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写个贴子，纪念温革中死去的地主牛勇夹，但一直未能实行（即使在瘟革四十周年那个热闹时刻）。然而，最近的黑窑事件，尤其是黑窑主及其包工头、打手对被奴役的窑工（包括儿童、残障人员）的残酷虐待乃至虐杀，又勾起了麻子有关地主牛勇夹的记忆。
麻子出生农村，瘟革开始后不久随父母迁移到一个被称为鱼米之乡的著名平原-故事发生地。这个生产队的土著居民有三大姓，第一大姓和第二大姓最高只有中农成份，第三大姓有一个地主和一个富农（女性），其它是小姓或外来人员。
而地主牛勇夹，就是土地改后五十年代"引进"到这个生产队的（这个生产队所在的平原，当时是地多人少，故经常从外地引入劳动力以减轻本地人的劳动负担）。当麻子来到第二故乡时，瘟革两派之间两派之间的武斗已进入地下（偷偷地进行，主要是一些私人寻仇性质），而革命的主要精力已进入到批斗地富反坏右。因此，斗争地主富农就成为当时的主旋律，以及革命青年过剩精力的主要发泄方式。
但是，过去农村的地主富农，并非全是所谓的土豪劣绅，更多的是勤劳节俭致富者。本队的那个土著男地主，很受本村革命群众尊敬，而且他还有一个本事，通过挑手掌上的虫治儿童生长中的一种病（这种病状似营养不良，一经他手挑过手掌上的虫后小儿就身体强壮长得好长得快）。那个女富农，本村人土著大多也以长辈称之。
因此，外面引进的地主牛勇夹倒霉，成了每次斗争会上的主角，而那两个土著的地主和富农只是一个陪斗（意思意思而已）。斗争地主富农，往往是在夜间，地主富农站在中间低头挨斗，我们一班小子也跟着大人或家长看热闹。来到第二故乡后，我才是第一次看到有那样捆人和打人的，木棒和拳头与人体接触的那沉闷的声音，至今令人毛骨悚然，不敢回忆却又常常想起。
斗争牛勇夹，本人只亲临现场看过一、二次，后来就再也不看了。不是不精彩，是受不了（这也注定了麻子不能成为革命接班人）。人的命有时很脆弱，；但人的命有时也很顽强，如牛勇夹。牛勇夹屡次被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都顽强地活了下来，其敢于活着的勇气着实令人佩服。
从我读小学六年级第一次看到牛被痛殴开始，到我高中毕业回队当农民止，牛勇夹在斗争中一直顽强地生活了五、六年，最终大约在74年的一次批斗中被打断肋骨，躺在床上几个月不治而亡（这里不治也指他当时根本不可能去看医生）。记得牛勇夹死后，瘟革在生产队点燃的革命热情也逐渐熄灭了。
在革命年代，打人致死者不会得到任何追究，反而会成为革命性坚强的证明。我所不理解的，打人者与被打人者之间没有任何仇怨（因为外来地主牛勇夹，不可能与他们有仇怨；更重要的牛勇夹身材矮小，劳动中任劳任怨，无声无息），而且打人者在当时也没有可能进入革命干部队伍的可能。
那些打人的乡亲们，一般是青年，也有三十来岁的被当地人看不起的革命者，他们大多愚昧而热情。前几年，事过三十多年后，我看到一个当时的积极的打斗牛勇夹者，他那木纳、落魄而毫无生命力的表情，使人不忍与其打招呼。其他那些积极参与打牛勇夹者，如今仍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其中一个打手青年，与牛勇夹是老乡（也是从外地引进的），且两家是邻居。这个打手的家庭与牛勇夹的儿子媳妇，在瘟革后的八十年代又续演了人命故事。打手的父亲与牛勇夹儿子的媳妇因小事发生争吵，被牛勇夹儿子的媳妇失手致死。人世间的事，就是这样，无报也有报。
无仇无怨，且不可能因参与迫害他人而获得进步者，在本人进城参加"革命"工作后，也亲身遇到。在那个众所周知的特别而至今仍敏感的年月后，单位的一些中老年知识分子，积极地参与对人的无中生有的政治打击（当时很有些不理解，因为他们也是经历过温革的人，应该知道世事）。这些人到退休在革命（即做官）和学术两种事业方面，都一无所成。至今路上遇到他们，一声哈哈如故。
更深沉的人性和道德人伦的沉沦，怎么也会发生在这些本无地位的人身上，却是一声哈哈所不能让人释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