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民情不同。
在汉城奥运前半年，南韩就山雨欲来风满楼，各种民主力量空前大集结，大汇合，大团结，目标是要利用办奥运的机会，迫使全斗焕政府修改宪法，放弃独裁统治。当时的抗议规模之大，如按人口比例的话，远超过中国的八九民运。据统计，不仅有一千万人的联名信（当时韩国人口四千万），在三周之内，就在全国举行了2100场示威游行，参加人数多达800万，佔人口的五分之一。
面对如此民情沸腾，全斗焕政府强调：韩国获得举办奥运的机会不容易，全国人民要珍惜，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局面，确保奥运成功举办，为国争光。全斗焕当时的想法和今天的胡锦涛是一样的，都是稳定压倒一切，奥运压倒一切，提高国家形象最重要。但韩国人民，尤其是反对派领导人的想法，和中国人不一样。当时的反对派主要领袖、后来做了第一任文人总统的金泳三，绝对不接受全斗焕为了奥运"政治休兵"的呼吁。正相反，他们恰恰要利用奥运会的机会，全力抗争，迫使政府政治改革。他们不怕被说成是破坏奥运，而且韩国的老百姓，也不认为街头的抗议是破坏奥运，反而认为，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办好奥运，才能真正提升韩国的国际形象。所以有人评论说，韩国奥运会的成功，不是人民配合政府的成功，也不是所谓政府和人民团结在一起的成功， 而是人民迫使政府政治改革的成功，是民意的胜利，民主的成功！
而在中国，不要说奥运之前半年，即使现在奥运都已经开幕了，也看不出任何民间力量或组织要借奥运来逼迫政府改革的强大呼声；反而是全国上下一致热烈拥护政府举办声势浩大的"强国"奥运会。民众认为的"强国"，事实上是强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中国有异议声音，但很小、也比较零星，实际上是发不出声音。不要说中国国内，即使生活在自由世界的海外华人，都是一片支持共产政府办奥运，"强国"好像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最高目标；在他们眼里，"个人权利"的地位，哪里能跟"国家强大"相比。在这种心态下，这次的北京奥运，强化中共独裁统治的效果，要远大于促使民主化的效果。一位在中国留学的澳洲华裔青年撰文说，"北京奥运看来更多的含义似乎只是中国人自己走到一起，向全球大张旗鼓地显示：为什么中国如此伟大而强壮。"
一百年了，中国人追求的梦仍然是"强国"。而只有强国，才是最能让中国人激动和疯狂的兴奋剂。真不知道中国人的可怜还要持续多久？也许中国人太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太渺小？渺小到只要"国"强大，"我"就可以没有？
第二，光州和美国的双重压力。
面对韩国的民情激荡的局面，国际奥委会也担心，如局势继续动荡，就得考虑改地方办奥运。外国对奥运的投资商，也非常焦急。而全斗焕政府更是忧心如焚，不知怎么办。因为如果不採取果断措施，任凭这个局面继续下去，那么奥运会就真可能开不成了。那么这个"果断措施"是什么，是镇压，还是让步？这是一个两难选择：因为让步吧，他们的独裁统治就可能因此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而垮台。如果镇压，那也将有严重的后果。1980年的光州镇压事件，已经成为全斗焕的重大政治包袱，现在这不是一个城市，也不仅仅是首都，而是整个韩国都出现抗议游行，如果镇压，那后果得比光州大多少倍。而且镇压之后，在国际抗议下，奥运会是不是能开成，更是难说，同时还可能会因此遭到西方经济制裁。
另外还有一个美国的压力问题。朝鲜战争之后，韩国一分为二，但南韩一直受到平壤共产政权的威胁，是美国一直在提供军事保护。在南韩举办奥运会之前，美国国会看到了全斗焕可能镇压的局面，所以参众两院立即通过了支持韩国人民要求民主的议案，而且是高票、没有任何异议地通过（众议院415票对0票，参议院74对0票）。这等于公开向全斗焕政权发出信号，美国不仅反对镇压，更明确支持韩国人民的民主要求。
面对这种情形，在后来做了总统的卢泰愚建议下，全斗焕在总统府接见了反对派领导人金泳三，谈了几个小时。金泳三跟全斗焕分析了韩国的局势，认为在目前的独裁统治下办奥运会，就等于是三六年的纳粹德国奥运会翻版，只有在全面政治改革下，才会有一个全国人民支持的和平的奥运会。金泳三后来说，他从总统府出来之后，感觉他的话全斗焕好像听进去了。
随后全斗焕做出决定，不是镇压，而是让步，同意修改了宪法，并把新宪法交给全民公决，结果93%的公民投了赞成票。这部宪法规定，总统由人民直选产生，任期五年不得连任；同时规定总统不得解散国会，不得宣布戒严统治，要释放政治犯，开放新闻和言论自由。这些条款一确定，就等于宣布了独裁统治的结束。因此韩国知名的评论家金容沃说，八八年奥运会，成为韩国独裁者给自己套上的一个枷锁，它对韩国走向民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而在中国，虽然也有镇压程度超过光州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但共产党总结的教训是，要把任何异议的声音都消灭在萌芽状态；对镇压更不手软，更残暴。同时也没有南韩那种需要美国军事保护、不能完全得罪美国、美国国会的态度会有相当的施压效果的背景。而且美国今天不仅没有施压（中国民众没要求，美国国会怎么帮？），美国总统还亲自参加北京奥运开幕式。于是这场奥运不仅不能推动政治改革，反而成为强化专制的契机。
第三，领导人的因素。
在汉城奥运的最后刻，全斗焕能够临门一脚，踢的不是军事镇压的球，而是踢向让步和开放。全斗焕为什么会这么做？他虽然是军人出身，并一直实行军事强人统治，但他毕竟不是共产党人。共产党是把自己的独裁看做最最重要的事情，任何事情和它自己的统治发生冲突，都必须把保住自己的统治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全斗焕就因为不是共产党，所以不一样。比如在继任总统卢泰愚宣布修改宪法的前一天，全斗焕曾对他的一位副手说，成功举办奥运会比继续掌权更重要。也就是说，他宁可失去权力，也要保住韩国办奥运、向世界展示韩国的机会。在这一点上，中共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们的水平，都远远低于全斗焕。中国这场奥运，共产党非常清楚是能够巩固他们的统治的，如果有任何的迹象证明这个奥运会动摇中共的统治，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己的统治而取消奥运。
南韩成功地办了奥运之后，政治气氛空前宽松，经济也开始起飞。当时韩国举办奥运会，全球去了一万五千名记者，比各国运动员总数还多，向世界密集报导了韩国，对世界瞭解韩国，提升韩国的国际形象，都有很大的帮助。同时韩国通过办奥运，也获得不错的经济效益。但是，韩国的经济腾飞，尤其民主，都不是办一场奥运会带来的，而是韩国人民抓住政府办奥运会这样一个机会，通过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迫使政府修改了宪法，确定了一人一票的民选制度，从而结束了独裁统治带来的。
如果韩国没有政治改革，即使是举办了八八年奥运会，今天韩国在国际上的民主地位，经济地位，都完全不会是这样。苏联在八零年举办过奥运会，但苏联没有政治变化，国际形象没有提升，人权更无改善，更别说民主了。
第四，经济条件不同。
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南韩实在无法和中国比。中国的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南韩只有9万9千平方公里，是中国的97分之一。韩国人口4800万，是中国的28分之一。南韩的面积和人口，都是河南省的一半。可这样一个韩国，它的经济规模却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一，在全球200个国家中，佔第13位。目前它的人均收入是中国人的十倍！
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曾提出"民主浪潮第三波"的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到了一千到三千美元之间，就进入了民主第三波的政治过渡带。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才刚刚擦边，经济上还没走到那个风起云涌要呼唤民主的地步。
韩国人在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的1987年（汉城奥运前一年），人均收入已达到5,275美元。台湾也是这样，1987年蒋经国在反对派运动的压力下决定解除党禁报禁时，台湾的人均收入已达3,049美元。今天，根据中国官方公佈的数字，中国人均收入大约是1,800美元。虽然已进入亨廷顿说的一千到三千美元的中间地带，但是中国的确很大，极度贫穷的地方还太多。这个人均1,800美元的数字如果是真实的，也是靠城市很多暴富平均过来的，并不能代表中国人均的富裕程度，也没有一个坚实的中产阶级阶层。而南韩和台湾，都没有那么广大的极端贫穷的地区，所以它们那个人均收入是有普遍意义的。
很显然，这次奥运不可能成为任何政治改革的契机。其强化中共政权的作用已经毫无疑问。人们只有寄望这次奥运能够对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作用，期待下一波民主浪潮的到来。
2008年8月8日于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