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街村神话”的上演，除了王宏斌这些主角之外，还有南街村民这些不可缺少的配角。从１９８４年“再集体化”，直到将王宏 斌奉为“小毛泽东”，再到原谅村官们的腐败，每一场景的上演，配角始终在场，并以“人民”的身份发言——可以说，在构造“神话”与共享“外援”时，南街村 民与王宏斌村官集团是利益共谋者，只是各自所获的份额多少不等而已。
由于王宏斌不象毛泽东那样拥有枪杆子与国家暴力，村民们与他共襄 南街模式之初，应该是自愿选择。在南街村神话构建过程中，村民们做出如此选择的心理因素与社会背景，一直是我思考的主题。中国各地除了江浙地区由于明清两 代科甲鼎盛，耕读传家甚多，文化根基较厚之外，占人口８０％左右的农民的思维水准与南街村民在轩轾之间。因此，思考南街村民对“共产文化”的偏好，对认识 中国农民的利益诉求为何有帮助。
考诸南街历史，有两个特点，一是穷，二是一直对共产文化有偏好。一项调查中谈到自１９４８年初解放直 到８０年代改革开放以前，南街都是当地的先进典型：积极推行合作化和集体化；创造过粮食、烟叶亩产超千斤的记录。但却从未摆脱贫穷与落后。１９７８年全村 人均收入仅７２元，部分村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
这两个特点其实有逻辑关联。“穷”决定了对集体主义（共产）的偏好。这一点并非本人始 自于现在的奇想，当年在写《人口：中国的悬剑》时，我就专门论述了中国的家族本位与穷的关系。因为穷且能力低下，人们对群体的依赖加强，这是从１８世纪空 想共产主义思想诞生之日开始就被反复证明的事实。
富人谈共产理想，是因其高尚且具有人类关怀，因为“共产”于他们而言，是用自己的财 富帮助别人，比如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家欧文就是英国最大纺织厂的经理，他的新拉纳克成为其实践社会改造理论的实验地。而穷人喜欢共产，是因为可以通过共产分 享他人的财富，所谓“打土豪分田地”即此类——人类具有分享他人财富的偏好倒也并非始于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理论与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却为用暴力剥夺并分享 他人财富提供了一整套理论与道义依据，远较“劫富济贫”这类原始说辞高明得多。
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理论发源于欧洲，却只能在落后国家取 得成功的原因，因为落后国家穷人数量庞大，拥护共产的人当然也非常多。就以毛泽东输出革命的重镇东南亚地区为例，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新加坡开国后，李光耀政 府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对付背后有中共支持的新加坡左翼运动。而李的办法就是改善民众生活，其中重要一环是推出“居者有其屋”的计划，因为“人人皆自购 屋，即不会变共党”。这一招很成功，最后成为新加坡经验在一些亚非国家推广。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当年南街村民选择“再集体化”，将承 包的土地重新交给集体，其实就缘于穷困与个人能力不足。他们并非不知道为此要付出的代价是向代理人王宏斌们让渡了他们藉由财产支配权所保证的自由。但在基 本生存压力很大的情况下，自由只是奢侈品，具体的利益诉求（比如衣食住行等生存保障）才是最重要的。平均素质远高于中国农民的俄罗斯人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为 自己选择了新独裁者普京，也是基于这一道理，当然还因为普京承载了他们的大国复兴之梦。
中国的改革，通过“权力市场化”造就了少数暴 富者，同时也造就了数量庞大的穷人。当年通过共产之途建立的中共政权如今正在为中国造就新的共产革命之沃土。不同的是，目前穷人要“共产”的伦理依据较当 年毛革命时更充分，首先是因为政府至今把持着本应属于他们的土地等资源坚决不放；其次是因为贪官污吏们的财产几乎全部来自于掠夺民财与公共财；更重要的是 经过５０余年革命意识形态教育，中国底层对阶级斗争理论较之他们的祖辈不知要熟悉多少倍。
只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当年共别人的产与如今让别人来共自己的产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