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初在超静觉哲学沉思过程中，我提出了一系列与官方观念异同的政治哲学思想论点，这是我最终走上人权律师不归路的思想根源。
（1）"唯有不同物质构成或不同事物之量的增加方能引起质变。而且凡有不同组分之事物的量之增加，其至一定程度时必定引起质变。反之，单纯的数量增减，永远不可能引起质变"；
（2）" 质变需要有不同组分之量的积累。而相同组分之量的增加无论如何不可能引起质变。共产主义国家皆实行一党专政，是造成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落后，政治僵化的根源，因为其违背了质量互变规律。全民统一思想，是灾难而非好事。由于统一，变得单调变得呆板，缺乏活力更缺乏创造力。应当提倡思想自由，政治思想更应绝对自由。在平等条件下各种思想通过争辩交流争论，优胜劣汰，才符合客观自然规律。而统一思想之举带来的灾难我们还记忆犹新。文革时代，全民成了只会喊万岁的顺民愚民。思想绝对统一，但它靠的是高压，而非理性。一旦一个国家人民不敢讲真话，没有自由思想这个国家肯定没有前途，而且危机必然四伏。若人人皆国事莫谈，安于小家庭的安乐，国家就十分危险了"；
（3）"单一政治力量一统天下的政体，遗害无穷。原因在于没有与执政党抗衡的政治力量，使社会生态严重不平衡。因此这种社会缺乏自我调节能力，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引起社会动乱，进而引起社会灾难"；
（4）"决定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外因。缺乏外因，事物不可能发生变化或即使变化也十分有限，而具备外因则事物必然要变，此乃自然规律"；
（5）"社会制度更换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生产力发展之水平又取决于国家对全民之教育水平。因而归根结底，教育乃国家昌盛富强最根本最有效之途径"；
（6）"开放党禁多党联合政治的哲学原理。自然环境中有所谓自净能力理论，生态平衡的破坏是灾难性的；破坏生态平衡轻而易举，恢复之却难上难；环境中的因数越多，该环境的自净能力越强且呈等比级数增长；同理政治生态不平衡的社会灾难多多，一个社会中政党越多，一般而言该社会的政治思想必然也越多，从而该社会抵抗社会政治灾难的自我调节能力必然越 强，也呈等级数增长。之所以会导致种种重大决策错误，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存在严重缺陷，在于一党专政，在于国家领导人能力有限，在于缺乏与之抗衡监督的外部力量。这使得在决策时的规划、计划不是依据科学研究的成果，不是采取严格的科学态度，对该计划未经实验即大规模推行；而是凭主观愿望，想当然，拿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开玩笑做试验。因为没有人敢于批评，也没有像样的力量制约之。结论是：逐步开放党禁，实现多党联合政治，实现国家领导全民直选。同时国家领导人必须是高级知识份子。一个国家的领导必须由该国智力最高，最优秀者当任"；
（7）"应注重研究计划未来，坚决杜绝犯错误。尤其是全局性决策性的错误。错误是难免的但决不能成为那些低能者重犯低级错误的藉口；那些身居高位的好心人所犯的错误，其危害性往往比敌人所起的破坏作用大得多，原因在于他们身居高位，有权有势。纠正错误理所应当，根本不值得夸耀，然而现在有不少人津津乐道于什么错误是自已犯的，但纠正者还是自已，因而这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实质上是为自已的低级错误狡辩，为将来继续犯错误留下活口。因为将来他还有无数个自已纠正自已的行为"；
（8）"时间性具有多维性，而且时间具有多样性。宇宙中各处的时间是不同的，盖其参照物异同；宇宙乃一个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大实在。宇宙既然到目前为止并无中心，那么又如何说时间不能有负的？而且依金字塔规律，宇宙应当也有中心，只是这个中心是周期性变化的而已"；
（9）"文革罪错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愚民政策和一党专政。反右把56万中国知识份子，尤其是敢于讲真话的知识份子（当时全中国知识份子加在一起恐慌怕不超过 100万！）彻底清除出政治领域，20年不得服务于国家；文革期间也就没有人再敢提出任何异议。假如人民均获得真实情况，存在多党多阶层之联合政府，存在能与执政党抗衡的外部政治力量，人民能够也敢于批评执政党的决策，能允许如此荒谬绝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吗？不解决一党专政之根本问题，可以预料类似的错误必定重演"；
（10）"物质是客观实在，它不依赖于人的感觉而存在。物质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实体物质和虚体物质。精神或意识属于虚体物质之范畴；它是实体物质的反映，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人脑是物质，同时反映的内容也是物质，因而严格说来，物质是世界唯一的本源"；
（11）"国家乃民族矛盾不可调和之产物。何时世界上不再有民族之分，何时国家才能彻底消亡"；
（12）" 我国的干部终身制弊病极多，实际上是农民革命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这些人从一无所有通过革命暴力夺取政权，必然要千方百计地保持既得利益。革命成功后面临著从上到下的分封，因此许多大老粗，论打战可能还行，对专业可谓一窍不通。由于其大权在握，因而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行政权力。这对国家真是最大的不幸！因为他们并非凭自身的能力才干掌权的，其必然对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下属加以压制打击，排挤，以防他们取而代之。此种干部在位，难免会损公肥私，或无所作为；个人固然有权有利，国家建设则败在这类人手中。因此，现行之干部制度，严重阻碍了我国生产力之发展，非变革不可。必须颁布行政法规，对干部任免，考核、奖惩、定级、升级、报酬等采取严格的考核办法，加上民主评议方式把真正有能力有才干者选上来。且必须制度化法律化。使合格者随时上，不合格者随时下，只有这样，保持一种自由竞争之势，不停地吐故纳新，才能保证国家政权之生机，干部队伍之活力"；
（13）"环境污染极为严重的危害性，可以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因为，环境污染意味著大量物种的灭亡，而大量物种的灭亡，势必引起环境因素的减少，这种减少又导致环境的简单化，使进一步变异发生障碍，从而使环境机能下降，最终将出现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14）" 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自然发展规律并行不悖，前者是由后者派生出来的，又受制于自然规律，同时又有其特征。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与之相反。任何社会生产，实质上就是把自然资源生产加工使之成为社会财富。没有自然资源就没有一切。地理环境最终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是把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抽象概念而言的，而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个社会；吾以为地理环境是基础，而社会则受制于环境。地理环境是前提，是绝对的，永恒的；而社会则是相对的，暂时的，变动的；地理环境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因为，第一，人类本身是地理环境的产物；第二，人类的生存发展严格地受地理环境的制约；第三，人类的活动必须遵循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人类则是社会发展之主要因素。第四，在一定条件下，人类与环境互相转化"；
（15）" 吾以为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与党之关系处理不好原因有二：一是无产阶级整体思想、知识、文化、修养水平较低，他们自发地产生对领袖人物的崇拜，甚至发展成为迷信；此为根本原因；二是领袖不宜过久地居高位揽大权于一身，这必然使之产生优越感和特权思想，以致脱离人民，对权力的追逐乃人之天性。故首先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使人民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而非等待他人去拯救；其二是对国家各级领导的任期用法律固定下来，只能在人们精神最旺盛之期间当选领导人，即法定各级领导之任职年龄限制和年限，且不得连选连任。因为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乃自然规律，新陈代谢乃大自然不可抗拒之规律，一个人不可能永远保持其精力与才干，再有能力者，总会有更强者超越他，而让能力最强者任国家各级领导者，于国于民最有力。然而要这样做就必须加强民主与法治；任何人均有一段时期是最佳工作年龄，国家领导人由于其身负重任，就需要特别杰出的人才能胜任。因此当人过了最佳时期后就不宜再担任要职了。国家领导人尽管他可能精力还很充沛，但毕竟如落花流水，新人超之，他这时理应急流勇退，改行当教授或其他适任的工作。但这种转变依靠自觉不可能，靠强制又有失体面，用法律规定来个光荣退位两全其美"；
（16）"无产阶级民主要真正实现，有待于整个无产阶级文化水平之高度发达，而这又取决于全民教育水准的提高。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能长居领导之位，因为其下能者少，加之采取集中专制制度，能者易被扼杀于摇篮之中。但是无产阶级的统治最终也要走向民主制，但须随著教育水平的发展而定。进而似乎有如下结论：知识份子是领导者，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是通过领导资产阶级和人民来获取统治地位的。而无产阶级知识份子（从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转化而来）则是利用无产阶级群衆而达到统治的目的。文官制度的确立有助于克服终身制，任人惟亲制的弊病"；
（17）" 任何民族要想发展，要想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想赶超世界先进，除其主观自身的努力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向先进国家学习，向其他民族学习。其他民族之所以存在，就必然有其民族之优点与长处，而要学习，首先必须大量研究先进国家，对各国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制度进行系统研究；对不发达的落后国家也要研究，从反面来预防。这样进行广泛的综合研究、分析，抽取出有益可取的经验，有效之原则、规则、方法、体制，为已所用；这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把学习外国当做无足轻重的领导者，至少可说是目光短浅、无知的政治家，而这种人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因而必须毫不留情地将他们从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换上年富力强，有文化、有胆识，有魄力，有远见卓识，敢想、敢干、敢为、敢负责之改革者，否则国家永远不可能赶超世界先进，必然更加落后"；
（18）"划分阶级的标准只有一个，即一定社会集团在一定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所谓"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刑事罪犯、新旧剥削分子" 在我国现存条件下根本形成不了阶级，与他们的"斗争"实际上仅是国家行使其基本管理职能之一，对内部的管理职能而已。因而谈不上什么阶级斗争。吾以为，阶级斗争理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一旦脱离了其产生的社会条件，阶级斗争即不复存在。事实上任何社会都会有好、中、坏人之分；而好坏之分并非阶级出身决定，而是取决于其自然本性，品德修养；以穷人富人来划分所谓敌人、朋友、人民实在荒唐；不可否认富人中有坏人，然而亦不乏善人；穷人中的坏蛋更多，原因在于其缺乏知识，未受过良好教育。一般说来，受教育越多者人就越善良，因为知识使人聪明、明智、明理。那种"知识越多越反动"之说是十分谎谬的"；
（19）" 劳动分为体力与脑力劳动。后者又分为创造性的如科学家、发明家；传授性的，如教师、记者、演员；应用性的，如法官；综合性的，如作家、律师；及经营管理性的，如行政长官、经理。正由于劳动种类繁多，而各种劳动要求的技能大不相同，对社会的作用贡献大小不一，其创造的社会价值也是很悬殊的。而这又取决于每个人的能力。有的人仅适合干体力功动，有的人却适于做创造性，经营性，传授性，应用性和综合性的脑力劳动。前者属于低级劳动，无需经过特殊学习培训，对人的素质变无需严格要求；而后者则不然，除对人之天赋有高要求外，还需要经长期学习并经高级训练方有可能；而且既使在脑力劳动中，各种不同的脑力劳动中各种劳动创造的价值也是千差万别的；因此这一切决定了他们从社会取得的报酬是不同的。而这种报酬能过千百年来价值规律的作用，以工资的形式趋于平衡稳定。因为工程师、设计师、建筑师、教师、法官、企业家挣钱多，在一个机会相对平等的开放社会，必然引起人才向这些部门流动，但又非人人均可成为这些家、师；故这些人的收入较高，往往比普通工人、农民高得多，高出数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都是合理的，因为其创造的社会财富价值要比后者高出几十倍上百倍甚至上千倍！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资产阶级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发展起到了无可怀疑的巨大作用，故应承认资本家之经营管理本身即是一种高级劳动。认为资本家不劳而获是片面的，也是有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的"；
（20）"我对共产主义的思考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它完全违背自然规律，违背上帝的意志（即自然规律本身，也即我国古人所谓之"道"）。人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脑力劳动创造的价值要远远大于体力劳动，强行拉平两者之间的区别，形成表面上的平等，而人为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力也必将因此而丧失或被扼杀。因为脑力劳动者的培养除了要有先天的天赋之外，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体力劳动者几乎无需任何培训，近乎出于本能即可。此外，人性论知识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是不安于现状，喜新厌旧，贪欲无穷；而社会财富决不可能达到可以任意丰富的程度，因为物质财富的基础是自然资源，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其再生能力同样受时间，科技水平的限制，也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因此，吾以为共产主义仅是一种空中楼阁，永远无法实现的美好的空想。所谓共产主义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共同努力奋斗才能实现之说，纯属欺人之谈，如果说300年前的清初某人或某党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当代人类的根本利益，汝信乎？人类应当为当代及下一代人的幸福而努力才有实质意义"；
2008年6月17日于加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