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兄继承了上一辈民主革命的传统，15岁上中学时就投身民主运动。他母亲吴琼久在北京女师大上学时，与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记述的刘和珍是同学，曾一同到铁狮子胡同请愿。刘和珍倒在血泊中，离吴琼久只几步之遥，吉兄有这么一个家庭历史背景，我们这一群少年同窗在民主潮流中，皆尊他为我们争民主的头儿。他从华西大学教授职位离休后，不幸身患肺癌做两次手术才保住生命，一直住院或卧病在家。最近，读过我写自己被打成右派的惨史后，几次邀我去晤谈，我终于偕同窗黄一龙伉俪前往。
他感慨年少时许多亲密朋友都被那右网毁掉了青春，自己没有陷入这罗网，是一个偶然原因救了他。1957年他在四川大学读研究生，苏联教授卡契金要应命回国，毕业考试提前，校长戴伯行要求他们那批研究生积极参加考试，就不参加鸣放与整风了。不过，他虽然避过了这场五七风暴，却没有逃出下放农村锻炼的命运。
1958 年春天，他作为下放干部发配到西昌地区德昌县，同去的还有四川医学院划入右网的师生。他成了锦川乡的领队，负责与当地乡党委的协调。每个村都派有教师与右派与农民同吃同住，对农民的实际情况便了如指掌。发现他们所去的锦川乡，地处安宁河谷，1957年谷子扬花时，当地受风灾使正受粉的水稻没受到粉，形成空壳，锦川乡受灾最重，向县委报灾，书记认为是瞒产抗交统购统销粮。为超额完成上面派下的统购任务，他们把农民的口粮也征购走了。
吉兄感慨说，当地那位乡党委书记也几次反映实情，反被说成思想有问题，站在富农与富裕中农立场，向党闹粮，最后他被调到西昌地委党校学习去了。剩下那个文盲副书记就只会唯唯诺诺，吉兄也兼乡党委副书记，却不能对农民的死活不顾。开始听说有农户开不起锅在挖野菜了，他就打电话向县委书记告急，结果没人理睬。再打电话，就用反右运动后右倾思想压他，他没有想到说实话．反映实情就有右的灾祸，终于与这位县委书记争执起来。
1958年大跃进还没有开始，毛泽东正为反右运动取得全胜，意气风发地在成都召开中央全会时，四川德昌县的锦川乡就已出现饥饿性的水肿，各村饿死人的汇报齐涌到乡上老吉那里，老吉坐不住了，拿起电话又向县委书记告急，申明锦川饿死农民已达30人，并指出报上公布的广西饿死几百人，省长也遭撤职的事，还催促书记动驾下来看看。这书记无奈只好下到锦川乡，听取汇报。四川医学院的下放人员，都是内行，都知道水肿是营养缺乏造成，大粮库就在乡政府背后，县委书记赶快叫粮库发粮救济，粮食比什么药有效，这饿死人的灾难，才停止。就在此时，四川与各省纷纷欢呼亩产万斤十万斤，由农业合作社转为人民公社，规定吃公共食堂的大锅饭，报刊上极力宣传：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且浮夸已进入吃饭不要钱的社会，以显示人民公社的优越。老吉说，锦川乡的农民在春天遭受过饥饿死人的事，秋天在闹敞开肚皮吃时，就省着吃，后来周围的乡村死人很多时，这个乡倒相对要少些了。
老吉是学经济的教授，他追根溯源，认为1954年实行的国家垄断粮食那统购统销，学苏联军事共产主义的余粮收集制，就种下饿死人的根，大跃进与公社化，是进一步深化了这场灾难。他以亲身经历反思历史，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靠压榨农民来积累资本，进行工业化的办法，是简单抄袭列宁、斯大林模式，也是几千万非正常死亡之因，而今日三农问题之果，未必与历史无关。
我与黄一龙看望吉兄归来，茶话时语及流沙河，他以自已在成都的经历再证明四川饿死人早于1959年。大跃进还没有开始，中国照抄苏联余粮收集制的统购统销政策已实行了5年。政府管死了粮食，消灭了粮食贸易和市场，年年超额完成粮食征购任务，饥荒在所难免。1958年就出现饥荒，竟在天府之国的川西平原呵！流沙河说，自己这天服劳役拉架车从成都盐市口经过，见工农兵商场门口排起农民长长的队伍，在抢购面包，那面包还可不用政府发的粮票买到。这就证明大跃进是在统购统销己出现人为饥荒时开始的，早在1958年就肇始了。这个专制制度对民众肆意压迫，不可能有反映与体悯民众死活的机制。黄－龙还以自己编四川省当代史丛书接触到的历史材料作证，四川饿死人不仅早于大跃进，从地域空间看，还始于粮食最丰富的川西粮仓。这是因为那里的统销统销搜刮的粮食最多，农民的口粮被夺走的也最多。全国饿死4000万，为何四川就占了1250万？因为从1958年到1962年，四川人民有5年时间在饥饿中挣扎。
这些史料足以戳穿中共三年自然灾害的谎言，也就是说不只是"三年人祸"，应是"五年人祸"。毛泽东用剥夺农民来积累工业化资金不说了，还以粮食去换核技术，实是以农民生命去追求大规模的杀人武器。难怪当年的外交部长陈毅拍桌子宣称：我们穷得卖裤子也要造原子弹呵！难怪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到：死人，是要上书的！毛泽东认为整死刘少奇，搞文化革命，把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全部当走资派打倒，便可以抹去记忆，就可不上史书，这暴君没想到，我们这批没饿死的人，仍在恢复记忆，复原历史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