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很反感以大公无私标准衡量别人的做法，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绝对地大公无私。我认为别人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如果不是因为《韩进笔迹学》无法出版，我也不会成为视死如归的"反对派"。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是黑暗的出版制度，造就了我这样一个现实社会的死对头。
按照三个代表理论，中国的出版制度应该代表精神文化的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的科学成就和水平，代表精神文化领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即广大作者和读者的根本利益，实际上完全不是这回事儿，恰恰相反，它除了按照某些人的利益控制之外，什么性质也没有。
雇佣体力劳动者要付工资，嫖妓女要付嫖资，如果要求体力劳动者流血流汗之后反而付费给资本家，如果要求妓女倒贴钱给嫖客，就实在太荒唐了，然而中国的出版界就是这样。许多中国作者，大量的作者，不得不接受这种极端野蛮、极端黑暗的现实。
中国的出版制度是审查制度。笔迹学著作是纯科学，只要不坚持对某些人做有忌讳的分析和评价，不存在无法通过审查的问题。但审查，就要给新闻出版局送礼，给出版社领导和编辑送礼。腐败社会的国家机器是哪里不上油，哪里就不转，这是中国黑暗出版界的潜规则。
自费出版，需要买书号，一个书号一万五千元至三万元。我的《韩进笔迹学》先前写了八册，至今已经是十册，若是自费出版，每册一个书号，总共没有十几万元是不可能的。
不自费出版呢，给出版社，只要审查通过了，不是也可以出版吗？的确如此，不过稿费之低，连写书的"成本价"也不够。去年有人说一本小说仅仅3000元，就是一例。
出版社为什么只给这么低的稿酬呢？因为盗版现象非常普遍，出版社卖不了多少书，所得也有限。依中国这样的大国，过去六、七亿人口的时候，一本书动辄销售几十万册，上百万册，如今只能卖五千册，上万册就很不容易。盗版书的数量，我估计往往十倍以上于正版。另一方面，即使偶尔有赚钱的机会，连出版社内部贪污瓜分也不够，哪里会怜悯作者呢？
为什么不严厉打击盗版现象呢？出版社管不了这事情，这事归政府管；而政府要保护地方利益，盗版者也早打点好了与地方官员的私人关系，各级政府当然不会真管他们。
提供规范的图书市场秩序，是政府的职责，是政府的义务，但我们的政府不肯承担这样的责任，不履行这样的义务，它是只收税不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它只关心控制言论、舆论，只要不出现不利于政府的言论和内容就行了。事实是，政府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也仅仅只是做到了这一点。
不是说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吗？中国这样的出版制度能调动起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生产力吗？中国与科学、文学方面的诺贝尔奖无缘决不是偶然的。
不是说代表先进的科学吗？笔迹学是《人民日报》也发表过文章承认的新学科，中国的笔迹学代表着世界最先进的水平，我的《韩进笔迹学》从2003年写完至今不能出版，请问中国的出版制度是怎么代表先进的？
不是说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吗？我以前出版的笔迹学著作都是畅销书，至今渴望购买的人还时来问询，我的新书却不能出版，请问中国的出版制度是怎样代表作者和读者的根本利益的？
不了解实情的人会纳闷：既然是这种情况，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中国人出书呢？是的，中国每年大约出版十万种新书，数量不可说不多。可是，这些书的出版实情，一是有钱有势者（既有单位也有个人）为了沽名钓誉给自己脸上贴金，所以才自愿进出版界当倒贴钱的妓女；二是通过出书可以给自己换来职位、待遇、薪金和社会名望的提升，所以有人甘愿做付费给资本家的劳动者；三是有实用价值的教辅读物，是利用垄断特权通过图书的实际高价赚人民大众的钱，如果按照成本合理计算定价，中国的图书根本不应该像现在这样贵。
苦了作者，坑了读者，养了一群思想文化警察，肥了文化界的官员和书商，维护了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这就是中国的出版界。
你可以说空话，说漂亮话，但谎言掩盖不住事实。中国的出版制度不合理，铁证如山，傻瓜也清楚，只是某些人厚着脸皮不敢正视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