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9-12 09:19:24作者：赵世龙
中国是个时时刻刻离不开本本和证件的国度。一个人生死和一张纸相依，有时离了它你会发现居然没法活下去。
比如前不久有则新闻，说一个丧偶老人必须去开一个证明他还活着的证明，否则就不能领到他和老伴共同开列的养老金，而这竟然成了一个问题，因为没有哪个单位具体管这个事。
想想也滑稽。公安局可以开死亡证明、有无刑事犯罪记录证明，给中国公民审发在自己国度暂住的证；民政局可以开结婚离婚证明，计生委管发证怀孕生子，却没有哪个单位管开“你还活着”的证明！
真实活着的你想证明你真的还活着，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至少比证明你死掉难多了管开死亡证的部门多了去，公安民政街道和你的单位都可以。而没有一个本本或者纸片，有时你想活着更不容易！兰成长活活被打死，就是因为缺少一个证明：他没有正式的记者证（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广电部核发的合法职业身份证明），而被同行点水，再被嚣张无知的黑心矿主狂殴致死。
兰成长被打死后，引发了关于“假记者”的大讨论。因为他的单位忙不迭出来声明他是临时聘用人员，所作所为系个人行为，与单位无关。有关方面为了遮丑也出来声明：“兰成长系没有记者证的假记者”。且不论有没有记者证是否等同假记者，本质应该在于他所供职的是不是新闻单位，他被该单位所聘用担任的职务是否传媒人士。如果是，那他无论有没有记者证，都是千真万确的真记者，关键点在于打死一个真正的记者，社会舆论太大，而打死的只是一个假记者，事件的性质“就没那么恶劣”了。这个时候争论的关节点就在于你有没有那张证。
我前供职的央视那么多优秀的记者同事们，大多都没有正规记者证呢。调查记者柴静怎么样？我和她一起出去采访，见她拿出的也只是央视内部自己“非法”核发的 “记者证”，一张在姓名相片上盖了个章的过塑卡片。按打死兰成长的逻辑来看，大多数央视记者，即便优秀如柴静，也属于假记者呢！
记得以前我揶揄央视的同事沈（亚川）胖子和荷包蛋（何保胜），义正词严地拿出以前我那张前期正宗的新闻出署发的棕色皮记者证，声色俱厉地说：“二个假记者，你们成天牛什么牛？以为你是央视记者到处乱窜，你们拿得出这个证我就服你，不然就是假记者。”二人面面相觑，真的被我捏了短，捅到了绝大多数央视记者的短处。
所以凤凰采访塌的五媒体记者被殴，按这理也属“活该”，一是未经批准违反不准异地舆论监督禁令采访属“非法”，二是可能总有人没有正规的记者证吧？比起兰成长，挨打算轻的了，叫你没证还敢来挑事。
再然后就是一度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京城“纸馅包子”事件，最终以“虚假新闻”收场，导演这起“闹剧”的《北京电视台》聘用记者訾北佳等6人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7月18日晚，《北京电视台》为此在“北京新闻”中公开向社会道歉。其中有个很有趣的说法，就是訾北佳是聘用的“临时工”。其后更是引发了央视辞退新闻民工或者说炒掉临时工潮（至少辞退1800人），央视评论部的《社会记录》栏目，炒临时工炒得摄像只剩下一个人了，结果少了搭档记者没法出差，不得不放老片子糊弄观众。
所以不管你干的是不是真正的记者的活，有一种人不知社会体系哪出毛病了，莫名其妙地成了“新闻民工”，也就是早年说的以我类为代表的“流浪记者”。记得那时我在《南方周末》做着真正的记者，拿的是单位擅自发放的证明我是记者的“工作证”，出入南方报大门得出示单位发放的“临时工作证”——这不是笑话，江湖上如此遭人尊敬的南方报，真的就是将他众多优秀的聘用新闻记者编辑，在管理的分类中划为和扫地阿姨戴一样证的“临时工作人员”。
可能有人说了，不要太在乎这个虚名上的事，你毕竟是在真正从事新闻工作嘛，南方报也给了你们扬名立万的舞台嘛，但那时甚至一直至今待遇上也有区别： 1998年5月以前，《南方周末》同仁的待遇分二类，一类是在编的，多是在体制内的得益者，大学毕业就分到单位，带着户口和档案编制进来，他们的工资高过如我和孙保罗、郭国松等一倍有余，年终奖更是高得让我等这些“不在编的聘用贱民”艳羡不已。政治待遇上也是大不相同，提拔干部一般不考虑“贱民”们，体制内的占尽了风光。一个97年才大学毕业的小毛孩，进来才三年就混到了副主任，一个当年跟在我们屁股后到处叫老师、以在周末发了一篇文章为荣并被老总以“气质类型更适合党报”为由拒之门外的某生，后来居然在党报里混上处级进入南周当起了大头葱。
我一直不明白这类似古印度“种姓制”的混账制度，是怎么进到现代的中国社会生活中来的。后来《南方周末》的前灵魂老总编左方发话了，说同工要同酬，否则成天高喊平等民权的草根代言，成何体统？这样，“贱民”们才开始在江艺平主政的第三年拿到和在编人员一样的薪酬。而政治待遇上，在编不在编至今仍是卡着选拔干部公平的卡口。除非你比很多在编人员优秀很多，再加上上面有几个赏识你的领导，也许你才有机会蹲个位子。
再看看我们这个社会太在乎那张纸的怪现状。招人先不论你有没有真才实干，一律先看本本文凭，唯文凭论使得优秀者有多少人被卡在那一张张纸片片上。于是我们的社会用人僵化，体制呆板，屈才实在是太不稀罕的事！你想象当年齐白石那样以私塾初小的学历当上大学老师，基本等于做梦。我类人等常常引以为人生深恨：几千年前陈胜吴广就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怎么到今天这满街河蟹的新社会，却沦为事实上的种姓制、出身论了？好在中山大学破格（中大上讲坛必须是博士文凭）给我聘了个副教授，总算让我看到了改革的一点希望。
再说回了，促使我今天扬扬洒洒写上这篇东西的动机，就是今天我刚刚拿到了正规的记者证，记得1993年我成为《现代人报》记者，直到1998年底离开《南方周末》任职《羊城晚报》记者时，才获得正规的记者证，后来2003年9月我辞职去了央视，当上了没有记者证的北漂新闻民工。哪怕后来我当上了《新周报》的总编辑，也没有得到这个职业认可的重要本本。再后来我担任北京一份法制类报纸的执行总编辑时，手下真正的记者没一个有正规的记者证，而搞经营的却给弄了几十张真正的记者证，也因为这种对纯正新闻理念的亵渎和经营管理上的绝对方向不同的冲突，我去职南归。
直到今年的8月27日，我这个当了十几年记者的新闻工作者，终于可以再次心酸地喊了：“我不是假记者了！”换句话说，职业生涯的十几年里，我一多半时间是“假记者”，一小半时间属于真记者。
但有一个冷冷的声音，在我心底提醒说：“你仍然只是一个临时工！”
是啊，不论我在新闻领域曾经做出过什么成就，至今不变的，就是我等仍属于“新闻民工”，或者“新闻临时工”。君不见打死孙志刚（也是少了一个证，中国暂住在自己国家领土上的暂住证，所以连命都没了）了，那事就“一定是”协警联防这些二狗子们干的。先不论揭出了纸包子新闻的訾北佳所做的新闻真假，首先单位出来声明的就是：“这是我们临时聘用人员干的，”我为之梳理出其想撇清的逻辑为：坏事都是临时工做的，体制内永远都是伟光正！
所以我只能在这低低地骂一句：狗日的证件！
也许，证件是无辜的，是人授予了它种种功用并影响无数，我得讲文明不能骂人，所以只好去唾唾物、撒撒气。
比如前不久有则新闻，说一个丧偶老人必须去开一个证明他还活着的证明，否则就不能领到他和老伴共同开列的养老金，而这竟然成了一个问题，因为没有哪个单位具体管这个事。
想想也滑稽。公安局可以开死亡证明、有无刑事犯罪记录证明，给中国公民审发在自己国度暂住的证；民政局可以开结婚离婚证明，计生委管发证怀孕生子，却没有哪个单位管开“你还活着”的证明！
真实活着的你想证明你真的还活着，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至少比证明你死掉难多了管开死亡证的部门多了去，公安民政街道和你的单位都可以。而没有一个本本或者纸片，有时你想活着更不容易！兰成长活活被打死，就是因为缺少一个证明：他没有正式的记者证（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广电部核发的合法职业身份证明），而被同行点水，再被嚣张无知的黑心矿主狂殴致死。
兰成长被打死后，引发了关于“假记者”的大讨论。因为他的单位忙不迭出来声明他是临时聘用人员，所作所为系个人行为，与单位无关。有关方面为了遮丑也出来声明：“兰成长系没有记者证的假记者”。且不论有没有记者证是否等同假记者，本质应该在于他所供职的是不是新闻单位，他被该单位所聘用担任的职务是否传媒人士。如果是，那他无论有没有记者证，都是千真万确的真记者，关键点在于打死一个真正的记者，社会舆论太大，而打死的只是一个假记者，事件的性质“就没那么恶劣”了。这个时候争论的关节点就在于你有没有那张证。
我前供职的央视那么多优秀的记者同事们，大多都没有正规记者证呢。调查记者柴静怎么样？我和她一起出去采访，见她拿出的也只是央视内部自己“非法”核发的 “记者证”，一张在姓名相片上盖了个章的过塑卡片。按打死兰成长的逻辑来看，大多数央视记者，即便优秀如柴静，也属于假记者呢！
记得以前我揶揄央视的同事沈（亚川）胖子和荷包蛋（何保胜），义正词严地拿出以前我那张前期正宗的新闻出署发的棕色皮记者证，声色俱厉地说：“二个假记者，你们成天牛什么牛？以为你是央视记者到处乱窜，你们拿得出这个证我就服你，不然就是假记者。”二人面面相觑，真的被我捏了短，捅到了绝大多数央视记者的短处。
所以凤凰采访塌的五媒体记者被殴，按这理也属“活该”，一是未经批准违反不准异地舆论监督禁令采访属“非法”，二是可能总有人没有正规的记者证吧？比起兰成长，挨打算轻的了，叫你没证还敢来挑事。
再然后就是一度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京城“纸馅包子”事件，最终以“虚假新闻”收场，导演这起“闹剧”的《北京电视台》聘用记者訾北佳等6人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7月18日晚，《北京电视台》为此在“北京新闻”中公开向社会道歉。其中有个很有趣的说法，就是訾北佳是聘用的“临时工”。其后更是引发了央视辞退新闻民工或者说炒掉临时工潮（至少辞退1800人），央视评论部的《社会记录》栏目，炒临时工炒得摄像只剩下一个人了，结果少了搭档记者没法出差，不得不放老片子糊弄观众。
所以不管你干的是不是真正的记者的活，有一种人不知社会体系哪出毛病了，莫名其妙地成了“新闻民工”，也就是早年说的以我类为代表的“流浪记者”。记得那时我在《南方周末》做着真正的记者，拿的是单位擅自发放的证明我是记者的“工作证”，出入南方报大门得出示单位发放的“临时工作证”——这不是笑话，江湖上如此遭人尊敬的南方报，真的就是将他众多优秀的聘用新闻记者编辑，在管理的分类中划为和扫地阿姨戴一样证的“临时工作人员”。
可能有人说了，不要太在乎这个虚名上的事，你毕竟是在真正从事新闻工作嘛，南方报也给了你们扬名立万的舞台嘛，但那时甚至一直至今待遇上也有区别： 1998年5月以前，《南方周末》同仁的待遇分二类，一类是在编的，多是在体制内的得益者，大学毕业就分到单位，带着户口和档案编制进来，他们的工资高过如我和孙保罗、郭国松等一倍有余，年终奖更是高得让我等这些“不在编的聘用贱民”艳羡不已。政治待遇上也是大不相同，提拔干部一般不考虑“贱民”们，体制内的占尽了风光。一个97年才大学毕业的小毛孩，进来才三年就混到了副主任，一个当年跟在我们屁股后到处叫老师、以在周末发了一篇文章为荣并被老总以“气质类型更适合党报”为由拒之门外的某生，后来居然在党报里混上处级进入南周当起了大头葱。
我一直不明白这类似古印度“种姓制”的混账制度，是怎么进到现代的中国社会生活中来的。后来《南方周末》的前灵魂老总编左方发话了，说同工要同酬，否则成天高喊平等民权的草根代言，成何体统？这样，“贱民”们才开始在江艺平主政的第三年拿到和在编人员一样的薪酬。而政治待遇上，在编不在编至今仍是卡着选拔干部公平的卡口。除非你比很多在编人员优秀很多，再加上上面有几个赏识你的领导，也许你才有机会蹲个位子。
再看看我们这个社会太在乎那张纸的怪现状。招人先不论你有没有真才实干，一律先看本本文凭，唯文凭论使得优秀者有多少人被卡在那一张张纸片片上。于是我们的社会用人僵化，体制呆板，屈才实在是太不稀罕的事！你想象当年齐白石那样以私塾初小的学历当上大学老师，基本等于做梦。我类人等常常引以为人生深恨：几千年前陈胜吴广就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怎么到今天这满街河蟹的新社会，却沦为事实上的种姓制、出身论了？好在中山大学破格（中大上讲坛必须是博士文凭）给我聘了个副教授，总算让我看到了改革的一点希望。
再说回了，促使我今天扬扬洒洒写上这篇东西的动机，就是今天我刚刚拿到了正规的记者证，记得1993年我成为《现代人报》记者，直到1998年底离开《南方周末》任职《羊城晚报》记者时，才获得正规的记者证，后来2003年9月我辞职去了央视，当上了没有记者证的北漂新闻民工。哪怕后来我当上了《新周报》的总编辑，也没有得到这个职业认可的重要本本。再后来我担任北京一份法制类报纸的执行总编辑时，手下真正的记者没一个有正规的记者证，而搞经营的却给弄了几十张真正的记者证，也因为这种对纯正新闻理念的亵渎和经营管理上的绝对方向不同的冲突，我去职南归。
直到今年的8月27日，我这个当了十几年记者的新闻工作者，终于可以再次心酸地喊了：“我不是假记者了！”换句话说，职业生涯的十几年里，我一多半时间是“假记者”，一小半时间属于真记者。
但有一个冷冷的声音，在我心底提醒说：“你仍然只是一个临时工！”
是啊，不论我在新闻领域曾经做出过什么成就，至今不变的，就是我等仍属于“新闻民工”，或者“新闻临时工”。君不见打死孙志刚（也是少了一个证，中国暂住在自己国家领土上的暂住证，所以连命都没了）了，那事就“一定是”协警联防这些二狗子们干的。先不论揭出了纸包子新闻的訾北佳所做的新闻真假，首先单位出来声明的就是：“这是我们临时聘用人员干的，”我为之梳理出其想撇清的逻辑为：坏事都是临时工做的，体制内永远都是伟光正！
所以我只能在这低低地骂一句：狗日的证件！
也许，证件是无辜的，是人授予了它种种功用并影响无数，我得讲文明不能骂人，所以只好去唾唾物、撒撒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