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梁漱溟
"文革"初起，红卫兵烧杀抢掠，肆意妄为。这些无法无天者由于权力中枢支撑而闹得天翻地 覆，令人惊恐莫名。说不准什么时候抄家、罚跪、挨打、丧命会落到自身头上，毫无保障的恐惧感笼罩在社会上空。年过古稀的梁漱溟先生自然不能避免这样的突然 袭击。且看他的自述：
"8月24日那天，忽然有人敲门，问是淮，只敲不答，来势汹汹。我亲自开门，一看是许多十多岁的中学红卫兵。我立即 说，你们是来检查‘四旧'的，请吧。领头的一脸怒气，大声训斥：什么检查，我们是来造反的！我便在院中站住，回答说：既然是造反，那就各自为之吧，翻抄什 么都行。""接着便是翻箱倒柜，搜遍了每个角落。他们把所有书籍，除了几本毛主席的书和马列经典著作外，其他的书便撕的撕，烧的烧。由于太多，来不及翻 看，便又查抄运走。他们还呼口号，罚跪，打人。我的内人比我受的皮肉之苦要大得多。""最使我痛心的是红卫兵烧了我家三代的藏书、手稿和字画！""他们撕 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从 戊戌维新到东西文化论战的各家手札以及其他书籍，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当红卫兵们搬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 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 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用不着这些封建老古董。""红卫兵们烧完我家的古籍字画，发觉我家有电话，而且院落也不小，一个头领立即宣布： ‘我们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整个院子我们都占领了！于是他们又把我家的日常用具从北房、厢房扔出，同时一伙人把我拉出去游街、批斗。待游斗回来，便把我关 在南房的一间小屋中，一连被折腾了二十多天。""该砸的都砸了，该烧的都烧了，该斗的也斗了，只有人还在。我自信墨写的字可以烧掉，但人的思想是烧不掉 的。那么我成天面壁而坐，为什么不能重新提笔呢？于是从1966年9月21日开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着记忆，我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每天 写一千多字，全文四万字完成后，又接着写《东方学术概观》......"（《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172页）
一 般人遭遇这种厄运，皮肉之苦已使颜面丧尽，家传文宝被毁更会痛不欲生。而这位古稀梁老却看得平淡，甚至自解道：如真是"革命"需要，烧掉也罢。居然能够在 混乱无比的世道，心静如水，把笔构思纯学术性的《儒佛异同论》，每天千余字；全书4万字，在外界打砸抢烧抓声中，单凭记忆组合而成。这是当时知识界绝无仅 有的事例，堪称奇迹。
梁先生为什么如此特立独行呢？他是位学者，23岁即以《究元决疑论》名噪一时，被蔡元培先生聘至北大任教。他执著于东 方文化，于28岁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将西方文化与中印文化作了比较，开东西文化比较之先河。晚年出版《人心与人生》，对东西文化特别是对中国儒学 及人类心理学作了进一步阐发。梁先生作为颇具影响的儒家学者，对佛法亦有深刻研究，集儒佛之比较而成《儒佛异同论》，阐述了它们出世与入世的机理。他相信 中囯文化将启示世界的未来，因而推动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这些学术成就使他的文化思想越出国界，远播海外。他珍视自己的学术思想的贡献，他说，"‘为往圣 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为我一生的使命。"（见前注，第83页）所以，他视自己的学术思想如同自己的生命，由此才能把身外之物视若虚无。为什么三代遗 留文宝、自己研究所需遗存付之一炬而能镇定自若，在大乱中凭记忆完成《儒佛异同论》，从这里似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苏轼在《留侯论》中说："匹夫见辱，挺 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梁先生沉缅于《儒佛异同论》，正是"卒然临之 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表现。
抛却眼前得失、荣辱，视世事为无形、无物，只醉心于自己所好的精神，概而言之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 梁先生不仅将这种精神用于学术研究，而且贯穿于对社会问题的态度。他19岁参加同盟会，剪掉辮子，立志革命。张勋复辟，段祺瑞誓师讨伐，讨逆檄文就是出自 梁漱溟手笔。以后军阀混战，梁撰写《吾曹不出如苍生何》，鼓吹组织国民息兵会，自费印刷数千册，广为散发。抗战胜利，他参与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 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主持民盟所办《光明报》，奔走于国共和谈。他代表民盟提出：国民党在政治上让步--实施宪政，共产党在军事上让步--交出军队。 一时，这一呼声甚高。梁先生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在国共两党军事力量面前得到充分显示。当国共内战已见分晓，中共惩办战犯的条件已经公布时，梁先 生在重庆《大公报》分别发表致国共的公开信。对国民党，要求高位者一律随蔣下野，闭门思过；要求组织国共之外的五至七人调查"破坏和平、造成内战"的责任 者，公开审判，"作出历史定论"。对共产党，他指出："第一、武力虽然可能带来统一，但到那时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武力和民主是不相容的，武 力统一不可能有民主；第二、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真能统一稳定下去，如同布尔什维克在苏联，我并不是不欢迎--我欢迎。"这些意见堪称卓尔不群，独树一 帜。旋即发表《答香港骂我的朋友》，明言："今天知道共产党要来了，而我对他只能‘和而不同'。在共产党的天下里，我就非小心不可。""和而不同"、"小 心应对"表示他的认识是清醒的。
他一旦依附中共，话语权即被剥夺。1953年他提醒中共注意农民生活困苦，本是实情的反映，却遭到毛泽东一 场流氓式谩骂："杀人犯"、"野心家"、"伪君子"、"反动透顶"！梁先生不怕威胁，力请毛表示"雅量"，结果被轰下台去。（其实，直到1955年，农民 吃粮问题仍未缓解。黄炎培、彭一湖均上书反映，中央警卫团不少战士也有回乡调查报告证实，人民日报接到读者来信告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农民少吃、吃 稀。这些都载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文革"后期，全国政协学习小组讨论"宪法草案"。别人都说好，好，好，只有他冒险进言：林彪作为接班人 写进宪法"不甚妥当"，一国不设元首（主席）不知为何。很平淡的两点意见却使四座大惊，认为是"现行的反动言论"，"要在外头讲，当场就会被批倒斗臭，砸 个稀巴烂的。"召集人决定向上反映，听候处理。后来，批林批孔，全国政协学习小组又是一通批，批，批，梁先生本不想发言，但沉默是不允许的。"退路没有 了，我答应作准备。这期间，忽然传来消息，说江青在首都体育馆鼓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时，还捎带批判我，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云云。不几天听录 音，贴大字报，证实了这个消息。江青的这一炮，反而增加了我非说话不可的决心。"（"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分两半天约8小时，作了长篇发言，总旨是"不 批孔，但批林"。他认为林彪并没有路线，"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林彪就是一个鬼，他够不上做一个人，没有人格，这就是我对林彪最严厉的批判！"如 此，招来的是横七竖八的批判："梁漱溟是孔孟之道的卫道士！""梁漱溟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梁漱溟对抗‘批林批孔'运动罪责难逃！"从一二十人的小组 上升到一二百人的大会，历时一年之久。主持人一再问他的反应，"我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座者哑然，转而是群情激愤，不可抑制。 （见前注，第175-184页）从此，"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与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马寅初之"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 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与吕荧在一片声讨胡风声中力言"胡风不是反革命"，彼此交相辉映，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脊梁。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尊敬他们！
孟子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自我反省，若理直气壮，虽有千军万马阻挡，我也勇往直前，决不退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