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周末利用四天时间，进行了一次“为解决奥运期间交通状况”的实验。实验是以车牌尾号是单或双，在四天内轮流允许用车。
实验极奏效，北京街上马上少掉一百多万部车子，不止交通真正回到“通”的意义，更难得市容焕然一新，平日的混乱堵塞消失无踪。
为奥运，北京目前展开如火如荼的市容急速改善。
城市管理局大队就在城南安乐林路大拆违章建筑，只见街上围满表情茫然的人们，来不及搬走的店商把家当全堆街上，铲泥车就在混乱中将一切推倒。
几小时半条街就被“铲掉了脸”。但匪夷所思是，马上又有人在“伤疤”外围叠砖铺瓦了，并有意把伤疤复原成传统胡同老屋的面貌。细问之下，却又只是个“暂时措施”，以后怎样，以后再说。
有市民说，城管这种“头痛先医头，倘若引起其他症状再医别处”，是一贯的作风。但笔者认为这不只是整体规划上或在执行上没沟通好的问题。
北京城的规划，是因为当初在新中国成立后就摆荡于前苏联所建议的改革与中国本身传统人文的保留挣扎之间。这样一耽竟然就半世纪，如今要它急转弯地面对现代化，无论在城市功能需求上、城市气质审美上，种种问题都显得较为棘手。
巴黎真得感激几位近代皇帝，从17世纪巴黎就大致规划成今天我们所见的样子。罗马则甚至早到两千年前，而二战后罗马的重建是理智与感性的结合，既保留人文，又能使老区适当地融入现代化面貌。
伦敦、纽约在18及19世纪都有建筑大潮，也因此具备雏形。这些城市都把商业市区及经济生产区作出空间协调，因此它们除拥有雄厚建筑硬件，也能把城市里的人文气质突现出来。
但北京在17世纪时建筑的大部分就是清代胡同。这模式的城市结构在空间利用上根本难适应现代化需要。由清、民国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都没建设大潮，除一些租界内留存较大建筑，北京今天还留存的该时期建筑几乎都是些前苏联风格。
苏式建筑的冷峻单调跟平铺矮小的胡同也是种强烈对比。其实，当时中国现代建筑学者梁思成早就看到这种不协调，但遗憾地，梁思成那个在北京外围再建新城的建议，虽具有科学性及预见性，却没被接纳。
因此拥有历史风格的老北京就让路给许多当时的“筒子楼”、“火柴盒”和“豆腐块”，后来又再加上文革时建筑文物的破坏。
可以这么说，后来的北京市容是在一种措手不及境况下去直面现代化的。这就跟上海稍不一样。上海对现代化较易过渡有其历史背景，但北京却更需要在迈入现代化中谨慎地筑构自己风格。
但情况发展在九十年代又并非如此。由经济开放的城市管理摸索期间以至今天，北京许多发展商都在开放经济效益的“名正言顺帮助”下，人人各自选择造型。
假如说“没风格”也不公平。北京城内现在的建筑风格是多到眼花缭乱，且叫人越看越摸不清这城市的气质在哪里。因为私人发展商，或甚至不同的公共建筑，都各有一套本身审美及对现代化的理解。
像新的中央电视台，不只盖在市中心，还刻意模仿某种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倾斜式”。这些混杂美感“散布”于北京，与那些规划经济时代的老建筑格格不入还不说，跟老胡同并列就更越显得诡异突兀。
面对已经盖好一座座审美参差不齐的建筑交错一处，市容问题确实是头痛的。今天北京除长安街、天安门、地安门及前门附近能明显看到良性规划，其他地区仍需在市容风格上进行更谨慎的考量。 大部分北京三环内老建筑及老街道仍然是融入现代化的绊脚石。
城改问题肯定牵涉到各种复杂民生，尤其要改变人们长久以来的生活观念及固有习惯确不容易。一个城市的现代化规划，更关键还是要向广大社会灌输现代化生活审美，且必须同步进行，才能在方方面面取得相互协调的效果。
北京的规划目标是“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前提都十分正确，但除拥有硬件规划，还要适当的软件来配合。城市与人文不可能分开，怎么样的人会居住出一个怎么样的城市，事实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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