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做火炬手和观摩北京奥运会是很高的荣誉，而你居然要求转让自己的这些荣誉，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事件。你这个举动主要基于什么考虑？
林强：主要基于我现在的心情。我现在的心情很沉重。
南方周末：为什么这么沉重？
林强：因为大地震。那么多学校倒塌，那么多孩子无辜牺牲，我想只要有一点点良知的人，都会受不了的。何况我是一个教育行政官员。
南方周末：也就是说，作为教育行政官员，你认为自己负有特别的责任？
林强：当然。学校倒塌是一个社会事件，全社会都有责任。但是教育系统的责任最大。我作为一个教育行政官员，应该有一份负罪感。
南方周末：你的这种感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林强：从我目睹悲剧现场的那一刻开始。
南方周末：能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
林强：我可能是四川第一个直抵重灾区的教育行政官员。13号上午我接到命令，把海南来的一支专业救援队安全送往北川。到了设在北川中学的救援指挥部，已是 14号凌晨5点多。救援队马上投入战斗，我插不上什么手，就带着摄像机走到县城去。那时指挥部到县城的交通还没有恢复，大型机械进不去，救援队伍主要集中在北川中学。我想一个人去看看县城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南方周末：你看到的最震撼的场景是什么？
林强：我看到一个家长在痛哭。一座五层楼塌了，把孩子压在下面爬不出来，又没有救援队，家长看着自己孩子的生机一点点地流失，但完全无法可想。我赶到的前四个小时，孩子就在家长眼皮底下去世。家长一直哭，一直喃喃地说那是我娃娃，我娃娃成绩多好多好。
南方周末：这样的场景，你到现场之前有过心理准备吗？
林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准备。心里特别难受。
南方周末：当时你直接的反应是什么？
林强：我马上把我身上所有的钱--那天走得急，钱带的也不多，就一两千块钱--我全部掏出来塞给她，她不要，说娃娃都死了，还要钱干什么。旁边的人把钱接过去帮他塞到口袋里。我也知道这钱对她没有意义，但我就这一个安慰方式，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
南方周末：实际上只是反映你的一种自我救赎的本能。
林强：对。是一种自我救赎。我当时特别自责。作为教育行政官员，我固然没有直接责任，但在良心上，我对不起那个学生，对不起那个家长。
南方周末：你也可以不这样自责，毕竟，这是八级地震，你可以把原因都归为不可抗力啊。比如四川教育部门就刚刚宣布校舍倒塌五大原因。一是地震超过预计强度。二是灾情发生在上课期间。三是学生集中的教室和走廊属于薄弱环节。四是校舍陈旧落后。五是学校建筑在抗震方面有设计上的先天缺陷。总之主要是天灾造成的，这么一来，自然就无须问责了。
林强：当然有天灾因素，但天灾并不必然导致悲剧，把悲剧推诿于天灾，在道德上是一种偷懒的做法。
南方周末：具体到你看到的那个场景而言，到底是天灾还是悲剧呢？
林强：我认为主要是悲剧。因为那个学生并不是非死不可，他所在的那个学校，并不是非倒塌不可。我拍了一个学校，离北川中学也就七八百米的距离，根本就没有倒，一个人都没有死，就伤了三个。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天壤之别？
林强：原因很简单。那个没倒的学校是中科院捐建的一个希望小学。有捐赠人的监督，质量就有保证。倒塌的学校，大多数应该说不存在这样的监督机制，质量也就没办法保证。
南方周末：这就是说，不完全是天灾杀人。缺乏监督的体制惯性，放大了天灾的杀人效应。
林强：天灾人祸总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点我原来在理论上并不是不清楚，但原来想象的后果，最多也就是一些经济上的损失罢了，很少跟生命上的悲剧联系。这次亲眼见到这么惨烈的生命悲剧，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也决不过分。这对我的心灵冲击，实在太大了。就从这一刻起，我容不得任何对生命悲剧的推诿。面对那么多孩子的亡灵，面对那么多破碎的家庭，如果生命的价值还不能战胜官场潜规则，我们还要官官相护，还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我们就太没有良心，就太无耻了。那我们就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做一个教育工作者了。
南方周末：所以你要请求转让你的火炬手及观摩北京奥运会资格？
林强：对。从一定意义上说，我是个罪人，我应该向那些冤死的孩子，向他们的亲人，向社会负荆请罪，应该向他们下跪，而不应该披上荣誉的长袍。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赎罪，只好用转让火炬手来自我救赎。
南方周末：你的请求会得到批准吗？
林强：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我希望我的这个小小愿望能够得到尊重。而且我不只是要转让自己的资格，我更希望张艺谋先生能够体察大地震造成的特殊的社会氛围，体察大地震对国民心理的巨大震撼，对他导演的奥运会开幕式做出相应调整。
南方周末：你认为主要应该朝哪个方向调整？
林强：奥运会开幕式应该隆重，但更应该素朴，更应该庄严，更应该体现我们民族悲天悯人的情怀。在当前这个大背景下，一个没有悲悯元素的奥运会开幕式是很难想象的。当然不止是开幕式，北京奥运会的整个基调，现在都需要调整。我们伤痛，但我们坚忍不拔，这应该是调整的主要方向。
南方周末：这个创意很好。但是怎么落实呢？
林强：就从火炬手人选的调整开始。把担任火炬手和观摩奥运会开幕式的机会，尽可能让给抗震救灾的英雄代表，死难者亲属以及灾区人民代表，这更能彰显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让奥运火炬传递成为心灵和生命的接力。
南方周末：你的思考极具价值。但这种思考在教育界有代表性吗？
林强：实话实说，没多少代表性，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南方周末：我听到的一个声音或许可以佐证你的判断。这个声音是说，过去一些人总骂中国教育这不好那不好，但现在他们可以闭嘴了。这次大地震中，中国教育交出了一份非凡的成绩单，很多老师舍己救人，为保护自己的学生付出生命的代价，甚至很多孩子也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抢救自己的同伴，这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说明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没有做错什么。
林强：这个声音在教育行政系统确实比较突出，但它的突出恰恰说明我们的教育行政系统问题很大。其实换个角度思考，从人道的角度思考，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答案。那些老师确实伟大英勇，那些孩子确实伟大英勇，但伟大英勇并不一定要用送死来表现。如果我们做教育行政的都尽职尽责，让腐败在教育领域没有多少空子可钻，我们的校舍就不难跟我在北川看到的那所希望小学一样坚固，那些老师、那些孩子就不会白白送死，现在已经发生的那么多的生命悲剧就可以尽量避免。最应该得到保护的人反而得不到保护，反而夭折了，这是我们做教育行政工作的耻辱。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应该忏悔，而不能用英雄的生命悲剧来为我们自己推卸责任，来给我们自己贴金。
南方周末：我注意到你特别强调悲悯两个字。
林强：我这么强调悲悯，是因为教育系统现在最缺乏的，就是缺乏悲悯。
南方周末：这有些什么样的具体表现？
林强：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积极对校舍倒塌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还没有积极对悲剧责任主动调查取证，更没有积极对死难者家属道歉；所有这些对生命负责的态度和措施在我们的心目中份量并不重，这都是具体表现。
在大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正含着眼泪，没日没夜地在倒塌学校的废墟中寻找建筑材料，作为以后评估的依据。他们不单是为了让自己死去的孩子在天堂得到安息，更是为了以后千千万万的孩子不再遭遇这样的悲剧。作为教育工作者，作为人民的公务员，我们本来应该在歉疚的前提下感激他们的这种行为，我们不但要尊重他们，而且要用全力支持他们的行动。但现在教育系统很少人愿意这么想，很少人愿意这么做。当然大家现在都很忙，要安排灾区考生高考，要塑造抗灾模范，要统计物质损失，要规划灾后重建。这些工作确实都非常必要，大家为这些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完全可以理解。但无论怎么忙都不能忽视，孩子们的亡灵需要一个说法，家长和整个社会期待一个说法。如果发生了那么大的悲剧，我们却一点反思都没有，一个说法都没有；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名誉和前程看得比孩子们的生命更重要，这样下去，怎么可能有心灵的提升和机制的重建？又怎么可能永绝后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