外一个重要不同是，两国的统治者也不一样。造成光州惨案的全斗焕总统被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在服刑期间，被后来的金大中总统赦免。全斗焕所以被赦免，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他虽然是在民主力量的压力下，被迫接受修改宪法，但毕竟接受了人民的改革要求。而像中国的邓小平等独裁者，到死，都是用镇压来维持统治。据说邓小平对六四的经验总结是，要把任何不满和反抗消灭在萌芽状态，还是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全斗焕说到做到，到了五年总统任期，他就离职，把权力和平转交给了新总统，然后就到一个深山寺庙中，不见任何人，过了两年闭门思过的生活。最后还向全国人民道歉，承认光州事件是他一生中铸成的大错。原来全斗焕是不认错的，他认为参加光州事件的很多学生思想左倾，要求和北韩统一，相信共产党的宣传；甚至还拿起武器和政府军对打，因此他觉得为了国家稳定和社会秩序不得不动用军队平乱。后来他想清楚了，动用政府军队镇压，造成那么多生命损失，就是一场屠杀，是大错特错。全斗焕的认错、忏悔，也是他后来得到赦免的原因之一。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韩国和中国的不同。全斗焕不管怎么军事统治，毕竟他不是共产党，因此就没有共产党那套严酷的统治。他个人也不像邓小平、江泽民，可能也要加上今天的胡锦涛，为了个人权力，不惜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幸福。他毕竟还有一定的人性，人的理性。因此八八年汉城奥运时，虽然南韩是独裁统治，但社会仍有相当的自由空间。当时南韩就有了全国知名的反对派领袖金大中、金泳三等，还有各种民间组织，可以举行全国规模的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这一切都需要有相当程度的民间社会和自由空间。
而在中国，不要说19年前的八九民运，就是今天，共产党还是靠暴力严酷统治，不仅不允许任何政治反对派组织存在，即使连基督教徒，法轮功学员等等，都要被严厉镇压，共产党的暴力和邪恶实在超出任何其它独裁政府。
这种种不同，都意味着北京奥运之后，中国不会出现当年南韩那样的政治变化，当然六四事件也不会像光州事件那样得到昭雪，中国人的民主之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原载台湾《看》半月刊2008年第0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