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1969年苏军压境 北京大疏散
发表:2008-02-12 10:34
中苏边境于1969年3月至8月间接连爆发几起冲突事件,之后,苏联又私下向美国等国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在苏联大军压境下,北京开始紧张的战备和疏散,包括在京的中共高层领导人。
苏军压境 中共发出疏散令
据《党史博览》介绍, 从1969年3月初开始,全国开始紧急战备。到8月28日,中共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地区革委会和驻边疆地区部队,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突然袭击。从9月至12月,全国各地普遍开展战备活动,疏散大中城市的人口和物资。
在京的中央大批党政机关,以及北京主要单位、学校,包括其家属,被紧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暂时先疏散至郊区。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剧团和文联、作家协会去湖北咸宁,其他协会去沙城。许多高校也紧急迁出城市。北京大学疏散到汉中及江西鄱阳湖畔,北师大疏散到西郊东方红炼油厂,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
离开“牛棚”不久的中国曲协副主席、作家陶钝这样回忆:“北京市内一片慌乱,一些外地有关系的住户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旧家具的店铺,以贱价收购了大量的家具”。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在北京站登火车时,“秩序大乱,犹如逃难的难民”。
边境地区的军政机关,如黑龙江黑河地区的革委会、军分区也向内地迁移,吉林市计划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至农村。
中共高层疏散到各地
10月14日,中共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周恩来留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
10月17日,周恩来向董必武、朱德、邓子恢、陈云、李富春、张鼎丞、陈毅、叶剑英、陈奇涵、王震、彭绍辉等宣布了战备疏散的决定,并宣布了他们的疏散地点。他还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
对于被监护的对象,则是单独通知的。
10月15日,中办主任汪东兴派人把陶铸的妻子曾志找去,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要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自己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曾志回家告知陶铸,陶铸沉思良久,决定不让曾志去。
17日,汪东兴通知刘少奇的几个卫士:“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到开封。”卫士进卧室对刘少奇说了,刘少奇一言不发。护士用蘸了紫药水的棉签在纸上写道:“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刘扭头不看。
毛:万一打起仗,我还离不了这些人
老同志大多数被安排在京广线及其附近地区,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经过个别调整,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而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原囚禁地。
这些疏散外地的人同时还被要求,离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缴;离京以后,凡是绝密文件一律不发;各人参加所在地工厂、农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不经中央批准,不允许重返北京。
一些部级高干也被疏散:何长工去江西峡江,胡耀邦去河南潢川,谷牧去四川……住在北京海运仓招待所的宋任穷、黄火青、黄欧东、陈再道、钟汉华、秦基伟等人,也被紧急疏散。宋任穷去盘锦地区,陈再道、钟汉华去江西,秦基伟、李成芳等6人去湖南汉寿。
秦基伟回忆:“一天深夜,突然来了几个人,找我们这些人逐一个别谈话,宣布军委办事组的决定,要我们第二天就离开北京去外地,并且不得互相打听将要去的地方。这几个人一走,楼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点商量的余地也不可能有。大家面面相觑,心情都很沉重,谁也闹不清这次流放意味着什么,命运又将如何。”
审查高干被“监管”
10月17日、18日,在严密的戒备下,刘少奇、陶铸先后离京。
20日离京的人最多,有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徐向前、刘伯承、陈云、谭震林、王震和王稼祥等。深夜,军委办事组派两人来到长期患病的徐海东大将的床前,声称毛泽东命令他两天之内离开北京。
21日,陈毅离京(原定20日离京,因清理文件多,请示总理被批准延后一日)。同日,徐海东带着氧气袋离京去郑州。
22日,邓小平离京。他住在南昌市郊区,在附近一家工厂参加体力劳动(钳工),上半天班。每日上下班有人持枪“保护”,平时有武装军人值班看守他居住的大院。
一些还处在被审查期间的高干,是被押送抵达安排地点的。刘少奇、陶铸自不必说,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一路都有专案组人员“陪同”。秦基伟等人也是如此,
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及家属住在广州郊区从化的温泉宾馆,生活环境虽然清静,但活动受到限制。康克清回忆:“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
秦基伟等6人被送到湖南省汉寿县境内的一个部队农场———西湖农场监督劳动,他们6人被分到6个连队,规定相互间不准往来。秦基伟回忆:“1970年的一天,选举四届人大的军队代表,连长对我说:老秦,你不用去了,回去看书吧。我当时心里又难受又气愤。心想,革命几十年,反倒连个公民权都没有了。”
刘少奇、陶铸身死疏散地
1969 年11月12日和30日,刘少奇、陶铸在离京的第26天和第43天,分别因急性肺炎和癌症,死于囚禁地开封、合肥。
徐海东夫妇住在郑州城郊的一个干部休养所,1970年2月,徐海东患了肺炎。接着发生心力衰竭,3月25日病逝。
张闻天于1972年、1973年两次致信毛泽东并党中央,请求返回北京。1974年2月,张闻天在监管生活结束以后,又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回京度晚年,1975年6月9日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8月张闻天迁居无锡。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
获毛批准 1970年春起陆续返京
1970年春,在职的中央领导人返京。毛泽东于4月27日返回北京,林彪约在三四月间返京。
住在从化温泉宾馆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于1970年7月奉调返回北京。朱德被通知:毛要朱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宪法即刻返京。同月为准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叶剑英奉调回京。1970年秋后批判陈伯达,谷牧奉调回京。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又通知徐向前回京。秦基伟等6人于 1973年4月离开农场回京。
而那些“靠边站”的高干,除因中央工作需要和因病需回京治疗于1970年返京以外,其他人在1971年至1973年间,陆续返回北京。
患病回京治疗,须得到中央领导批准。如陈毅腹痛、便血,李富春患牙病,陈云患眼疾,聂荣臻患皮肤病,王稼祥患急性中毒性肺炎,曾山患痔病,分别经周恩来或毛泽东批准,于1970年至1972年间先后回京治疗。陈毅于1970年10月21日回到北京,经诊断患的是结肠癌。
邓小平曾多次写信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思想。 1972年8月1日又呈信毛泽东,表示:“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1973年1月,中央通知邓小平近期返回北京。
谭震林在女儿转告了胡耀邦的话,尽快向毛提出回北京的要求之后,在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给毛接连写了两封信表示回京的愿望,并对过去作了检讨,毛接信后,迅速指示办理,并指示将谭信“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次年初谭震林返回北京。
【诚征荣誉会员】溪流能够汇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爱。我们向全球华人诚意征集万名荣誉会员:每位荣誉会员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订阅费用,成为《看中国》网站的荣誉会员,就可以助力我们突破审查与封锁,向至少10000位中国大陆同胞奉上独立真实的关键资讯,在危难时刻向他们发出预警,救他们于大瘟疫与其它社会危难之中。
苏军压境 中共发出疏散令
据《党史博览》介绍, 从1969年3月初开始,全国开始紧急战备。到8月28日,中共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地区革委会和驻边疆地区部队,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突然袭击。从9月至12月,全国各地普遍开展战备活动,疏散大中城市的人口和物资。
在京的中央大批党政机关,以及北京主要单位、学校,包括其家属,被紧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暂时先疏散至郊区。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剧团和文联、作家协会去湖北咸宁,其他协会去沙城。许多高校也紧急迁出城市。北京大学疏散到汉中及江西鄱阳湖畔,北师大疏散到西郊东方红炼油厂,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
离开“牛棚”不久的中国曲协副主席、作家陶钝这样回忆:“北京市内一片慌乱,一些外地有关系的住户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旧家具的店铺,以贱价收购了大量的家具”。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在北京站登火车时,“秩序大乱,犹如逃难的难民”。
边境地区的军政机关,如黑龙江黑河地区的革委会、军分区也向内地迁移,吉林市计划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至农村。
中共高层疏散到各地
10月14日,中共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周恩来留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
10月17日,周恩来向董必武、朱德、邓子恢、陈云、李富春、张鼎丞、陈毅、叶剑英、陈奇涵、王震、彭绍辉等宣布了战备疏散的决定,并宣布了他们的疏散地点。他还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
对于被监护的对象,则是单独通知的。
10月15日,中办主任汪东兴派人把陶铸的妻子曾志找去,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要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自己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曾志回家告知陶铸,陶铸沉思良久,决定不让曾志去。
17日,汪东兴通知刘少奇的几个卫士:“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到开封。”卫士进卧室对刘少奇说了,刘少奇一言不发。护士用蘸了紫药水的棉签在纸上写道:“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刘扭头不看。
毛:万一打起仗,我还离不了这些人
老同志大多数被安排在京广线及其附近地区,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经过个别调整,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而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原囚禁地。
这些疏散外地的人同时还被要求,离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缴;离京以后,凡是绝密文件一律不发;各人参加所在地工厂、农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不经中央批准,不允许重返北京。
一些部级高干也被疏散:何长工去江西峡江,胡耀邦去河南潢川,谷牧去四川……住在北京海运仓招待所的宋任穷、黄火青、黄欧东、陈再道、钟汉华、秦基伟等人,也被紧急疏散。宋任穷去盘锦地区,陈再道、钟汉华去江西,秦基伟、李成芳等6人去湖南汉寿。
秦基伟回忆:“一天深夜,突然来了几个人,找我们这些人逐一个别谈话,宣布军委办事组的决定,要我们第二天就离开北京去外地,并且不得互相打听将要去的地方。这几个人一走,楼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点商量的余地也不可能有。大家面面相觑,心情都很沉重,谁也闹不清这次流放意味着什么,命运又将如何。”
审查高干被“监管”
10月17日、18日,在严密的戒备下,刘少奇、陶铸先后离京。
20日离京的人最多,有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徐向前、刘伯承、陈云、谭震林、王震和王稼祥等。深夜,军委办事组派两人来到长期患病的徐海东大将的床前,声称毛泽东命令他两天之内离开北京。
21日,陈毅离京(原定20日离京,因清理文件多,请示总理被批准延后一日)。同日,徐海东带着氧气袋离京去郑州。
22日,邓小平离京。他住在南昌市郊区,在附近一家工厂参加体力劳动(钳工),上半天班。每日上下班有人持枪“保护”,平时有武装军人值班看守他居住的大院。
一些还处在被审查期间的高干,是被押送抵达安排地点的。刘少奇、陶铸自不必说,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一路都有专案组人员“陪同”。秦基伟等人也是如此,
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及家属住在广州郊区从化的温泉宾馆,生活环境虽然清静,但活动受到限制。康克清回忆:“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
秦基伟等6人被送到湖南省汉寿县境内的一个部队农场———西湖农场监督劳动,他们6人被分到6个连队,规定相互间不准往来。秦基伟回忆:“1970年的一天,选举四届人大的军队代表,连长对我说:老秦,你不用去了,回去看书吧。我当时心里又难受又气愤。心想,革命几十年,反倒连个公民权都没有了。”
刘少奇、陶铸身死疏散地
1969 年11月12日和30日,刘少奇、陶铸在离京的第26天和第43天,分别因急性肺炎和癌症,死于囚禁地开封、合肥。
徐海东夫妇住在郑州城郊的一个干部休养所,1970年2月,徐海东患了肺炎。接着发生心力衰竭,3月25日病逝。
张闻天于1972年、1973年两次致信毛泽东并党中央,请求返回北京。1974年2月,张闻天在监管生活结束以后,又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回京度晚年,1975年6月9日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8月张闻天迁居无锡。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
获毛批准 1970年春起陆续返京
1970年春,在职的中央领导人返京。毛泽东于4月27日返回北京,林彪约在三四月间返京。
住在从化温泉宾馆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于1970年7月奉调返回北京。朱德被通知:毛要朱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宪法即刻返京。同月为准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叶剑英奉调回京。1970年秋后批判陈伯达,谷牧奉调回京。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又通知徐向前回京。秦基伟等6人于 1973年4月离开农场回京。
而那些“靠边站”的高干,除因中央工作需要和因病需回京治疗于1970年返京以外,其他人在1971年至1973年间,陆续返回北京。
患病回京治疗,须得到中央领导批准。如陈毅腹痛、便血,李富春患牙病,陈云患眼疾,聂荣臻患皮肤病,王稼祥患急性中毒性肺炎,曾山患痔病,分别经周恩来或毛泽东批准,于1970年至1972年间先后回京治疗。陈毅于1970年10月21日回到北京,经诊断患的是结肠癌。
邓小平曾多次写信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思想。 1972年8月1日又呈信毛泽东,表示:“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1973年1月,中央通知邓小平近期返回北京。
谭震林在女儿转告了胡耀邦的话,尽快向毛提出回北京的要求之后,在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给毛接连写了两封信表示回京的愿望,并对过去作了检讨,毛接信后,迅速指示办理,并指示将谭信“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次年初谭震林返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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