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8-22 22:19:23作者：娄宏伟
（十九）炼狱生活
在调遣处的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阵吆喝声吵醒，当发觉劳教所并不是一场梦魇，而是残酷现实的时候，绝望的感觉从心底升起。我紧闭着眼睛，对自己说，这是在做梦，不是真实的，快回到正常的人类中去吧！可是，叫骂声打破了我的自欺欺人──一个在门外巡视的小哨发现我还躺在床上，冲进来大叫：“赶紧给我下来，找打啊你！”
调遣处的生活让人难以想像、难以置信。在这之前，我根本不敢相信人间还有这样的地方。这里的警察和小哨面目狰狞，一张口就是咆哮，一点不讲人类起码的礼仪和道理，我常常以为自己是在疯人院里。当然调遣处比疯人院还可怕，因为这里是被疯子统治的世界。
多少年以后，每每想到调遣处，首先就会想到令人难以容忍的脏。这个脏不是客观环境造成的，而是人为制造的，因为不让洗澡、不让洗衣服，不让随便洗漱。用最直观的一个指标来形容脏的程度那就是苍蝇的密度，用“铺天盖地”形容绝不为过。
要是以前在家里进了一只苍蝇可是件大事，东伟只要听见我高呼：“不好，这里有一只苍蝇！”就得赶紧设法将其“降服”，否则我一直会心神不宁。一想到它会随时落在任何东西上歇脚，我简直无法容忍，为此他练就了一手“捕蝇神功”。而在调遣处我都反应不过来了，我想大叫：“不好了，有一只，两只，三只，……一万只苍蝇！”吃饭的时候馒头一端上来，苍蝇一下子就趴上黑乎乎一层，还没吃饭我就想吐了。
当时正处于盛夏，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就算什么也不干都汗如雨下，何况每天从早上六点一睁眼就一刻也不让我们闲着，所以几乎每个人都满身的汗臭味。可是却不让我们洗澡──在调遣处的一个月里，我没有被允许洗过一次澡、洗过一次衣服，早晚洗漱的时间也只有各两分钟。衣服每天都要被汗浸透好几次，上面布满了一圈圈白色的汗碱，脱下来放在地上，衣服自己都能站住。
熬过了白天，可是晚上仅有的那么几个小时睡觉时间也无法安宁。身上的汗臭味招来了无数苍蝇，晚上睡觉的时候它们就在每个人脸上满满趴上一层。一开始我实在受不了，就把被子蒙在头上。但盛夏时节这样做，很快又热得要晕过去，可一拿下来苍蝇又上来了。就这样每晚在困与脏之间挣扎。
第二件让人匪夷所思而又无法容忍的事就是不让上厕所。早晚洗漱的时候可以上厕所，但限定的时间太短，也就二三分钟，除非动作极快，否则一般只能在洗漱和上厕所之间选一样。有一次我口还没漱完，时间就到了，我没有像往常一样马上冲出去，结果值班“小哨”竟然抄起一根大木棒，一棒子打在我的后脖颈上，把我打出了水房。
刚开始挨打的时候，心中总是充满了悲愤和羞辱，觉得自己堂堂正正做人，坦坦荡荡做事，为什么要被肆意凌辱？我从小到大是爸妈的乖女儿，成家后是丈夫疼爱的小妻子，生活的场所除了家庭、学校就是办公室，见的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斯文人，可刚到那里就被随意的欺辱和殴打，心理受到极大刺激。
但在那种环境久了，竟然对打骂也都麻木了，脑中想的就是今天怎么能把脸和脚都洗了，被骂就当没听见，被打也算值了。在受点皮肉之苦和脏的无法忍受之间，我宁可受点皮肉苦。有时稍微拖拉一会儿竟然没挨打，还庆幸半天，觉得这个小哨还挺不错。想想过去自己听一句重话了都心里难受半天的人，竟然在这种地方变的不挨打就满足，已经患上了典型的“斯特哥尔摩综合症”。这种扭曲人心灵的方式在不知不觉的改变着人。
也有人适应不了这样的节奏。据说有一个人平时解大便比较慢，在调遣处的几分钟上厕所时间根本还没准备好就到时间了，所以一直就解不了大便。她申请延长如厕时间，也没人理她。这样十天以后，腹涨难忍，痛苦不堪，才经特批被允许晚上大家都就寝后单独去上厕所。但可能大便已经干结，怎么也解不出来。就这样每天晚上她单独去上厕所蹲着，早上很多人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她昨天解出来了吗？”答案都是否定的。一直到第二十天，终于传来消息，她的大便解出来了。但据说惨不忍睹，大便比石头还硬，都是血……
当然还有比这更刺激人的事，那就是同班的葛姐来月经的时候。调遣处根本没有卫生巾，而全班一天只有一卷卫生纸，能分给她用的也不多。这样葛姐就只能任由经血流淌，每天穿着满是血污的裤子，有时还会眼见着血顺着腿流下来。血腥加上汗臭，苍蝇就更趋之若鹜。这种场面让我大受刺激。女性本是母性的象征，女性的生理特点都是被爱护和照顾的原因，可在这里却成了被羞辱的理由，折磨人的方法。由于对这种景象的恐惧，我的身体本能的产生了应急反应，这种生理特点在我身上消失了很久，倒真是为我省却了很多屈辱。
在调遣处，我们每天都要被强迫包几千双吃饭用的一次性“卫生”筷子。那些筷子来的时候全部是用很脏的麻袋装着，解开后堆在地上。然后我们用一张极窄极薄的纸把供一次性使用的筷子的顶端包上，那张纸上印着“已经消毒，放心使用”之类的字。我们每天吃饭前后和被强迫劳动时，都不能洗手。有时厕所堵了，就让用手去掏，掏了之后还规定不让用肥皂洗手。就是在这样的卫生条件下，调遣处奴役被关押的人，生产出大量的黑心筷子流向市场。
这种经历让我对师父所讲的末劫时期人的道德沦丧有了更深的认识，现在很多人真是为了钱连基本的良知都没有了。生产卫生筷的厂家和那些警察，他们能保证自己或家人在饭馆吃饭的时候不用到这种筷子吗？我也深深体会到了师父讲的整个社会败坏到这种程度，人人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被洗脑成无神论的人不相信因果报应，就算那个后果真正落到了自己身上的时候，还不相信是因为自己以前做的恶果，都不知道后悔。
还有印象深刻的事就是“低头抱手”的“低头”，即只能看自已的脚尖，要下巴挨到了胸前才够标准。队长和小哨和你说话的任何时候都必须低着头，平时也必须一直低着头。我因为低头的程度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曾多次被她们打骂。有的人因为长期低头，抬头都不习惯了，从劳教所回来很长时间后仍习惯保持低头姿势。
在调遣处，由于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肉体的折磨，精神上的凌辱，我的神经也绷得紧紧的。时间长了，我发现自己脑子开始变木了，神智变得有些不清了。我想，这也许是生命的一种自卫方式吧。在痛苦中，只有让自己的神经变麻木了，才能最大限度的降低痛苦的感受。慢慢的，我连自己的存在都开始觉得模糊，甚至有时连东伟也想不起来了。这一切让我感到恐惧，如果我连最爱的人都想不起来了，我是不是要疯掉了？
(今年三十八岁的卜东伟是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因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从家中抓捕。后被非法判处劳动教养两年半，现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已经整一年。卜东伟的妻子娄宏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丈夫被抓后，娄宏伟多方呼吁营救，现已得到欧盟、国际大赦等机构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多国议员的声援和帮助。)
(待续)
在调遣处的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阵吆喝声吵醒，当发觉劳教所并不是一场梦魇，而是残酷现实的时候，绝望的感觉从心底升起。我紧闭着眼睛，对自己说，这是在做梦，不是真实的，快回到正常的人类中去吧！可是，叫骂声打破了我的自欺欺人──一个在门外巡视的小哨发现我还躺在床上，冲进来大叫：“赶紧给我下来，找打啊你！”
调遣处的生活让人难以想像、难以置信。在这之前，我根本不敢相信人间还有这样的地方。这里的警察和小哨面目狰狞，一张口就是咆哮，一点不讲人类起码的礼仪和道理，我常常以为自己是在疯人院里。当然调遣处比疯人院还可怕，因为这里是被疯子统治的世界。
多少年以后，每每想到调遣处，首先就会想到令人难以容忍的脏。这个脏不是客观环境造成的，而是人为制造的，因为不让洗澡、不让洗衣服，不让随便洗漱。用最直观的一个指标来形容脏的程度那就是苍蝇的密度，用“铺天盖地”形容绝不为过。
在家里进一只苍蝇可是件大事，而在调遣处有一只，两只，三只，……一万只苍蝇！
要是以前在家里进了一只苍蝇可是件大事，东伟只要听见我高呼：“不好，这里有一只苍蝇！”就得赶紧设法将其“降服”，否则我一直会心神不宁。一想到它会随时落在任何东西上歇脚，我简直无法容忍，为此他练就了一手“捕蝇神功”。而在调遣处我都反应不过来了，我想大叫：“不好了，有一只，两只，三只，……一万只苍蝇！”吃饭的时候馒头一端上来，苍蝇一下子就趴上黑乎乎一层，还没吃饭我就想吐了。
当时正处于盛夏，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就算什么也不干都汗如雨下，何况每天从早上六点一睁眼就一刻也不让我们闲着，所以几乎每个人都满身的汗臭味。可是却不让我们洗澡──在调遣处的一个月里，我没有被允许洗过一次澡、洗过一次衣服，早晚洗漱的时间也只有各两分钟。衣服每天都要被汗浸透好几次，上面布满了一圈圈白色的汗碱，脱下来放在地上，衣服自己都能站住。
熬过了白天，可是晚上仅有的那么几个小时睡觉时间也无法安宁。身上的汗臭味招来了无数苍蝇，晚上睡觉的时候它们就在每个人脸上满满趴上一层。一开始我实在受不了，就把被子蒙在头上。但盛夏时节这样做，很快又热得要晕过去，可一拿下来苍蝇又上来了。就这样每晚在困与脏之间挣扎。
第二件让人匪夷所思而又无法容忍的事就是不让上厕所。早晚洗漱的时候可以上厕所，但限定的时间太短，也就二三分钟，除非动作极快，否则一般只能在洗漱和上厕所之间选一样。有一次我口还没漱完，时间就到了，我没有像往常一样马上冲出去，结果值班“小哨”竟然抄起一根大木棒，一棒子打在我的后脖颈上，把我打出了水房。
刚开始挨打的时候，心中总是充满了悲愤和羞辱，觉得自己堂堂正正做人，坦坦荡荡做事，为什么要被肆意凌辱？我从小到大是爸妈的乖女儿，成家后是丈夫疼爱的小妻子，生活的场所除了家庭、学校就是办公室，见的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斯文人，可刚到那里就被随意的欺辱和殴打，心理受到极大刺激。
但在那种环境久了，竟然对打骂也都麻木了，脑中想的就是今天怎么能把脸和脚都洗了，被骂就当没听见，被打也算值了。在受点皮肉之苦和脏的无法忍受之间，我宁可受点皮肉苦。有时稍微拖拉一会儿竟然没挨打，还庆幸半天，觉得这个小哨还挺不错。想想过去自己听一句重话了都心里难受半天的人，竟然在这种地方变的不挨打就满足，已经患上了典型的“斯特哥尔摩综合症”。这种扭曲人心灵的方式在不知不觉的改变着人。
在调遣处上厕所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
也有人适应不了这样的节奏。据说有一个人平时解大便比较慢，在调遣处的几分钟上厕所时间根本还没准备好就到时间了，所以一直就解不了大便。她申请延长如厕时间，也没人理她。这样十天以后，腹涨难忍，痛苦不堪，才经特批被允许晚上大家都就寝后单独去上厕所。但可能大便已经干结，怎么也解不出来。就这样每天晚上她单独去上厕所蹲着，早上很多人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她昨天解出来了吗？”答案都是否定的。一直到第二十天，终于传来消息，她的大便解出来了。但据说惨不忍睹，大便比石头还硬，都是血……
当然还有比这更刺激人的事，那就是同班的葛姐来月经的时候。调遣处根本没有卫生巾，而全班一天只有一卷卫生纸，能分给她用的也不多。这样葛姐就只能任由经血流淌，每天穿着满是血污的裤子，有时还会眼见着血顺着腿流下来。血腥加上汗臭，苍蝇就更趋之若鹜。这种场面让我大受刺激。女性本是母性的象征，女性的生理特点都是被爱护和照顾的原因，可在这里却成了被羞辱的理由，折磨人的方法。由于对这种景象的恐惧，我的身体本能的产生了应急反应，这种生理特点在我身上消失了很久，倒真是为我省却了很多屈辱。
调遣处生产出的大量黑心筷子流向市场
在调遣处，我们每天都要被强迫包几千双吃饭用的一次性“卫生”筷子。那些筷子来的时候全部是用很脏的麻袋装着，解开后堆在地上。然后我们用一张极窄极薄的纸把供一次性使用的筷子的顶端包上，那张纸上印着“已经消毒，放心使用”之类的字。我们每天吃饭前后和被强迫劳动时，都不能洗手。有时厕所堵了，就让用手去掏，掏了之后还规定不让用肥皂洗手。就是在这样的卫生条件下，调遣处奴役被关押的人，生产出大量的黑心筷子流向市场。
这种经历让我对师父所讲的末劫时期人的道德沦丧有了更深的认识，现在很多人真是为了钱连基本的良知都没有了。生产卫生筷的厂家和那些警察，他们能保证自己或家人在饭馆吃饭的时候不用到这种筷子吗？我也深深体会到了师父讲的整个社会败坏到这种程度，人人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被洗脑成无神论的人不相信因果报应，就算那个后果真正落到了自己身上的时候，还不相信是因为自己以前做的恶果，都不知道后悔。
还有印象深刻的事就是“低头抱手”的“低头”，即只能看自已的脚尖，要下巴挨到了胸前才够标准。队长和小哨和你说话的任何时候都必须低着头，平时也必须一直低着头。我因为低头的程度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曾多次被她们打骂。有的人因为长期低头，抬头都不习惯了，从劳教所回来很长时间后仍习惯保持低头姿势。
在调遣处，由于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肉体的折磨，精神上的凌辱，我的神经也绷得紧紧的。时间长了，我发现自己脑子开始变木了，神智变得有些不清了。我想，这也许是生命的一种自卫方式吧。在痛苦中，只有让自己的神经变麻木了，才能最大限度的降低痛苦的感受。慢慢的，我连自己的存在都开始觉得模糊，甚至有时连东伟也想不起来了。这一切让我感到恐惧，如果我连最爱的人都想不起来了，我是不是要疯掉了？
(今年三十八岁的卜东伟是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因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从家中抓捕。后被非法判处劳动教养两年半，现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已经整一年。卜东伟的妻子娄宏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丈夫被抓后，娄宏伟多方呼吁营救，现已得到欧盟、国际大赦等机构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多国议员的声援和帮助。)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