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之邑」的仙居，原名乐安、永安，北宋真宗时因王温得道，一家「鸡犬升天」，真宗赵恒便「以其洞天名山，屏蔽周围，而多神仙之宅」将永安县改名为仙居。仙居南临括苍山，又因有一括苍洞被列为道家第十洞天，相传东汉至北宋曾有徐来勒，王方平、葛玄、蔡经、太慈、羊□、广成子等12位真人在此修炼成仙。
仙居从东晋立县以来，至今已有1600余年了，这里历史上曾出过四位武状元，进士、举人和秀才则不可计数，中国最后的一位秀才张任天就是仙居人。之所以称张任天为中国最后的秀才，是因为直到1995年109岁的张任天在杭州去世，中国再也没有在世的秀才了。
在这个「神仙」居住的浙东小县里盘桓了数日，发现这里知道张任天的人还真不少，虽然他的后半生都是在省城杭州度过的。可是知道他是中国最后一位去世的秀才的人并不多，知道他是清末数学家的就更少了。人们大都将他列为辛亥革命党人、同盟会的元老和报业老人相看待。
经人引见拜访了张任天的侄子张子正先生，张任天在世时对他疼爱有加。张子正今年62岁，初中毕业后曾考上江西体育学院，因历史原因没有上成大学，至今独身一人在仙居生活；当时，子正因家庭成分不好，初中毕业后不能考高中，子正说他家最多算个中农，成分也不至于差到哪里去，大概是因为张家在仙居名气太大的原因吧！于是三叔张任天让他住在杭州指导他功课，并让他直接考大学，子正当时的理想是考文科，以后像三叔一样做个报人，结果阴差阳错地考上了体育专业，但终究连体育也没读成。子正始终是个「自由人」，于是就有许多机会和时间去杭州看三叔，特别是「文革」开始后，张任天的妻儿老小都被清离了他身边，倒是子正在三叔身边的日子多一些。
清代数学家
张任天原名张家福，字图南，自号万竹居士。1887年11月24日出生于仙居县城关万竹居旧址补过轩，自幼聪颖好学，博览群书。父亲张培棣，是一个开明人士，曾于上海读书经商，1904年（光绪三十年）取消科举，张培棣就在仙居办了一所「安洲小学」，当时在全国亦属先驱。之所以取名安洲小学，是因宋末元初仙居杰出的教育家、诗人翁森曾创办著名的「安洲书院」。张培棣后来又在仙居办了两所学校：育英小学堂和育英女子学堂。他还致力于实业救国，引外资开了个铅锡矿厂，但好景不长，战乱接踵而至。
有着如此好的家教氛围，加上天资聪颖，1901年14岁的张任天便中了秀才，这位身高仅1.45米左右的得志少年或许受仙居「地气」的影响，曾在台州府八仙岩上洞天攻读诗书，习武练剑，许是这短短大半截的「修炼」造就了他今后一生的胆气吧！第二年便只身一人到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读书。父亲张培棣因通算术被乡人诩为「精勾股」，张任天大概秉承了父亲的基因，于1904年东渡扶桑，进入了早稻田大学攻读数学。后又转入日本明治大学读政治经济学。回国后，他引入「非欧几何学」的思想，译着有《几何原理研究》等，1957年他还发表过论文《赫列斯的克》。1912年编纂的《中国名人大辞典》和李俨编撰的《中国算学史》都将他列为清代数学家。他还步先父后尘，自办北京人天数学专科学校和杭州吴山数学院，从事教育工作。
革命党人
关于他与同盟会、辛亥革命和南洋报业先驱的历史，还得从他东渡日本求学开始。
20世纪初期的旧中国现状，是每一个热血青年所不堪容忍的。初到扶桑，张任天满怀救国救民的热忱，由蔡元培介绍参加了革命团体－－光复会，1905年7月，他以光复会会员的身份参加了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的筹备会议，8月，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张任天后来在《我与中山先生的交往》中谈到，「1905年7月31日，在日本东京赤阪区桧町三会地黑龙会，我第一次见了中山先生。……先生是中国革命杰出的组织者和宣传者，我的思想受先生宣传的影响，开始从个人英雄主义走入集体主义之中……」从此，他便积极地投身于民主革命，宣传孙中山的思想，矢志不渝地追随着孙中山。
1911年，张任天从外电得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便马上通知了驻上海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陶成章就派他会同杭州的革命党人临海县人王文庆，发动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响应。是年11月4日，浙江革命党人攻入浙江巡抚衙门，光复了杭州。其间为了光复南京，浙江军政府决定组建援宁浙军支队，便委派张任天以台州军分府参谋的身份同仙居县一同盟会会员朱一清回家乡招募义军千余人（一说为二百余人）参加浙军，为攻克南京作出了贡献。 1916年4月，袁世凯复辟。11日，张任天便会同临海的王文庆、天台的张翅等革命党人在杭州起义，宣布浙江独立，参加护国运动。后来张任天曾短期担任了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省长公署秘书一职。
张任天同孙中山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4年11月19日，在上海的莫利哀路29号。
张任天曾回忆过当时的情形：1924年11月10日先生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他强调中国以后能否统一，能否和平统一，就在于这个国民会议能否和平开成。……我受命宣传《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我想先生有五大弟子，廖仲凯长我10岁，胡汉民长我8岁，汪精卫长我4岁，朱执信长我2岁，只有戴季陶小我3岁，在国内不必我参加宣传……
于是孙中山就派他到华侨众多的南洋去进行宣传。1924年除夕，张任天带着孙中山亲笔写的介绍信，乘「日本丸」到了南洋，先在《光华日报》任翻译，1925年转到新加坡《新国民日报》任主笔，1926年又转到荷属苏门答腊《南洋日报》任总编辑。《南洋日报》每日出版七大张，在众多华侨中影响颇大，后因荷属总督怀疑张任天是国际党人，奉荷兰女王特电「可以不问法律如何，立即驱逐出境」。1927年张任天回到祖国，令他遗憾的是「国民会议」终未召开，盖因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了。1928年，孙中山遗体由北京迁葬南京，南京各界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张任天担任该会宣传部副部长兼徵审主任，主持编印「总理遗嘱释义」十万本，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张陈之交
1929年至1936年，张任天应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陈布雷邀请，出任浙江省教育厅督学。1931年，出任全国惟一的民众教育实验县新登县县长。
提到张任天与陈布雷的交往，要追溯到1905年，这年张任天自东京回国，进浙江高等学堂，陈布雷是1906年与郑晓沧以插班生进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张任天长陈二三岁，共处一堂，二人一见如故，无话不说，大至国内外形势，小至个人琐事，有时夜话达旦。1948年陈布雷自杀前两个月，曾从上海打电话给张任天说有事面谈，张任天深感意外，乘当晚火车赶到上海陈布雷家中，发现陈面容憔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同张任天的谈话也是语无伦次。张任天以为他终日政务劳顿、压力太大，而且陈无心从政是众所周知的，于是张任天便为他念了《诗经．民劳五章》的两句诗：「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意思是劝陈早日摆脱身心不能两全的尴尬境地。谈话就这样没头没尾地结束了，没想到两个月后张任天却在报上读到了陈自杀的消息。陈后来葬于杭州九溪十八涧的徐村，当时张任天参加了送灵的行列。
逍遥晚年
张任天晚年一直寓于杭州，居无定所，历次搬迁。仙居也只是在1954年和1980年回去过两次。1954年回去是因为前妻去世。1980年回去那次，据侄子张子正回想，90多岁的张任天，一人乘火车到义乌，又乘汽车到了仙居，只在仙居盘桓了两三日，去看了看父亲的坟，便又只身返杭。据张子正说，晚年的张任天，子女8人都不在身边，老伴跟着成都的儿子一起生活。从「文革」开始老人就一人独自生活，张子正每次去看他，老人都十分开心。他生活得很自由，每天清晨四五点起床写回忆录，然后一天中其余的时间大都是沿着西湖或在周围的山林间漫步，饿了就随便在路上买点儿吃。但是每年的清明、冬至两天，老人必定沿着西湖一直走到上天竺、下天竺，走龙井、穿九溪，再到六合塔，沿途凭吊一下过去的同志、老友的墓地，其中必去徐村陈布雷的墓前，看看这个始终自称一介书生、却挣扎在宦海中并始终未能摆脱的老朋友…… 1995年，一个柳絮飘飞的下午，这位身高仅1.45米左右、留着雪染般长髯的老者，这个历经了清末、民国、新中国的清末秀才张任天，终于走完了他109年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