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10-11 12:24:37作者：
他是海南省林业局最“冷”的处长，负责森林防火，但他在职15年，却因敢言直谏，竟使自己成为海南最出名的处级干部，更被称为“中国生态第一斗士”、“官场异类”和“海南官场扫把星”。而在他看来，自己只是凭良心做了该做的事，说了该说的话——
在海南省林业局最“冷”的一个处级职位上，刘福堂干了15年，没想到竟干成了海南最出名的一个处级干部。
不过，他是以“官场异类”的形象出名。他时常在不同场合发出一些“杂音”，让有些人感觉“刺耳”、“抓心”。他自认“有些不识时务，脑瓜儿不够灵活”。本月，这位60岁的森林防火办主任即将退休。回顾这些年的为官经历，他发现，自己在官场上竟然没有什么朋友。
“这样做官居然能生存到现在，而且还干了15年，简直是个奇迹。”有网友在读到有关他的报道后，这样感慨道。
从1988年海南建省，刘福堂便从东北航空护林局被调至海南负责森林防火事宜。4年后，他被提拔为森林防火办主任。这个身高近1.80米的河北汉子开始在海南官场上崭露头角，给不少接触过他的官员留下“深刻印象”。
他不卖情面。当上森林防火办主任不久，便因为办公室司机没有请假擅离职守而坚决要求将其撤换，全然不顾这位司机是省林业局一位已退休领导的儿子。
他会跟领导“顶牛”，认定自己对的，一定力争到底。1991年和1993年，儋州市林区火灾频发，刘福堂为此很恼火。他辗转找到该市市委书记，直言不讳：“森林火灾严重，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经济投入，森林防火物质上没保障。”
市委书记起初找各种理由推托，这位防火办主任却毫不留情地提起该市在撤县改市时曾花费巨资一事。市委书记最终让步：“(虽然)资金上确实有困难，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拨10万(给森林防火)。”果然，一个星期后，10万元的防火资金如期到位。也因为这件事，该市委书记自觉地给自己降了一级工资。
他不仅直言批评相关上级官员，对于那些他实在看不过的“无德无能”的市县林业局长，更是直接建议甚至要求上级罢黜他们的官职。10余年里，刘福堂共“参”掉5位市县林业局局长，其中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先后就有两位局长被他参掉。
为此一些同僚评价他“简直是海南官场的一颗扫把星”。
有人问他：“这些被参掉的官员会对你恨之入骨吧？”刘福堂却说：“‘恨之入骨’，不见得。有时我是在帮他们。比如琼中县一位林业局局长，他已经把林业局的800亩橡胶林卖了，还正准备卖林业局三层办公楼。如不参掉，后果可想而知。”
当这位原本只负责森林防火工作的处级干部1998年当选海南省第三届政协委员后，他的名声开始逐渐传到官场之外。
为了保护海南大量正在被破坏的森林资源，刘福堂利用政协委员的身份，不停地写提案、政协会议发言材料和各种文章，前前后后写了几十篇，还拍摄了20余盘录像资料，记录下森林被毁的真实状况。
尽管最初几年里“人微言轻”，但2003年1月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使这位普通的处长“一夜成名”，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题为《我省毁林案屡禁不止的原因及对策》的发言里，刘福堂自揭“家丑”：“1998~2001年，全省共发生各类破坏森林资源案件4444起，……平均每天3起。”“2001年9月下旬，……根据录像资料分析显示，……现在实有的海防林，已不及官方统计数字的一半。”
这样的发言无异于在政协会上扔了一枚炸弹。据说，听了他的发言，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的王岐山“有点坐不住了”，并作了“特殊发言”，表示：“这是个很大的事。”省委书记的即席讲话，让刘福堂热泪盈眶。
但也因为这个发言，海南省林业局一些领导很生气。刘福堂因此受到指责：作为一名林业部门的处长，不应到政协去讲这些事情。还有领导质问他：这么做是什么目的？
刘福堂还遭到“会议封锁”。当时林业局里许多会议不让刘福堂参加，就连布置防火任务的会议，他身为森林防火办主任竟也没有接到通知。
“我是以一个政协委员的身份在政协讲坛上发言，这本应无可指责。”他为此感到无奈，不过倒并不怎么在意，因为“森林防火办已经是林业局最‘冷’的部门了，他们整我也没有更多的办法。”
但他还是很快遭到了“反弹”。2003年2月,一支调查工作小组在未与刘福堂及省政协组织谈话的情况下，拿出了“基本全盘否定”刘福堂发言的调查报告。
他当即给王岐山写信承诺：“我的这个发言稿是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在大量翔实的资料基础上写成的，我敢于对整个内容甚至每一句话负责。”随信还附上《海南省沿海防护林实录》的VCD光盘。数月之后，刘福堂的发言得以“昭雪”。
令刘福堂想不通的是，自己为了海南的生态建设积极努力，一些领导怎么能认为这给海南抹了黑呢？不过，这个“刺头”却并未因此有所“收敛”。为了保护天然林，他更是与以造纸为主业的大型企业印尼金光集团较上了劲。
10年前，海南省引入金光集团投资上百亿元的浆纸林项目，这个以热带雨林著称的宝岛上，大片天然林逐渐被毁，改种浆纸林。刘福堂意识到，这是一个“生态炸弹”。在2006年的省政协会议上，刘福堂的发言直指金光集团的毁林恶行：“1999~2000年，在三亚荔枝沟已封了14年的封山育林区，因树长势良好，且有许多珍贵树种，被金光的分公司金华公司看中。三亚市政府和田独镇政府都不同意给，但在‘某某工程’的高压下，最终还是被夺走1000多亩，被砍的树最大胸径达40厘米。”
“导致金华公司在海南毁林时间之长、面积之大而至今仍在继续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监督不力……因为地球人都知道这是‘某某工程’，所以，为保乌纱，各级领导者敢怒而不敢言，只得违心地不择手段地去完成任务……宁可看着宝贵的森林资源遭受野蛮疯狂的破坏，也不肯让金华公司利益受损；宁可牺牲长远利益，也不让首长的眼前‘政绩’受影响。”
也是因为“某某工程”的原故，许多官员对金华公司的违章用火等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独刘福堂不买账。他认定，政府就应该按照法律规定，监督金华林业公司造好林、管好林。
与金光集团交锋的时期，也是刘福堂接受媒体采访最多的时期，并且“不少记者因此成为自己的知心朋友”。在刘福堂看来，不仅金光集团接受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海南省领导层也逐渐认可。“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胜利。”对于这些成绩，刘福堂很在乎。
金华林业公司总经理助理童凯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和刘福堂先生不存在纠葛，只是一些观点在某一阶段上出现了不一致。经过沟通，我们互相有了了解，刘福堂先生也为我们提出了许多可行的建议。”
在这位“对手”的眼里，刘福堂“敬业”、“坦诚”。
而在与刘福堂共事15年的科员李恩杰看来，“刘主任是个正直、敢说真话的人，是我们这个年代难得的人。”一名县级防火办主任则表示：“刘福堂主任‘干工’(海南话，意为工作)实在，铁面无私。”
各路媒体也将刘福堂描述为“生态斗士”、“敢言直谏”。因为这样的形象，甚至有群众将“状纸”递到刘福堂手中。2004年初，因为阻止毁林采钛，文昌市冯坡镇栽山村3名村民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逮捕并判刑。栽山村村民曾给他写信投诉，他也曾多次亲自实地调查。“刘主任是个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好官，”年近半百的村民符策松说，“只是他的官太小了，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当官的都像刘主任这样就好了。”
然而，这样的为官之道让刘福堂“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写匿名信举报他，有人打来恐吓电话。“家里人对他的人身安全很担心。”刘福堂次子刘音说。
有时，对于自己的工作方式，刘福堂也会怀疑：对人对事是不是太“狠”了？如果温和一些是否会更好？刘福堂也曾试着改变，但他发现，对于那些不讲良心的人和事，越是温和越难解决问题。
当他感到矛盾和犹豫时，他会去海口市区的海瑞墓，向400多年前的那位清官寻求支持。在海南为官十几年，这个墓园他去过许多次。
如今，这位海南最出名的处级干部即将退休。他已为退休后的生活做了计划，一是读名著，二是继续搞关于毁林的社会调查，三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搞一些生态文学的写作。
一路风风雨雨，最终安然无恙，刘福堂相信，是因为“打铁需要自身硬。”他底气十足：“这么多年，我没有到底下报销过一个条子；给下面(市县)拨款时，没有让他们返过一分钱。当政协委员时所写的提案本身无懈可击，本职工作和遵纪守法方面让人挑不出毛病。”
“现在有几个领导敢这样说？”这个即将离开官场的“官场异类”感慨，“只有良好的政治生态才能维护好自然生态。”
在海南省林业局最“冷”的一个处级职位上，刘福堂干了15年，没想到竟干成了海南最出名的一个处级干部。
不过，他是以“官场异类”的形象出名。他时常在不同场合发出一些“杂音”，让有些人感觉“刺耳”、“抓心”。他自认“有些不识时务，脑瓜儿不够灵活”。本月，这位60岁的森林防火办主任即将退休。回顾这些年的为官经历，他发现，自己在官场上竟然没有什么朋友。
“这样做官居然能生存到现在，而且还干了15年，简直是个奇迹。”有网友在读到有关他的报道后，这样感慨道。
从1988年海南建省，刘福堂便从东北航空护林局被调至海南负责森林防火事宜。4年后，他被提拔为森林防火办主任。这个身高近1.80米的河北汉子开始在海南官场上崭露头角，给不少接触过他的官员留下“深刻印象”。
他不卖情面。当上森林防火办主任不久，便因为办公室司机没有请假擅离职守而坚决要求将其撤换，全然不顾这位司机是省林业局一位已退休领导的儿子。
他会跟领导“顶牛”，认定自己对的，一定力争到底。1991年和1993年，儋州市林区火灾频发，刘福堂为此很恼火。他辗转找到该市市委书记，直言不讳：“森林火灾严重，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经济投入，森林防火物质上没保障。”
市委书记起初找各种理由推托，这位防火办主任却毫不留情地提起该市在撤县改市时曾花费巨资一事。市委书记最终让步：“(虽然)资金上确实有困难，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拨10万(给森林防火)。”果然，一个星期后，10万元的防火资金如期到位。也因为这件事，该市委书记自觉地给自己降了一级工资。
他不仅直言批评相关上级官员，对于那些他实在看不过的“无德无能”的市县林业局长，更是直接建议甚至要求上级罢黜他们的官职。10余年里，刘福堂共“参”掉5位市县林业局局长，其中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先后就有两位局长被他参掉。
为此一些同僚评价他“简直是海南官场的一颗扫把星”。
有人问他：“这些被参掉的官员会对你恨之入骨吧？”刘福堂却说：“‘恨之入骨’，不见得。有时我是在帮他们。比如琼中县一位林业局局长，他已经把林业局的800亩橡胶林卖了，还正准备卖林业局三层办公楼。如不参掉，后果可想而知。”
当这位原本只负责森林防火工作的处级干部1998年当选海南省第三届政协委员后，他的名声开始逐渐传到官场之外。
为了保护海南大量正在被破坏的森林资源，刘福堂利用政协委员的身份，不停地写提案、政协会议发言材料和各种文章，前前后后写了几十篇，还拍摄了20余盘录像资料，记录下森林被毁的真实状况。
尽管最初几年里“人微言轻”，但2003年1月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使这位普通的处长“一夜成名”，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题为《我省毁林案屡禁不止的原因及对策》的发言里，刘福堂自揭“家丑”：“1998~2001年，全省共发生各类破坏森林资源案件4444起，……平均每天3起。”“2001年9月下旬，……根据录像资料分析显示，……现在实有的海防林，已不及官方统计数字的一半。”
这样的发言无异于在政协会上扔了一枚炸弹。据说，听了他的发言，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的王岐山“有点坐不住了”，并作了“特殊发言”，表示：“这是个很大的事。”省委书记的即席讲话，让刘福堂热泪盈眶。
但也因为这个发言，海南省林业局一些领导很生气。刘福堂因此受到指责：作为一名林业部门的处长，不应到政协去讲这些事情。还有领导质问他：这么做是什么目的？
刘福堂还遭到“会议封锁”。当时林业局里许多会议不让刘福堂参加，就连布置防火任务的会议，他身为森林防火办主任竟也没有接到通知。
“我是以一个政协委员的身份在政协讲坛上发言，这本应无可指责。”他为此感到无奈，不过倒并不怎么在意，因为“森林防火办已经是林业局最‘冷’的部门了，他们整我也没有更多的办法。”
但他还是很快遭到了“反弹”。2003年2月,一支调查工作小组在未与刘福堂及省政协组织谈话的情况下，拿出了“基本全盘否定”刘福堂发言的调查报告。
他当即给王岐山写信承诺：“我的这个发言稿是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在大量翔实的资料基础上写成的，我敢于对整个内容甚至每一句话负责。”随信还附上《海南省沿海防护林实录》的VCD光盘。数月之后，刘福堂的发言得以“昭雪”。
令刘福堂想不通的是，自己为了海南的生态建设积极努力，一些领导怎么能认为这给海南抹了黑呢？不过，这个“刺头”却并未因此有所“收敛”。为了保护天然林，他更是与以造纸为主业的大型企业印尼金光集团较上了劲。
10年前，海南省引入金光集团投资上百亿元的浆纸林项目，这个以热带雨林著称的宝岛上，大片天然林逐渐被毁，改种浆纸林。刘福堂意识到，这是一个“生态炸弹”。在2006年的省政协会议上，刘福堂的发言直指金光集团的毁林恶行：“1999~2000年，在三亚荔枝沟已封了14年的封山育林区，因树长势良好，且有许多珍贵树种，被金光的分公司金华公司看中。三亚市政府和田独镇政府都不同意给，但在‘某某工程’的高压下，最终还是被夺走1000多亩，被砍的树最大胸径达40厘米。”
“导致金华公司在海南毁林时间之长、面积之大而至今仍在继续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监督不力……因为地球人都知道这是‘某某工程’，所以，为保乌纱，各级领导者敢怒而不敢言，只得违心地不择手段地去完成任务……宁可看着宝贵的森林资源遭受野蛮疯狂的破坏，也不肯让金华公司利益受损；宁可牺牲长远利益，也不让首长的眼前‘政绩’受影响。”
也是因为“某某工程”的原故，许多官员对金华公司的违章用火等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独刘福堂不买账。他认定，政府就应该按照法律规定，监督金华林业公司造好林、管好林。
与金光集团交锋的时期，也是刘福堂接受媒体采访最多的时期，并且“不少记者因此成为自己的知心朋友”。在刘福堂看来，不仅金光集团接受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海南省领导层也逐渐认可。“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胜利。”对于这些成绩，刘福堂很在乎。
金华林业公司总经理助理童凯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和刘福堂先生不存在纠葛，只是一些观点在某一阶段上出现了不一致。经过沟通，我们互相有了了解，刘福堂先生也为我们提出了许多可行的建议。”
在这位“对手”的眼里，刘福堂“敬业”、“坦诚”。
而在与刘福堂共事15年的科员李恩杰看来，“刘主任是个正直、敢说真话的人，是我们这个年代难得的人。”一名县级防火办主任则表示：“刘福堂主任‘干工’(海南话，意为工作)实在，铁面无私。”
各路媒体也将刘福堂描述为“生态斗士”、“敢言直谏”。因为这样的形象，甚至有群众将“状纸”递到刘福堂手中。2004年初，因为阻止毁林采钛，文昌市冯坡镇栽山村3名村民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逮捕并判刑。栽山村村民曾给他写信投诉，他也曾多次亲自实地调查。“刘主任是个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好官，”年近半百的村民符策松说，“只是他的官太小了，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当官的都像刘主任这样就好了。”
然而，这样的为官之道让刘福堂“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写匿名信举报他，有人打来恐吓电话。“家里人对他的人身安全很担心。”刘福堂次子刘音说。
有时，对于自己的工作方式，刘福堂也会怀疑：对人对事是不是太“狠”了？如果温和一些是否会更好？刘福堂也曾试着改变，但他发现，对于那些不讲良心的人和事，越是温和越难解决问题。
当他感到矛盾和犹豫时，他会去海口市区的海瑞墓，向400多年前的那位清官寻求支持。在海南为官十几年，这个墓园他去过许多次。
如今，这位海南最出名的处级干部即将退休。他已为退休后的生活做了计划，一是读名著，二是继续搞关于毁林的社会调查，三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搞一些生态文学的写作。
一路风风雨雨，最终安然无恙，刘福堂相信，是因为“打铁需要自身硬。”他底气十足：“这么多年，我没有到底下报销过一个条子；给下面(市县)拨款时，没有让他们返过一分钱。当政协委员时所写的提案本身无懈可击，本职工作和遵纪守法方面让人挑不出毛病。”
“现在有几个领导敢这样说？”这个即将离开官场的“官场异类”感慨，“只有良好的政治生态才能维护好自然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