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访村纪事——暴政的缩影和见证(组图)

作者:文 ◎ 冯长乐、季达·图 ◎ 齐志勇 发表:2008-02-24 10:48
手机版 正体 打赏 3个留言 打印 特大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火车南站开阳路段孤零零的最后一片大杂院,在一百多名警察的戒备和十多辆警车的包围下,被大型铲车推倒了。这是北京市丰台区东庄最后一片老旧的院子。

即使是老北京人,也很少知道东庄这个地名,但说起上访村,几乎无人不晓。二零零八年到来的前几天,这个有着二十多年历史的北京上访村终于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在远处观望当局拆村的访民陈先生感叹说:“一段历史过去了! ”

北京市长下令拆除

“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距离中国新年只剩四天了。在北京市市长办公室里,日理万机的王岐山市长还在专注地处理公事。有一份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明德担任学术顾问的“关于‘上访村’”的调研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在报告上写道:“吉林同志:对此上访村刘淇同志有过明确指示,如何拔掉这个‘顽症’,请牵头研究”,北京的杂志《北京纪事》这么写到,北京市副市长吉林则批示说:“摸清违章底数,上访村是一重点,请与有关部门核实报告中提到的上访村、公园的地点,纳入拆违、整治范围。”

关于官方下决心要拆除上访村的原因,该杂志描述说:“上访村的负面效应是不言而喻的:已经成为境外媒体报导的热点,它的存在与规模的扩大,已经形成了气候,这里上访人员的情绪偏激、乃至手段趋向极端,这里环境脏乱的程度,正在以滚雪球般的速度迅速膨胀,的确成为首都形象与稳定的后患,而且治理难度相当大。 ”

“上访村展示的全是贫穷、愚昧、落后、冤屈和精神变态。到上访村一看,简直“不忍卒睹”,绝望、无助、愤懑充斥着这个地段,难怪不少境外媒体渐渐向这里聚拢,他们在离北京市中心这样近的地方搞到这样多的活资料,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正是出于维护伟大首都光辉形象的需要,彻底拆除上访村的计划,在这几个北京市最高官员的批示下制定出来了。

“通过对大康鞋城、北京南站规划建设治本,彻底解决环境的脏乱问题。根据中国铁路沿线整治法、老旧社区整治法、绿化整治法、土地开发法等法律内容,尽快治理;对无理访、闹访和蓄意破坏信访秩序的要严肃处理。”

北京市作出的五条措施包括:打击“上访非法产业”;加强出租房屋的管理;加强对黑旅社的管理;加强公共场所管理;高法信访接待站已经不适于在这个地区,建议易地设置。

十二月二十七日,距离北京市下令整治上访村最后期限的三天之前,东庄上访村的最后一栋建筑被彻底铲除。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上访村,位于东庄开扬路最后的一个大杂院被彻底拆除。

上访村的天时地利

“上访,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从县乡到中央,哪一级政府门前都坐着上访群众,哪一级信访机关的院子里都人满为患。在号称“首善之区”的北京,居然还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上访村。”谈到北京上访村,长期关注民生和上访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何天先生有着自己的见解。他告诉新纪元记者,北京这个上访村从默默无问到扬名世界,跟中共的独裁暴政息息相关。上访村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要人权的视窗,同时也是几十年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人民,在遭受中共迫害和不断反抗独裁的缩影和见证。

上访村坐落于北京南站附近,由不同的区块形成的。从北京南站以西到开阳桥、从南站往北边就是东庄,方圆大约一公里的区域。人数最多的时候,这里住着最少近万名来自中国各地的上访民众。

根据北京市政府的调查资料,北京南站附近的东庄、南站铁道北一百间左右的平房;开阳桥南侧的平房和小楼房、花南旅店、东高地儿;甘家口附近的平房,约有四十间左右;木樨园、中纪委附近一片七十户左右的平房区;前门大街两侧胡同里的平房和小旅馆及开阳桥下和陶然亭桥下、与东庄仅隔着一个铁道口的“上访公园” 等。

以上这些地方都是长期滞留在北京的老上访户集中居住的地方。还有一种有趣的现象是:东庄、甘家口、木樨园、中纪委等地的部份楼房单间,已被上访户以每月四百五十元至五百元租下,然后在屋内打上通铺,再招租上访人留宿(相当于“二包”)。租金以每人每天四~五元不等,每间可容纳十五~十八人,出租人平均每天收入七十元左右。

何天介绍说,最初北京并没有像现在这样众多的信访机构,当时在南站只有一个国务院信访接待站。从全国各地来的访民都是坐慢车到北京,而且南站离上访接待站也就是后来的两办和高法比较近,上访人回家买车票坐车方便。

追溯上访村的历史,何天表示,据他所知,上访村的形成大概始于七零年代末。到一九九九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开始后,形成全国上访高潮。江泽民执政后造成全国普遍的贫富悬殊和贪污腐败,从而出现大量弱势群体上访,直到今天。

“那时我刚开始谈恋爱,在北京天坛公园附近,经常看到外地到北京上访的民众,因为没钱,他们自己在靠路边或小树林里搭窝棚住,说难听点,真跟狗窝差不多,出入的人蓬头垢面。在永定路附近和北京南站往东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当时北京人都习以为常地叫他们是‘上访的’。”何天回忆道。


铁道边被强制拆除的上访村居民。(图 ◎ 齐志勇)

早期上访者多为政治受害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否定文革,全国开始所谓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很多当地得不到妥善处理的案件,当事人直接到北京上访。这些人多是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和无辜受到冲击的人。“像五零年代错划的右派、被打倒的走资派、叛徒、被扣上地、富、反、坏、右人帽子的‘阶级异己分子’,以及文革中制造出的冤假错案受害人,他们要求平反,恢复名誉。”

那时这部份上访人之中,当官的和知识份子、学者比较多,老百姓很少。政府总是要作出点姿态,所以也没有赶走他们,还允许他们在北京申诉。但是很多人直到死也没有得到平反。八零到九零年代中以前,上访的人多是受到共产党政治迫害的人。

随后,中共政府的黑社会化导致冤案丛生,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促使上访民众大幅增加。

“各地共产党官员开始利用职权疯狂搜刮民财,出现大量社会不公。人们在一切向钱看的信条指引下,抛弃信仰、抛弃做人的良心,导致社会道德下滑、黑社会猖獗,特别是江泽民执政期间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造成社会混乱。越发不可收拾。‘新圈地’运动令全国农村农民失地,官商勾结、城市的非法强制拆迁,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家园,无家可归,沦落为城市贫民、乞丐,企业改革造成大量产业工人丢掉饭碗。法院失去正义和良知,法官们竟然直接参与制造一起起冤假错案,”何天的总结,可以说是指出了北京上访村在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大为“兴旺”的根本原因。

镇压法轮功 引发全国上访大潮

自从江泽民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镇压法轮功以后,引发全国法轮功人员大规模上访北京,同时也带动各地访民上访大潮的出现。“这些年因镇压法轮功,各地公、检、法一切力量都集中到迫害法轮功上,造成大量冤案无人处理。这些被黑社会、贪官、地痞、流氓剥夺了生存权的最下层百姓,无奈只能上访北京申冤找青天。”

上访人数近年激增,九九年以后上访的都是真正的冤民。访民成分也非常庞杂,几乎包括全国各个民族、各个行业、各个阶层,但最多的是贫苦阶层被称为弱势群体的人。“他们都是被共产党抢劫了个人所有、被剥夺了生存权的下层民众,”何天解释说。


上访村的苦难生活:上访大通铺,每晚三元房租睡二十多人。每次吃饺子都得“咬牙跺脚”下决心。讽刺的是与之一步之距的梅园大饭店却住着拿公家开销,每天推杯换盏的各地截访人员。


在南站附近的幸福路一段有很多农转非的农民房,九零年代,这些房子陆续被访民租用。索性农民把这些房子打成隔断,像鸽子笼一样,租给上访人。上访村面积不断扩展,住的人也越来越多。农民不用种地,就靠租金过活。马路边、围墙下到处都是简易房屋。立交桥洞也成为访民栖息地。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四年,据访民说,上访村有住过万人的纪录。


北京火车南站附近的马路边、围墙下到处都是访民栖息的简陋搭棚。


自成一体的上访村生活

长年往返于北京上访村和了解访民生态的何天先生认为:二零零零年以后,随着上访大潮的出现,上访村人满为患,达到饱和。上访村形成规模,上访村不仅是房价低廉,上下两层大通铺,每人每天三至五元不等。每间可以住十多人,上访人潮汹涌的时候,每间要挤二十多人,晚上睡觉人挤人。


上访大通铺,每晚3元房租。

访民的增多给当地带来一些商机,小餐厅、成立打字室、复印室、照相室、理发室,都在上访村拥挤黑暗的杂院中出现。小餐厅一般炒菜都是几块钱,很少十元以上。小餐厅熬的羊骨汤三块钱一碗,特受访民称赞。访民也一传十,十传百,把北京上访村的名字传遍全国。由于它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中国的访民都来到这里驻扎。

另一方面,由于上访村中住着不少长年上访的民众,他们对北京的地形、交通,对各个上访部门的情况都十分熟悉,成了久病成医的上访辅导员。许多初来乍到的上访民众,会首先到这里上课补习,然后才展开他们的上访旅程。

为了严防政府人员捣乱,上访村村民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规则。二零零四年,山东的作家高先生想到北京上访村一探究竟,花了两天时间在上访村附近询问,却始终无法找到“上访人员”。

在一个用瓦楞板搭建的简陋的小屋门口,一个面带菜色的妇女正在收拾东西。心有不甘的老廖(廖亦武)又走过去询问,但不一会儿,便回来对我说:“那个女人把我们当成密探了,说我是间谍,你再过去问一下吧。”于是我走了过去,用半开玩笑的口气给那女人说:我们不是共军的密探,也不是国军的间谍,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些上访者的情况,做个社会调查。女人问:“你们是记者吗?调查了能报导吗?”我说,我们不是记者,我过去也上访过,所以同情上访者,想了解一下现在的上访者的情况。女人说:“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实话?”我说:“我没办法证明自己说的是实话,这要看你的眼力了。”那女人上下瞅了瞅我说:“反正我死都不怕了,还害怕啥?”

但她还是忍不住又问:“那你们不是记者,调查这干什么?”我说:“希望能帮上点忙吧。”老廖、回地两人见我和这女人聊上了,都走了过来。老廖说:“我们不是记者,算是研究者吧。”那女人又说:“不是记者调查这干啥?你们能把我们的事报导出去吗?有些记者也来过,其中也有密探间谍装扮的,他们把我们的话全套去了也没报导出来。有的假记者还把我们的证据材料都偷走了。不过反正我也被抓了好几回了,什么也不怕了,你们看吧。”接下来,女人的话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滔滔不绝地从她的口中涌了出来。

高先生在他的《高氏兄弟:寻访上访村》一文中描述说,随后的几个小时,一百多位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访民开始排起了长队,轮流给他们讲述自己上访的故事。“门外聚集的人确实越来越多,男女老少都有,他们每人手中都拿着写在白布或衣服上的申诉状。有些人则直接穿着‘上访服’,手里拿着状子站在人群中。他们的情绪异常激动,一阵阵地高声吆喝着,希望我们出去为他们拍照,倾听他们的诉说。”直到高先生离开的时候也无法听完访民的诉说,只好把访民的资料带走。

镇压手段法西斯化


四月二十八日被截访殴打、鲜血满身的河北访民孙光辉,打人凶手被永定门派出所警察放走。

访民的戒备是有原因的。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天表示,访民一直被中共视为是对政权和统治的冲击和威胁。政府多次出动公安突袭上访村,抓走村民。这些年对访民的迫害手段也花样翻新,政策指令条例纷纷出笼,都是冲访民来的。

曾经多次目睹访民在北京挨打的他举例说:“河南老太太王金英的腿就是被截访人打断的,北京七十多岁李蓝英老太太的腰被警察像赶牲口一样,驱赶、殴打后野蛮地被塞入警车时活生生折断的!”什么非正常上访、扰乱政府工作秩序、诬陷国家工作人员、冲击国家机关等,一顶顶大帽子、莫须有的罪名扣向上访民众。冤民被打死、打伤、遭遣返、关看守所、拘留等事情都不绝于耳。

政府为逼迫访民离开北京,二零零五年中国新年到二零零六年期间,上访村多次被黑社会流氓捣毁,简易窝棚、大通铺、炉子、玻璃、门窗被损毁,人为纵火。事实上,在北京市,上访民众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比到北京找工作的外地民工还要低得多。

访民在北京被打死,北京警察根本就不予立案。

在中共十七大前,对全国访民上访行为的镇压已经完全非制度化,就是随心所欲。按照一些访民的话说,镇压访民完全“法西斯化”。一位访民介绍说,当时中央政法委通知各地,如果发现有到北京集体上访的,那个地区的政法委书记就地免职;如果发生恶性案件,直接追究当地省政法委书记。政法委成为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犯罪集团。一位山东负责截访的警察就公开说 :“我不抓他,我就得没饭吃。”

十七大前,北京第一次允许外地警车不用挂车牌直接到北京上访村抓人。以前都是半夜偷偷摸摸在北京警察配合下抓人,现在都是交给地方去做。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

中国政府斥巨资控制访民

在北京上访的人成千上万,而中国政府花在这方面的成本也是巨大的。山东访民钱丽丽几次来北京上访,当地政府每次派出两、三辆警车和十多人来北京阻截,这些人一待就是十多天。何天说:“为一个访民,政府出动这样大的警力,算算全国有多少上访的人?国家要支出多少财力、物力去摆平?浪费多少国家资源和纳税人的血汗钱?这些钱早已超出上访人要求的获赔数字了。请问世界上找得出第二个这样的政府吗? ”

《北京纪事》杂志的文章介绍说,假设“两会”会期按十天算,每天有两千人控访,一百辆车配合,每人每天开支两百元(含平均补助费一百元、住宿费五十元、饮食五十元);每辆车日消耗八十元;十天总计约四百多万元。如果加上常年驻京的控访机构的经费,开销最少要几千万元。按上访量名列前六名的省份,每个省常驻北京的办公人员十名,平均每人每天花销两百元,加上每月回家的往返车费、通讯费、车辆消耗费等,一年约五百余万元,这还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演算法。

有人说,如果把花在在京控访人员身上的补助费,用在解决确实有理上访的人身上,也许就没有这么多上访的了!然而,听到这种议论,个别地方的控访人员说,这是两回事,两笔帐。花在我们身上是控访工作补助费,花在上访人身上算什么名堂?算上访有理啦?

北方某省会市法院的阎某,已经在北京连续搞“截访”三年。他说:“我已经在北京三年了。我们法院口上访的,我百分之百全认识。这项工作每年在‘两会’期间比较忙,但是,那时候力量也加强。待遇不错,集体吃宾馆、住宾馆,额外每天每人补助一百元;回单位还享受单位的每天一百元补助,加起来每天得补助两百元。按月算,一个月六千元。不客气地说,我在北京三年来,已经装兜里十几万,给孩子买轿车的钱已经准备好了!说心里话,我还真得感谢那些上访户……。”

中央、地方和访民的三角游戏


八月三十一日,最高法院的院内上访冤民挤满了访民。

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天表示,无数事实证明北京各信访部门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也没有权利就填表盖章。政府的不作为造成回圈上访、一次次、一层层上访,一次次、一层层批转,例行公事,衙门作风,终点又回到原点,不了了之,或者周而复始,无限回圈重复上访、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等亦由此而生。中央一级的信访衙门口的办事官员,面对蜂拥而至的各地访民,早已乱了方寸没有王法,搞起行贿受贿的腐败行为。旧冤案未了反而增加新冤案,民怨连天。

“政府非常明白。一个人到北京上访,后边可能有十个人看着呢,如果给他解决了,马上这十个人也会到北京。而且有冤情的人绝不止北京这些上访人,敢到北京的可以说是上访精英,都是当地起带头作用的人,全国有多少冤假错案要解决呢?同样如果处置一个法院或犯罪的官员,这些人背后又要涉及多少共同犯罪的人呢?关系网都揪出来,中共政权就面临瘫痪。他们只能极力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采取高压手段铲除上访村。”

那么,为什么访民还要继续到北京上访呢?

根据中国政府内部的惯例,上访量是上级政府及政府部门对下级考核的重要指标。如果上访量高,特别是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的多,地方政府领导就会被追究责任。一位基层截访的官员说:“集体访、个人访达到了多少起,上面就批评,甚至换位子、摘帽子。”

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截访”这条路被堵死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增加基层的上访纪录,向上级信访机关接待部门有关人员送礼拉关系应运而生。中部地区某县一位接访人员说:“请客送礼,登记了可以消掉;不请客送礼,一旦上级信访部门登记上就没有办法补救了,或者说补救的难度就更大了。所以,信访接待人员不得不想办法与上级信访部门的人员拉关系,请客送礼。河南某地党委下达正式档称,“销帐是无奈之举,是最后一招,也是最直接的花钱买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者于建嵘,去年在上访村对五百六十多名访民进行了调查,发现有近60%的访民表示,到北京上访的目的是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

一位来自河南的访民直截了当地表示:“我知道上访解决不了问题,但我就是要上访登记,让他们(指地方政府官员)难受,他们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能让他们好过。”

显然,上访数字涉及到地方官员的政绩,而访民正是要通过上访,以影响那些对他们不公的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表现。这种访民通过上访影响中央政府形象,中央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地方政府再采取非法的暴力和收买行贿手段截访,形成了一种无法解脱的恶性循环。

绝望中的访民

来自黑龙江的访民刘女士对《新纪元》记者说,中共自己身上一个毒瘤,讳疾忌医,让他自己割嫌痛,不割毒瘤越来越恶化,只好想方设法掖着藏着,不敢面对。政府想借铲除上访村来抵制民众上访势头,只能愈演愈烈。

据海外和大陆媒体报导,这些年很多绝望的访民做出了另一种选择——自杀。由在家里自杀发展到在大街自杀,由在大街自杀发展到在政府机关门前自杀,由在本地自杀又发展到上天安门自杀;同时,个体的自杀正在向着群体的自杀发展,动辄几十人坐在楼顶扬言自杀。

北京访民自杀事件比比皆是。上访北京九年的辽宁访民李世告诉记者,中共把人民已经逼到绝路。仅他知道的自杀事件就有一九九六年春,在天安门广场引火自焚的张军;西安被医生偷摘器官的杨洁;不知来历和姓名的母女二人同吃耗子药“五步倒”后生死不明;北京顺义张淑凤跳地铁寻死未遂;甘肃访民画家宋建民舍命冲中南海被毒打判刑;东北访民集体跳天安门金水桥;叶国强跳金水桥遭判刑;不知名访民在天安门公厕上吊;集体撞天安门旗杆子等。


一些访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要升旗的时候喊冤,以期引起政府的重视。

李世表示,“这样的事情太多啦。”访民、冤民从家乡一路访到北京的各衙门口,无果,再继续访到中南海、新华门、天安门、玉泉山、使馆区,明知希望渺茫,却非得要一年四季不停地访下去,访民说我砸锅卖铁也不放弃我抗争的权利,我们联合起来的目的就是讨个“说法”,让共产党还我们做人的权利、居住的权利、种地的权利、工作的权利、看病吃药的权利、上学读书的权利、残疾人社会保障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总之,就是向独裁政权要人权、要生存权。“我们没有给社会造成什么动荡,我们也不是什么社会不稳定因素,是谁造成我们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陷入绝境?是谁让我们无家可归、到处流浪、四处奔走呼号?为什么我们要不要命地上北京来告状?难道这个社会就容不下我们这些人吗?我们的失落、困苦、妻离子散、流落街头还不是这个制度、这个政府造成的?和谐社会是不存在的,永远也不会存在的,只要共产党活一天,我们就要抗争一天,任何人的甜言蜜语都是撒谎欺骗!警察曾经说,访民被他们弄到死绝的一天,社会就和谐了呀!”

事实上,千千万万的上访人员,特别是那些长期上访的“钉子户”、“专业户”,绝大多数都有一笔不堪回首、触目惊心的“血泪帐”,若不是他们的合法权益被肆意地侵占,若不是他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但凡有一点出路可走,他们也不会走上信访这条“独木桥”!

上访村记录着一段沉重的历史


平时两办胡同前聚满了截访便衣。

岁末寒冬,虽然年关将近,滞留于北京的各地访民大军,几乎要掩没了北京各信访衙门口。同时,各地派到北京截访的也有增无减,甚至超过访民的数量。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上访村正式从南站地区消失了,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国内外游客不会看到上访村,北京市领导们终于可以为中共的面子得到了保护而稍松一口气。然而事情并没有真正结束。一位访民表示:只要中共执政一天,访民就不会休息一天,上访村将与中共独裁同存亡。他表示,各地的访民目前都在策划奥运期间到北京上访的行动。

而北京上访村作为中共暴政独裁历史见证,记录了全国无数访民血泪辛酸历程,上访村的历史并不会因为它的消失而消失。“我相信,在明日,一个新的上访村必将出现在北京某个角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何天最后表示,“这也是一段谁也抹灭不了的历史。”

来源:新纪元周刊

短网址: 版权所有,任何形式转载需本站授权许可。 严禁建立镜像网站.



【诚征荣誉会员】溪流能够汇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爱。我们向全球华人诚意征集万名荣誉会员:每位荣誉会员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订阅费用,成为《看中国》网站的荣誉会员,就可以助力我们突破审查与封锁,向至少10000位中国大陆同胞奉上独立真实的关键资讯,在危难时刻向他们发出预警,救他们于大瘟疫与其它社会危难之中。
荣誉会员


欢迎给您喜欢的作者捐助。您的爱心鼓励就是对我们媒体的耕耘。 打赏
善举如烛《看中国》与您相约(图)

看完这篇文章您觉得

评论


加入看中国会员

donate

看中国版权所有 Copyright © 2001 - Kanzhongguo.com All Rights Reserved.

blank
x
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在我们的网站上使用Cookie等技术来个性化内容和广告并分析我们的流量。点击下方同意在网络上使用此技术。您要使用我们网站服务就需要接受此条款。 详细隐私条款.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