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方主流社会来说，他们首先应当看到。中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一种是中共推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其宗旨是希望利用民间的民族主义热情重新建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另一种是民间，尤其是青年群体中自发产生的民族主义热情，这种热情相当大程度上并不是当局策划的结果，而是一个曾经一度很落后的民族国家在新兴的成长过程中自然产生的群体心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热情和中共的爱国主义宣传，在某些问题上会呈现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比如奥运会和主权问题；但是有时候也会产生冲突，比如对日本的态度等等。不去区分这样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就容易把今天中国出现的民族主义浪潮简单化，更可能在批评中国政府的极权性质的同时伤害到中国人民的感情。 20世纪初期，当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寻求普世价值的时候，西方列强对中国民族感情的不够尊重，导致相当一批知识分子转向苏俄道路，最后西方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双方都付出很大代价。面对中国今天的新的崛起，西方社会应当吸取历史教训。
对于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群体来说，他们也应当知道，中国要在国际社会崛起，必然面对一些以前没有面对过的冲突，包括国际社会对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担忧和质疑，对中国来说，这是挑战，也是机会。尤其应当区分的是，中共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政治层面和文明层面的政策，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进行及时的调整，这是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忧虑的主要原因，因此应当说，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警惕，主要是对中共的政策的警惕，而不是对中国人民的敌意。面对这次围绕西藏问题中国留学生群体表现出来的热情，一位以批判西方资本主义主流体制闻名的欧洲著名左翼知识分子当面向我表示困惑，他的困惑很有代表性，不应被视为是西方对中国的歧视。这次事件告诉中国民间社会，中国要真正崛起，必然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普世价值上的要求，而协调二者冲突的真正障碍是中国今天的当政者对于政治民主化的拒绝。我们在为西方媒体的报道不公愤慨的同时，也应当从此进一步了解到，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性。绝不能因为民族主义热情受到西方社会的质疑就放弃追求民主自由的立场，甚至倒向维护中共极权主义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