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音乐界德高望重的前辈，李金星(Lee Kum Sing)先生不仅是出色的钢琴演奏家，更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钢琴教授。
“我一生都为了音乐”，这是李教授语义简捷而又内涵丰富的直白。的确，对于音乐,对于艺术,李教授以一生相许，传艺授业乐此不疲。李教授是音乐界大忙人，想找他采访很久了，他总是在外面教学，这次刚从日本回来，逮住机会才得以聆听他对音乐的真知烁见。
李教授是大师级人物，却朴实诚恳，有着丰富阅历及好学深思的个性，自然对音乐界看得很透，直面现实针砭时弊，振聋发聩极有见地。他呼吁让孩子学琴的家长需明白，到底要儿女得到什么，这个根本命题决定孩子的学艺质量与未来前景。与李教授谈音乐，谈教学，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会使正在络绎于途的求艺者茅塞顿开，少走弯路。
为扭转风气而疾呼
《环球华报》：据了解，光是在大温地区，就有许多华人家长要孩子学弹钢琴，您在钢琴教学上是名家，您是怎样来看这一现象？有何指教？
李教授：不论是来自大陆、还是港台的华人，许多都想让子女学琴，但目的却很功利性，直奔得奖。这种风气不好，是对音乐的误导，对艺术本质的颠覆，极为不利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
《环球华报》：听说本地举行各种音乐比赛，有些赛事华人居多，这些赛事对学琴有何影响？
李教授：学音乐应明确目的究竟在哪里，关键在于给孩子文化熏陶。而有些家长却本末倒置，就是为了比赛和成名，把学琴仅仅作为博取名声的手段。学生如果不得奖，就忙着换老师，把得不得奖作为衡量教学水平的唯一标准。结果到最后，父母花了不少心血，最终孩子却连音乐会都不愿听了，这种效益就不对。而这种逆反心理的始作俑者，其实就是短视的父母。方法不当，反让孩子恨起音乐，恨不得一把火把琴烧掉，几乎到了“谈琴色变”地步。
且不说评委水平参差不齐，每个评委口味也不一样，绝对划一的评审标准是没有的。这就好比中国菜系，有麻辣、清淡或香甜之别，即便几个评委都吃辣，辣与辣也有程度不同。所以不必把得奖与否过于当真，因为得奖因素很多，甚至包括印象分，这已与技艺本身没关系了。
《环球华报》：华人与西人比较，在艺术教育上有什么差异？
李教授：西人在孩子教育上没那么功利，只是让孩子增加阅历，进行美学修养，更多考虑全面发展。学琴也许不是为孩子今后当音乐家，孩子以后可能从事非音乐工作，但有了那份修养，于人于己都会互相更加尊敬。平常比赛挤满了华人孩子，可是来听音乐会的有多少华人孩子呢？学什么没关系，关键在于充实自己，特别是在海外，要把视野尽量放宽。学音乐不能为学而学，一定要有广泛知识面。像绘画，有些工夫是在画外。游览大山师法自然，虽没产生立杆见影效果，但久而久之，在运笔用色上就有灵魂与活力。这种活力存乎内心，是外人看不到的。
把握音乐真谛
《环球华报》：现在有年轻人学了几天琴，也不补充新东西，就出来教琴，整天想着赚钱。
李教授：这就如同有的医生，不接触新的专业知识，就给人家看病，肯定会很糟糕地误诊。这种不好的风气是由大环境造成的，一切向钱看，人心静不下来，这对艺术真谛的把握很有伤害。风气不好，社会是有责任的，社会上盛行对金钱名利的崇拜，比如有的酒店对所谓名人住过的客房和床铺，声称保留原样公开拍卖，借此赢利，媒体还跟风报道，这也有大环境浮躁的问题。
《环球华报》：您认为如何扭转不良风气？
李教授：首先要扭转父母的思想意识，端正教导孩子学琴的动机，使音乐教育回到正轨。而不是整天灌输给孩子比赛要赢的绝对观念，那种非要出人头地的好胜心态，其实会使孩子走向偏狭，反而有损艺术造诣的培养与升华，会适得其反。
要提倡孩子全面发展，丰富生活，鼓励多听音乐会。有音乐修养的商人，有时会把音乐当作话题，生意都会好做一些，而并不在乎曾得过什么奖。我的学生中，有的是医生，但对音乐的热爱一点都不输于专业，听音乐就兴奋，是一种很雅致很舒适的心灵享受。一手悦耳怡人的琴技，使身为医生的学生有了更丰满的人格，也获得他人的另眼相待。
学艺贵在创造
《环球华报》：刚才您谈到许多家长就想让孩子得奖，问题的根子在哪儿？
李教授：说白了，就是那些家长自己没主意，缺乏主见是学艺的最大忌讳。大陆学琴的人以千万计，有些家庭生活并不好，省吃减用给孩子买钢琴，最后花了冤枉钱，这就是不问条件随便跟风，令人心痛。
音乐像其他艺术形式一样，要有创造性，凡是上乘作品，都有独步于世的特殊性。而凡是人云亦云有样学样的东西，尽管表面热闹，但会速朽，没有生命力。虽然都在弹奏，但手指本身没有思想，不过是工具，所以光看手的熟练，只是一种匠气，关键还在于脑子，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而有脑子与没脑子大有区别。有些人看着很健康，但一中风，连话都不能讲了，可见表面是说明不了问题的。音乐虽无字，但要把里面的东西表达出来，这里的学问是很深的。
《环球华报》：艺术讲究自由发展，那么评价艺术是否也是自由的呢？还是有所定见？
李教授：有的艺术家也许名气很大，但你不见得喜欢，就不需要盲目追捧，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欣赏。好比吃饭，别人讲哪家餐馆有名，由于地域和口味不同，你不见得就喜欢吃那里的菜。至于什么是好音乐，直截了当说，就是听了会令人感动的作品。音乐有的既没歌词，也没介绍，完全凭借旋律，就由此产生不同感觉，调动不同情绪，所以才会有“余音绕梁”效果。
《环球华报》：常听人家说“音乐是国际语言”，就好象在讲“科学无国界”，您怎样看？
李教授：音乐讲究“民族身份”，民族音乐渗透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是不为外人道的。比如西人看粤剧，华人听印地安人打击乐，都会有隔膜之处。所以音乐一定要有民族文化背景在里面，才能产生力量，引起共鸣。
厚积而薄发
《环球华报》：有人说学琴宜早不宜迟，也有人说太早反而不好，您是什么意见？
李教授：学琴没有年龄问题，关键在于能否坐定。弹琴不是一个简单事情，钢琴是独立性很强的乐器，拉琴可以跟团体一起演出，但钢琴往往要单独弹奏。
《环球华报》：看教学广告，有的承诺速成得奖，可信否？
李教授：各行各业其实都有自己的门道儿，这种共性与艺术相通，都需要一个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口吃个胖子。人类很早就有飞上蓝天的梦想，为了“试飞”，不少人都摔死了，后人不能就说他们笨，今天的航空发展离不开他们所付出的代价。还有在爱迪生之前，一定有许多人也在研究发明却没有成功。
学音乐学弹琴也是如此，不可能一步到位，过于急功近利不好。每天下班或放学回家摸摸琴，不见得非要当什么钢琴家，这样倒使音乐能融为生活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音乐是很复杂的艺术，要尽量领悟后面的内涵。许多艺术家活着时会有很多争论，包括对其作品高下的看法。等到过世三五十年，风平浪静了，没有或减少了人为因素，才会慢慢有真实客观的评价。艺术竞争到最后，就是品质高下的较量，这才是最为重要的。是否有更深的追求，理想层面的东西最后会起更重要的作用。
《环球华报》：您最早是怎样接触音乐的？
李教授：小时侯妈妈弹琴，可说是最早的音乐启蒙。从小我也喜欢看粤剧，记得那时就在当地观音庙唱，什么观众都有。
小时候不能读书，读书犯法，因为华人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力与资格。只好偷偷跟有学识的邻居学，被发现就不得了，所以只要听到前门有响动，赶忙从后面跑掉,以免被当局发现。
把良种撒遍世界
《环球华报》：您的从艺经过如何？
李教授：我曾师从多位名师，在柏林有G-普赫尔特， 在巴黎有J-卡钦，M-塔格利亚菲罗。1963年，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首演， 1969年，在伦敦基格莫尔音乐厅演出。从此在亚洲、殴洲、北美和澳洲开音乐会，包括独奏和室内乐。我曾与许多著名演奏家合作演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广播公司及亚欧电台、电视台都播放过我的录音录像。
1971年担任温哥华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和卑诗大学钢琴系教授。我曾在肖邦钢琴比赛(华沙)、伊莉莎白女王国际钢琴比赛(布鲁塞尔)、拉赫玛尼诺夫(莫斯科)钢琴比赛及中国(北京)国际钢琴比赛、吉娜·巴考厄钢琴比赛等担任评委，并在多所音乐学院举办过音乐大师班。
《环球华报》：您足迹遍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听说住过一年以上的国家就有十多个，在这种“游学”中有什么比较深的感觉？
李教授：80年代我去波兰教学，那时波兰比中国还穷，但波兰人的精神生活很丰富，这就显示出文化的底蕴和力量。有时生活太好，反而学不出东西。就像现在一些家庭给孩子买最好的钢琴，却追求表面东西，不见得就能学出来。
《环球华报》：上次采访温哥华交响乐团指挥谢建得，他披露李云迪来温哥华时，特意慕名拜访您，登门求艺。
李教授：李云迪虽然名声日隆，但好学低调，能够意识到艺无止境。
《环球华报》：现在您还担任教职吗？近期有什么安排？
李教授：我已从UBC大学退休，但还在带最后一个钢琴博士生，是来自香港的华侨。过两天马上又要走，去香港教学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