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火车南站开阳路段孤零零的最后一片大杂院，在一百多名警察的戒备和十多辆警车的包围下，被大型铲车推倒了。这是北京市丰台区东庄最后一片老旧的院子。
即使是老北京人，也很少知道东庄这个地名，但说起上访村，几乎无人不晓。二零零八年到来的前几天，这个有着二十多年历史的北京上访村终于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在远处观望当局拆村的访民陈先生感叹说：“一段历史过去了！ ”
北京市长下令拆除
“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距离中国新年只剩四天了。在北京市市长办公室里，日理万机的王岐山市长还在专注地处理公事。有一份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明德担任学术顾问的“关于‘上访村’”的调研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在报告上写道：“吉林同志：对此上访村刘淇同志有过明确指示，如何拔掉这个‘顽症’，请牵头研究”，北京的杂志《北京纪事》这么写到，北京市副市长吉林则批示说：“摸清违章底数，上访村是一重点，请与有关部门核实报告中提到的上访村、公园的地点，纳入拆违、整治范围。”
关于官方下决心要拆除上访村的原因，该杂志描述说：“上访村的负面效应是不言而喻的：已经成为境外媒体报导的热点，它的存在与规模的扩大，已经形成了气候，这里上访人员的情绪偏激、乃至手段趋向极端，这里环境脏乱的程度，正在以滚雪球般的速度迅速膨胀，的确成为首都形象与稳定的后患，而且治理难度相当大。 ”
“上访村展示的全是贫穷、愚昧、落后、冤屈和精神变态。到上访村一看，简直“不忍卒睹”，绝望、无助、愤懑充斥着这个地段，难怪不少境外媒体渐渐向这里聚拢，他们在离北京市中心这样近的地方搞到这样多的活资料，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正是出于维护伟大首都光辉形象的需要，彻底拆除上访村的计划，在这几个北京市最高官员的批示下制定出来了。
“通过对大康鞋城、北京南站规划建设治本，彻底解决环境的脏乱问题。根据中国铁路沿线整治法、老旧社区整治法、绿化整治法、土地开发法等法律内容，尽快治理；对无理访、闹访和蓄意破坏信访秩序的要严肃处理。”
北京市作出的五条措施包括：打击“上访非法产业”；加强出租房屋的管理；加强对黑旅社的管理；加强公共场所管理；高法信访接待站已经不适于在这个地区，建议易地设置。
十二月二十七日，距离北京市下令整治上访村最后期限的三天之前，东庄上访村的最后一栋建筑被彻底铲除。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上访村，位于东庄开扬路最后的一个大杂院被彻底拆除。
上访村的天时地利
“上访，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从县乡到中央，哪一级政府门前都坐着上访群众，哪一级信访机关的院子里都人满为患。在号称“首善之区”的北京，居然还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上访村。”谈到北京上访村，长期关注民生和上访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何天先生有着自己的见解。他告诉新纪元记者，北京这个上访村从默默无问到扬名世界，跟中共的独裁暴政息息相关。上访村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要人权的视窗，同时也是几十年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人民，在遭受中共迫害和不断反抗独裁的缩影和见证。
上访村坐落于北京南站附近，由不同的区块形成的。从北京南站以西到开阳桥、从南站往北边就是东庄，方圆大约一公里的区域。人数最多的时候，这里住着最少近万名来自中国各地的上访民众。
根据北京市政府的调查资料，北京南站附近的东庄、南站铁道北一百间左右的平房；开阳桥南侧的平房和小楼房、花南旅店、东高地儿；甘家口附近的平房，约有四十间左右；木樨园、中纪委附近一片七十户左右的平房区；前门大街两侧胡同里的平房和小旅馆及开阳桥下和陶然亭桥下、与东庄仅隔着一个铁道口的“上访公园” 等。
以上这些地方都是长期滞留在北京的老上访户集中居住的地方。还有一种有趣的现象是：东庄、甘家口、木樨园、中纪委等地的部份楼房单间，已被上访户以每月四百五十元至五百元租下，然后在屋内打上通铺，再招租上访人留宿（相当于“二包”)。租金以每人每天四～五元不等，每间可容纳十五～十八人，出租人平均每天收入七十元左右。
何天介绍说，最初北京并没有像现在这样众多的信访机构，当时在南站只有一个国务院信访接待站。从全国各地来的访民都是坐慢车到北京，而且南站离上访接待站也就是后来的两办和高法比较近，上访人回家买车票坐车方便。
追溯上访村的历史，何天表示，据他所知，上访村的形成大概始于七零年代末。到一九九九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开始后，形成全国上访高潮。江泽民执政后造成全国普遍的贫富悬殊和贪污腐败，从而出现大量弱势群体上访，直到今天。
“那时我刚开始谈恋爱，在北京天坛公园附近，经常看到外地到北京上访的民众，因为没钱，他们自己在靠路边或小树林里搭窝棚住，说难听点，真跟狗窝差不多，出入的人蓬头垢面。在永定路附近和北京南站往东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当时北京人都习以为常地叫他们是‘上访的’。”何天回忆道。
铁道边被强制拆除的上访村居民。（图 ◎ 齐志勇）
早期上访者多为政治受害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否定文革，全国开始所谓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很多当地得不到妥善处理的案件，当事人直接到北京上访。这些人多是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和无辜受到冲击的人。“像五零年代错划的右派、被打倒的走资派、叛徒、被扣上地、富、反、坏、右人帽子的‘阶级异己分子’，以及文革中制造出的冤假错案受害人，他们要求平反，恢复名誉。”
那时这部份上访人之中，当官的和知识份子、学者比较多，老百姓很少。政府总是要作出点姿态，所以也没有赶走他们，还允许他们在北京申诉。但是很多人直到死也没有得到平反。八零到九零年代中以前，上访的人多是受到共产党政治迫害的人。
随后，中共政府的黑社会化导致冤案丛生，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促使上访民众大幅增加。
“各地共产党官员开始利用职权疯狂搜刮民财，出现大量社会不公。人们在一切向钱看的信条指引下，抛弃信仰、抛弃做人的良心，导致社会道德下滑、黑社会猖獗，特别是江泽民执政期间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造成社会混乱。越发不可收拾。‘新圈地’运动令全国农村农民失地，官商勾结、城市的非法强制拆迁，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家园，无家可归，沦落为城市贫民、乞丐，企业改革造成大量产业工人丢掉饭碗。法院失去正义和良知，法官们竟然直接参与制造一起起冤假错案，”何天的总结，可以说是指出了北京上访村在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大为“兴旺”的根本原因。
镇压法轮功 引发全国上访大潮
自从江泽民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镇压法轮功以后，引发全国法轮功人员大规模上访北京，同时也带动各地访民上访大潮的出现。“这些年因镇压法轮功，各地公、检、法一切力量都集中到迫害法轮功上，造成大量冤案无人处理。这些被黑社会、贪官、地痞、流氓剥夺了生存权的最下层百姓，无奈只能上访北京申冤找青天。”
上访人数近年激增，九九年以后上访的都是真正的冤民。访民成分也非常庞杂，几乎包括全国各个民族、各个行业、各个阶层，但最多的是贫苦阶层被称为弱势群体的人。“他们都是被共产党抢劫了个人所有、被剥夺了生存权的下层民众，”何天解释说。
上访村的苦难生活：上访大通铺，每晚三元房租睡二十多人。每次吃饺子都得“咬牙跺脚”下决心。讽刺的是与之一步之距的梅园大饭店却住着拿公家开销，每天推杯换盏的各地截访人员。
在南站附近的幸福路一段有很多农转非的农民房，九零年代，这些房子陆续被访民租用。索性农民把这些房子打成隔断，像鸽子笼一样，租给上访人。上访村面积不断扩展，住的人也越来越多。农民不用种地，就靠租金过活。马路边、围墙下到处都是简易房屋。立交桥洞也成为访民栖息地。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四年，据访民说，上访村有住过万人的纪录。
北京火车南站附近的马路边、围墙下到处都是访民栖息的简陋搭棚。
自成一体的上访村生活
长年往返于北京上访村和了解访民生态的何天先生认为：二零零零年以后，随着上访大潮的出现，上访村人满为患，达到饱和。上访村形成规模，上访村不仅是房价低廉，上下两层大通铺，每人每天三至五元不等。每间可以住十多人，上访人潮汹涌的时候，每间要挤二十多人，晚上睡觉人挤人。
上访大通铺，每晚3元房租。
访民的增多给当地带来一些商机，小餐厅、成立打字室、复印室、照相室、理发室，都在上访村拥挤黑暗的杂院中出现。小餐厅一般炒菜都是几块钱，很少十元以上。小餐厅熬的羊骨汤三块钱一碗，特受访民称赞。访民也一传十，十传百，把北京上访村的名字传遍全国。由于它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中国的访民都来到这里驻扎。
另一方面，由于上访村中住着不少长年上访的民众，他们对北京的地形、交通，对各个上访部门的情况都十分熟悉，成了久病成医的上访辅导员。许多初来乍到的上访民众，会首先到这里上课补习，然后才展开他们的上访旅程。
为了严防政府人员捣乱，上访村村民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规则。二零零四年，山东的作家高先生想到北京上访村一探究竟，花了两天时间在上访村附近询问，却始终无法找到“上访人员”。
在一个用瓦楞板搭建的简陋的小屋门口，一个面带菜色的妇女正在收拾东西。心有不甘的老廖（廖亦武）又走过去询问，但不一会儿，便回来对我说：“那个女人把我们当成密探了，说我是间谍，你再过去问一下吧。”于是我走了过去，用半开玩笑的口气给那女人说：我们不是共军的密探，也不是国军的间谍，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些上访者的情况，做个社会调查。女人问：“你们是记者吗？调查了能报导吗？”我说，我们不是记者，我过去也上访过，所以同情上访者，想了解一下现在的上访者的情况。女人说：“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实话？”我说：“我没办法证明自己说的是实话，这要看你的眼力了。”那女人上下瞅了瞅我说：“反正我死都不怕了，还害怕啥？”
但她还是忍不住又问：“那你们不是记者，调查这干什么？”我说：“希望能帮上点忙吧。”老廖、回地两人见我和这女人聊上了，都走了过来。老廖说：“我们不是记者，算是研究者吧。”那女人又说：“不是记者调查这干啥？你们能把我们的事报导出去吗？有些记者也来过，其中也有密探间谍装扮的，他们把我们的话全套去了也没报导出来。有的假记者还把我们的证据材料都偷走了。不过反正我也被抓了好几回了，什么也不怕了，你们看吧。”接下来，女人的话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滔滔不绝地从她的口中涌了出来。
高先生在他的《高氏兄弟：寻访上访村》一文中描述说，随后的几个小时，一百多位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访民开始排起了长队，轮流给他们讲述自己上访的故事。“门外聚集的人确实越来越多，男女老少都有，他们每人手中都拿着写在白布或衣服上的申诉状。有些人则直接穿着‘上访服’，手里拿着状子站在人群中。他们的情绪异常激动，一阵阵地高声吆喝着，希望我们出去为他们拍照，倾听他们的诉说。”直到高先生离开的时候也无法听完访民的诉说，只好把访民的资料带走。
镇压手段法西斯化
四月二十八日被截访殴打、鲜血满身的河北访民孙光辉，打人凶手被永定门派出所警察放走。
访民的戒备是有原因的。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天表示，访民一直被中共视为是对政权和统治的冲击和威胁。政府多次出动公安突袭上访村，抓走村民。这些年对访民的迫害手段也花样翻新，政策指令条例纷纷出笼，都是冲访民来的。
曾经多次目睹访民在北京挨打的他举例说：“河南老太太王金英的腿就是被截访人打断的，北京七十多岁李蓝英老太太的腰被警察像赶牲口一样，驱赶、殴打后野蛮地被塞入警车时活生生折断的！”什么非正常上访、扰乱政府工作秩序、诬陷国家工作人员、冲击国家机关等，一顶顶大帽子、莫须有的罪名扣向上访民众。冤民被打死、打伤、遭遣返、关看守所、拘留等事情都不绝于耳。
政府为逼迫访民离开北京，二零零五年中国新年到二零零六年期间，上访村多次被黑社会流氓捣毁，简易窝棚、大通铺、炉子、玻璃、门窗被损毁，人为纵火。事实上，在北京市，上访民众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比到北京找工作的外地民工还要低得多。
访民在北京被打死，北京警察根本就不予立案。
在中共十七大前，对全国访民上访行为的镇压已经完全非制度化，就是随心所欲。按照一些访民的话说，镇压访民完全“法西斯化”。一位访民介绍说，当时中央政法委通知各地，如果发现有到北京集体上访的，那个地区的政法委书记就地免职；如果发生恶性案件，直接追究当地省政法委书记。政法委成为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犯罪集团。一位山东负责截访的警察就公开说 ：“我不抓他，我就得没饭吃。”
十七大前，北京第一次允许外地警车不用挂车牌直接到北京上访村抓人。以前都是半夜偷偷摸摸在北京警察配合下抓人，现在都是交给地方去做。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
中国政府斥巨资控制访民
在北京上访的人成千上万，而中国政府花在这方面的成本也是巨大的。山东访民钱丽丽几次来北京上访，当地政府每次派出两、三辆警车和十多人来北京阻截，这些人一待就是十多天。何天说：“为一个访民，政府出动这样大的警力，算算全国有多少上访的人？国家要支出多少财力、物力去摆平？浪费多少国家资源和纳税人的血汗钱？这些钱早已超出上访人要求的获赔数字了。请问世界上找得出第二个这样的政府吗？ ”
《北京纪事》杂志的文章介绍说，假设“两会”会期按十天算，每天有两千人控访，一百辆车配合，每人每天开支两百元（含平均补助费一百元、住宿费五十元、饮食五十元)；每辆车日消耗八十元；十天总计约四百多万元。如果加上常年驻京的控访机构的经费，开销最少要几千万元。按上访量名列前六名的省份，每个省常驻北京的办公人员十名，平均每人每天花销两百元，加上每月回家的往返车费、通讯费、车辆消耗费等，一年约五百余万元，这还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演算法。
有人说，如果把花在在京控访人员身上的补助费，用在解决确实有理上访的人身上，也许就没有这么多上访的了！然而，听到这种议论，个别地方的控访人员说，这是两回事，两笔帐。花在我们身上是控访工作补助费，花在上访人身上算什么名堂？算上访有理啦？
北方某省会市法院的阎某，已经在北京连续搞“截访”三年。他说：“我已经在北京三年了。我们法院口上访的，我百分之百全认识。这项工作每年在‘两会’期间比较忙，但是，那时候力量也加强。待遇不错，集体吃宾馆、住宾馆，额外每天每人补助一百元；回单位还享受单位的每天一百元补助，加起来每天得补助两百元。按月算，一个月六千元。不客气地说，我在北京三年来，已经装兜里十几万，给孩子买轿车的钱已经准备好了！说心里话，我还真得感谢那些上访户……。”
中央、地方和访民的三角游戏
八月三十一日，最高法院的院内上访冤民挤满了访民。
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天表示，无数事实证明北京各信访部门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也没有权利就填表盖章。政府的不作为造成回圈上访、一次次、一层层上访，一次次、一层层批转，例行公事，衙门作风，终点又回到原点，不了了之，或者周而复始，无限回圈重复上访、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等亦由此而生。中央一级的信访衙门口的办事官员，面对蜂拥而至的各地访民，早已乱了方寸没有王法，搞起行贿受贿的腐败行为。旧冤案未了反而增加新冤案，民怨连天。
“政府非常明白。一个人到北京上访，后边可能有十个人看着呢，如果给他解决了，马上这十个人也会到北京。而且有冤情的人绝不止北京这些上访人，敢到北京的可以说是上访精英，都是当地起带头作用的人，全国有多少冤假错案要解决呢？同样如果处置一个法院或犯罪的官员，这些人背后又要涉及多少共同犯罪的人呢？关系网都揪出来，中共政权就面临瘫痪。他们只能极力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采取高压手段铲除上访村。”
那么，为什么访民还要继续到北京上访呢？
根据中国政府内部的惯例，上访量是上级政府及政府部门对下级考核的重要指标。如果上访量高，特别是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的多，地方政府领导就会被追究责任。一位基层截访的官员说：“集体访、个人访达到了多少起，上面就批评，甚至换位子、摘帽子。”
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截访”这条路被堵死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增加基层的上访纪录，向上级信访机关接待部门有关人员送礼拉关系应运而生。中部地区某县一位接访人员说：“请客送礼，登记了可以消掉；不请客送礼，一旦上级信访部门登记上就没有办法补救了，或者说补救的难度就更大了。所以，信访接待人员不得不想办法与上级信访部门的人员拉关系，请客送礼。河南某地党委下达正式档称，“销帐是无奈之举，是最后一招，也是最直接的花钱买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者于建嵘，去年在上访村对五百六十多名访民进行了调查，发现有近60%的访民表示，到北京上访的目的是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
一位来自河南的访民直截了当地表示：“我知道上访解决不了问题，但我就是要上访登记，让他们（指地方政府官员）难受，他们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能让他们好过。”
显然，上访数字涉及到地方官员的政绩，而访民正是要通过上访，以影响那些对他们不公的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表现。这种访民通过上访影响中央政府形象，中央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地方政府再采取非法的暴力和收买行贿手段截访，形成了一种无法解脱的恶性循环。
绝望中的访民
来自黑龙江的访民刘女士对《新纪元》记者说，中共自己身上一个毒瘤，讳疾忌医，让他自己割嫌痛，不割毒瘤越来越恶化，只好想方设法掖着藏着，不敢面对。政府想借铲除上访村来抵制民众上访势头，只能愈演愈烈。
据海外和大陆媒体报导，这些年很多绝望的访民做出了另一种选择——自杀。由在家里自杀发展到在大街自杀，由在大街自杀发展到在政府机关门前自杀，由在本地自杀又发展到上天安门自杀；同时，个体的自杀正在向着群体的自杀发展，动辄几十人坐在楼顶扬言自杀。
北京访民自杀事件比比皆是。上访北京九年的辽宁访民李世告诉记者，中共把人民已经逼到绝路。仅他知道的自杀事件就有一九九六年春，在天安门广场引火自焚的张军；西安被医生偷摘器官的杨洁；不知来历和姓名的母女二人同吃耗子药“五步倒”后生死不明；北京顺义张淑凤跳地铁寻死未遂；甘肃访民画家宋建民舍命冲中南海被毒打判刑；东北访民集体跳天安门金水桥；叶国强跳金水桥遭判刑；不知名访民在天安门公厕上吊；集体撞天安门旗杆子等。
一些访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要升旗的时候喊冤，以期引起政府的重视。
李世表示，“这样的事情太多啦。”访民、冤民从家乡一路访到北京的各衙门口，无果，再继续访到中南海、新华门、天安门、玉泉山、使馆区，明知希望渺茫，却非得要一年四季不停地访下去，访民说我砸锅卖铁也不放弃我抗争的权利，我们联合起来的目的就是讨个“说法”，让共产党还我们做人的权利、居住的权利、种地的权利、工作的权利、看病吃药的权利、上学读书的权利、残疾人社会保障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总之，就是向独裁政权要人权、要生存权。“我们没有给社会造成什么动荡，我们也不是什么社会不稳定因素，是谁造成我们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陷入绝境？是谁让我们无家可归、到处流浪、四处奔走呼号？为什么我们要不要命地上北京来告状？难道这个社会就容不下我们这些人吗？我们的失落、困苦、妻离子散、流落街头还不是这个制度、这个政府造成的？和谐社会是不存在的，永远也不会存在的，只要共产党活一天，我们就要抗争一天，任何人的甜言蜜语都是撒谎欺骗！警察曾经说，访民被他们弄到死绝的一天，社会就和谐了呀！”
事实上，千千万万的上访人员，特别是那些长期上访的“钉子户”、“专业户”，绝大多数都有一笔不堪回首、触目惊心的“血泪帐”，若不是他们的合法权益被肆意地侵占，若不是他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但凡有一点出路可走，他们也不会走上信访这条“独木桥”！
上访村记录着一段沉重的历史
平时两办胡同前聚满了截访便衣。
岁末寒冬，虽然年关将近，滞留于北京的各地访民大军，几乎要掩没了北京各信访衙门口。同时，各地派到北京截访的也有增无减，甚至超过访民的数量。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上访村正式从南站地区消失了，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国内外游客不会看到上访村，北京市领导们终于可以为中共的面子得到了保护而稍松一口气。然而事情并没有真正结束。一位访民表示：只要中共执政一天，访民就不会休息一天，上访村将与中共独裁同存亡。他表示，各地的访民目前都在策划奥运期间到北京上访的行动。
而北京上访村作为中共暴政独裁历史见证，记录了全国无数访民血泪辛酸历程，上访村的历史并不会因为它的消失而消失。“我相信，在明日，一个新的上访村必将出现在北京某个角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何天最后表示，“这也是一段谁也抹灭不了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