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7-29 12:32:45作者：孙丰
“社会民主主义是民主主义的继承和升华，民主主义的资格比社会民主主义老”。这个回答已经足够了：
继承必须有被继承的前件，升华也只能依附于一个升华主体，而资格是两相比较之所根据。那被继承的是本原还是在继承的是本原？这就一清二楚：难道不是那个被 升华的在升华吗？这样，为证明“社会民主主义”的合法性而取的立论就无意间回答“孰个先、孰个后，孰个本、孰个末”，也就为“近道”给出了一个铁定的标 准。是“社会民主义主义”和本人都能接受的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何为道？道即真理，近道即所言与所是的相符－－迫近真理。这一立论昭告：民主在先，社会民主主义做为继承或升华在后。它就自明：在先者是本：本即本质、本 原，本当然先于后天能力－－人的主观能力是形成并依附在本上。而任何主义都无例外的是主观选择－－也只有主观力才能选择－－可能力是后天。可见“社会民主 主义”只是用来实现民主这个本原的方法或形态。从而这一立论就自揭示：“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要的其实也只是“ 民主 ”，而非实现民主的形式或样态，他们之所以坚持只是他们认为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方法论来实现民主更具可靠性，更有把握。事实上也只有民主才能被有理性的生 命所享受所把握，实现民主的方式只是社会才需要－－因社会是调节职能。
而我说：民主既是人际联系的一种天然品质，它本身就揭示它既是质，又是方法论，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的修饰。人类的历史已证明：凡被意识形态修饰过的，实践 上都没给人带来好果子－－教父时代，黑暗时代的价值观是以神学为修饰，我们的国家则以共产理念为修饰，还有那些宗教名义的政权，如塔利班等等……都属于意 识形态修饰，结果就都对人性发生了异化。
人性所以能发生异化，其原因是：意识本身就是质，就是有形态的：这个形态就是：是痛说痛，是痒说痒；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对意识做形态上的修饰除了把它修到真值以外去，不会有好果子。它能不动摇，不歪曲意识就是“逼真地去反映”这个本质吗？不歪曲才是拙拙怪事！
请不要勿视：做为社会民主主义典范的瑞典首先是三权分离制，“ 三权分离就是普通意义的民主。三权分离的制度是实现决策的条件，社会福利原则是制度所贯彻的决策。从而证明瑞典或北欧国家重视社会福利这个做法并不是社会 民主主义所独有，它属于人性自然。社会福利这一做法表达的是什么呢？不就是类的同情心吗？只是这种同情心被落实为实际的互助罢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当然有权 采用它，可谢滔老不是也引证“美帝国主义”对之的兴趣和某种程度的摹仿吗？那么人类间的同情就不是出自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意识形态，而是来自天命的本性，只 是在没形成出意识时同情心还不能被把握到。可意识又是不间断进化着的，所以同情心的落实就总是与意识进化的水平相一致，相同步－－意识的进化处在哪一阶段 同情心就伴以哪个阶段的表现。在意识和经济实力都达到某种水平的条件下就会采取与之相适的步骤。即便北欧人真实地意为他们实行的是社会民主主义，也仅仅是 他们的主观认为，改变不了这个原则在事实上只是进化着的“人性表现”。何况瑞典还是个王国，按社会主义的原理王国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王国条件下却出现了 普遍的福利制这个社会主义的决策，这一事例证明实际的决策是一回事，用以贯彻决策的制度是另一回事－－证明普遍福利制度归属为人性（即人的同情心）和文明 程度（即主观上觉悟到和客观物质条件能够达到），并不归属于某种意识形态。证明民主是生命的实际内容，而主义只是用来保证或贯彻内容的条件。
瑞典做为实例所支持的就是：人所追求的，也就是生命所需要的只是民主这个本质，而非民主的如何实现这个形态。只有在事关职能的方面才涉及到方法论或形态， 那只是职能所必需，社会是出于贯彻上的利便，而人却是出于对生命本己性的满足。社会民主主义只是社会主义范畴下的一种方法论－－仍然含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成分，它只是对马氏社会主义在背离人性的方面做出某种人性回归的修正，但并没彻底回到人性－－若彻底回到人性它就直接表达为人性了，就看不到修饰词，只 有完全删去定语才是真正复归人性。
考察我们的现实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人权状况都大大好于共产中国，包括我们同种同文同源的台湾，难道这一事实还不足以使我们猛省：任何意识形态的限制都必 将歪曲人性本质或减弱民主的含量吗？特别是在共产主义行将寿终正寝的今天，是对它取之以彻底的否定还是希蹊它发生向人性的归复？这是民运所应考虑的。须 知：那社会民主主义的大讨论还是建立在对共产党走向开明这个希蹊上的，这是我们所以提出这一批判的根据所在。
刘国凯组建了社会民主党，但那只是他个人和他的同仁们的民主理想。在这方面还有另一个人，德国的钱跃君，可以说他对这套理论熟悉到口若悬河如数家珍的程 度，这套理论和历史的熟悉却未必是我中华走出困境的钥匙。社会民主主义于战前在德国的尝试，一是时间短暂，二是迎合了一战后失败民族的那种委屈、压抑所刺 激出的特殊心理，在重新振作于世界的要求里就隐含着相当的牺牲精神，具有特殊意识形态的痕迹。这是“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心理特殊相符的例子。社会主 义的集权和集中方便了一个民族的重振诉求。并不同于我们面临的时局－－中华是在饱受了意识形态极权的实际蹂躏后－－几千年形成的文化资源被肆意摧残、荡 涤，已使伦理的凭借发生了沦丧－－将“ 我是人，人人都是人，因而我应始终遵奉‘人人尊重人人’”，这个人类行为的不变准则变成了：“ 我想获得，达到获得就是我行为的唯一原则，只要我想要就是最高理由，就可不计手段地去实现”这种强盗的逻辑值。我们必须清楚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崛起着 ”的中华还是心灵资源彻底沦丧的中华，我们所背负的不只是遍体血肉模糊的硬伤，更沉重的是文化环境彻底秃废这个民族精神的内伤。
战前的德国和今天瑞典就都不可能充做我们效法的榜样。还有，德国和瑞典在人口、面积上都不能与中国相比，看起来这是一个可直观的差别，可一经进入实践它就 变成了文化资源的差别：同一制度在它们身上表现为具体操作，是可直观的硬性的指标，有较为明确的机械测度性，是处在形而下；但在我们呢，就复杂抽象为形而 上，在视觉所及的正价值背后往住潜隐着不确定的迷雾或深不可测的陷阱。
刘国凯和他的同仁们都不是对中共抱有不切实幻想的人，他们只是希望并致力于后共产时代能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方法论推动民主，做为政党的纲领它也只意味着是 部分人用来吸引同道并在政党内发生抗衡。这里伏设着一个前提被日常经验所忽略：它能不能成为决策得以政党能否在竞选中取胜为条件，取得这个条件后政权才合 法，所以做为政党理念它实际上并不动摇社会天平的支点，即不伤及“我是人，人人是人”这个人类伦理，人类文化的唯一出处。与在下没有歧见。
但“社会民主主义”的大讨论却是以对共产党可以通过觉醒走向开明，以向共产党进谏的异想天开为隐设。他们知直吗？能走向开明的条件是：政权虽专制却未发生意识形态异变，一个以意识形态为责任的集团的人性开明是不可能的。这才是我们所应予警惕的。因此我才提醒：
①社会民主主义不仅曾为社会主义所包含，而且它能从社会主义里向外分离，就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无法通行，不能通行才不得不对之做修正－－怎么修正呢？那就是 对人类自然性做出某些妥胁，向人性复归。既然部分或有限妥胁能给它以相对活力，请问为什么不彻底的复归人性呢？抛弃“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念”，而只注重人 伦日用，仁义慈孝，要些不贴谱的远大理想与七情六欲的生命何干系之有？
②更不应忘记：这种修正发生时社会主义还仅是个主观幻想，不是事实的政权，不具有客观机械力，所以提出某种修正与对社会主义的倡导都轻而易举。因还没出现 一个强大的，用霸的理论完成占有的强人阶级，无论去倡导去修正都不会有人心痛，没有实际的利害。无人会为还没出现的事实，没发生的利害去担责任，去做顽 抗。但是今天我们面对的却是一个由持久的实践所造就的现实的暴烈力量，人性异化的意识形态就固化在这个客观的机械力量内，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强化了六十年 的极权阶级和一种延续了一百五十多年的霸道文化及其贯力。且不说胡锦涛在个性上具不具有思维上的认知性（只有能认知，其决策才能走向开明），只考察共产政 权所陷于的处境就能判定它不具有向开明质变的任何机缘，任何开明都必定侠它陷入崩溃。除了推翻别无他途。所以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做严肃思考：
一是人类在所有地方都是从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一路走来的，中国也是。人类中所有专制制度可曾造成过像共产主义这种专制的危害和灾难吗？不论具普遍还是烈度，如此普及如此深重的危害前所未有，这不仅是专制，这里必定还有另一种机理。
第二个问题是：为民主献身的斗士们不仅要有献身的不妥胁性，也要有不断向自己发问的反观精神，你自己得向自己回答：以胡锦涛为党魁的这个共产政权名义上还 在施政，可它实际上还能施政吗？还能行令还能管理国家吗？远的不说，六月河南电视台揭露了山西童奴案，不仅引起了各界震惊，也让全世界愤怒，胡锦涛、温家 宝的第一反应当然也是自然人所能有的震怒和正义，也抱定了对之做铲除的决心。但一旦进入实质的处理，他们便自动撒了气，使该案不了了之，让那么多父母拭泪 坐叹，让国内国外的人痛骂不绝，难道他们不知道这将永载史册，被十目所视，十指所指，受万年唾骂吗？难道他们不想青史留名吗？不！可为什么眼睁地看着它不 了了之？因为这个政权已陷在牵一发而全溃的处境，真去追究就不是张富顺、于幼军下台，而是整个政权的崩溃－－这个政权在事实上早已朽透烂尽，早被国人从心 中清除净尽，任何的进退其前景都是立马葬身一－－这政权是前后左右皆悬崖，无论做好事还是做恶事，只要它有所动，后果都是死，追究会让他连十七大都开不下 去。所以不要指望在它崩溃前它还会有任何的举动，它只能贯性在撑在原地，坐以待毙。
中国已处在这样的机制链中：你建三峡，它就改变生态，迫使老鼠迁移（当然也有吃蛇这个原因），你灭鼠，就得投放大量药物，几乎得毒杀所有动物，鸟类、鱼 类……乃至整个植被，就可能造成该地数年内环境失衡，不灭呢，老鼠多到连树皮都吃，人都想吃。所以说不问中共政权主观上有无做为的要求，事实上都不能有做 为了。旱，旱的人仰马翻；涝，涝的房倒屋坍……四川桥刚塌，余悸示消，福建桥又马上相跟；这里煤矿透水刚报案，那里瓦斯又爆炸；甲省火车出轨警未除，乙省 又人车货车两相撞；食品中毒还在抢救，不合格出口商品退货堵上门；A地湖死兰藻正薰天，B处泊臭气泡竞相泄；医药造假致残哭声正悲，股市震荡一波又一波让 人胆颤，相跟着物价飞涨百姓直瞪眼；沪上地头蛇被擒市民喊冤未停，津门里高官自杀官家地又震……圈地的冲突正向暴力相抗升，政协主席的炸药案就石破惊九 天，这厢里携款外逃有追无捕，那边厢梁步庭的太太就身跃黄泉；镣铐一付接一付，丢脑壳的官员手把手儿牵，可贪污犯有增无减还是长江后浪推着前浪番习，反腐 的呼声如同公主那铁煽为腐助焰为败壮胆……在全党腐朽的康庄道上党国的地头蛇与强龙群英正会战！
咱不妨自问自答：就算胡锦涛还有施政之心，还有中兴之愿，可这政他还能往下施？这兴他还能中得起来吗？面对此情此景，还去向中共呼政改，喊什么党内民主？ 说什么只有社会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不是睁着眼织幻编梦又是啥？所以我说：一切以“社会”为定语的民主构想统统都是不着边的梦幻，还是老老实实将出发之 点奠立到把共产恶党全推翻。这是我所以对“社会民主主义”据守的批判。
不能说在大陆的国民政府是专制政权，因为它面对的情势不许它还政民间，也不能说它不是专制，因国民政府也是一党操办。可国民党不像共产党，国民党是一个真 正意义的政党－－具有政党合法性：它是以党做为类存在的条件，它允许其他政党，允许私人办报，允许百姓骂娘－－这就是以党为类，为自己存在的条件。它并不 要求国民去“为革命、为组织、为伟大的理念”，而是让百姓七情六欲，日用人伦－－国民党并没创立出一套专门的意识形态套话，并没有用意识形态的特殊原则来 重塑人的心灵，民众依旧生活在人味人情中，拉的是家常，说的是人话。
这共产党可就不只是专制，它是中国的唯一，它不是以党为类，当然就不是在它应在的类里，而是以民众为活动的对象，它不对人负责，而是去对意识形态负责。究 竟是人在活还是意识形态在活？人的活是满足生命还是满足与生命性无关的意识形态？对人承担责任当然就是对人的自然性负起责任，对意识形态承担责任怎么能不 成为人性的对抗？不造成人的灾难？因为那意识形态既不痛也不痒，既不会抗议也不能示威，所以谁也不能从捍卫社会主义红色江山这个出发之点里发现镇反、反 右……错在哪里－－共产主义所伦的那个理的根不是人的生命，而是与生命无干的特别意识。
国民党是专制，但国民政权不在人性以外去建立责任，它比共产党少了一个由对意识形态的责任所引发的人性异化。国民政府只有专制性并没以一种特殊于生命的意 识形态做为极权的出发点。而且它团结和领导了全民族的救亡图存，参入进保卫人类和平的行列。蒋介石先生就不愧为我中华的英明领袖和民族英雄，国民政府不是 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极权：新老国民党都没发动政治运动，既不镇压反革命也不打右派，没有五类分子，这是国共两党的根本区别。国府退守台湾，有二十多年的戒 严，且不问形成这一时期的客观条件怎么势在难免，即使承认它是专制，它实施的也只是党禁、报禁，其专制性只用在政权的捍卫上，并没向民众的日常生活渗透， 台湾人从来不需像大陆人那样整日里提心吊胆，还不知怎么一回事就大祸临门，成了刀下鬼，成了被污辱的对象。
台湾没有民主是真，台湾人没失去做自由人的地盘也是真。
大陆人呢？连守规守矩地做老百姓的空间都没有。迂罗文整理的北京红卫兵拿开水把女校长烫死的惨案，郑义调查的广西吃人惨案……台湾发生过吗？不从残忍度上 说，那怕只具有这样的性质，也没有。这证明专不专制受到进化的制约－－人与世界的联系原本就是从本己往外的逐步扩展，民主非得从专制里走来不可，专制并不 ＝意识形态异化，不一定造成对人性的背离，国民党的专制没造成人性背离而致的普遍灾难。可见－－共产主义的特别残暴不完全出于它是一党专政，更在于它的意 识形态异化。
胡锦涛乃一不教竖子（这里指他的个人能力不含受教性）上台以来讲的那些话都是基于已经发生的异化，那个基础就在人外，他不知道也不懂得他那八大理论没有一 条是从自然人的人性出发，更不懂得人的意识本身就是形态的，人怎么可能接受人性之外的歪曲呢？不完成这样一种认智，他能向人性复归？即便出了这样的明智党 魁，可那个朽烂到不能发生任何移动的破党能容纳一个新赵紫阳吗！
孙丰说：门也没有！
别看共产党号称七千万，别看它舞爪张牙，其死期已在日程中，这一证明留待明天。
刘国凯很能写，所以我想通过与他的讨论阐明何为专制，何为意识形态异化，可他只一驳就无还手兴趣了，我也就索然。
继承必须有被继承的前件，升华也只能依附于一个升华主体，而资格是两相比较之所根据。那被继承的是本原还是在继承的是本原？这就一清二楚：难道不是那个被 升华的在升华吗？这样，为证明“社会民主主义”的合法性而取的立论就无意间回答“孰个先、孰个后，孰个本、孰个末”，也就为“近道”给出了一个铁定的标 准。是“社会民主义主义”和本人都能接受的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何为道？道即真理，近道即所言与所是的相符－－迫近真理。这一立论昭告：民主在先，社会民主主义做为继承或升华在后。它就自明：在先者是本：本即本质、本 原，本当然先于后天能力－－人的主观能力是形成并依附在本上。而任何主义都无例外的是主观选择－－也只有主观力才能选择－－可能力是后天。可见“社会民主 主义”只是用来实现民主这个本原的方法或形态。从而这一立论就自揭示：“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要的其实也只是“ 民主 ”，而非实现民主的形式或样态，他们之所以坚持只是他们认为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方法论来实现民主更具可靠性，更有把握。事实上也只有民主才能被有理性的生 命所享受所把握，实现民主的方式只是社会才需要－－因社会是调节职能。
而我说：民主既是人际联系的一种天然品质，它本身就揭示它既是质，又是方法论，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的修饰。人类的历史已证明：凡被意识形态修饰过的，实践 上都没给人带来好果子－－教父时代，黑暗时代的价值观是以神学为修饰，我们的国家则以共产理念为修饰，还有那些宗教名义的政权，如塔利班等等……都属于意 识形态修饰，结果就都对人性发生了异化。
人性所以能发生异化，其原因是：意识本身就是质，就是有形态的：这个形态就是：是痛说痛，是痒说痒；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对意识做形态上的修饰除了把它修到真值以外去，不会有好果子。它能不动摇，不歪曲意识就是“逼真地去反映”这个本质吗？不歪曲才是拙拙怪事！
请不要勿视：做为社会民主主义典范的瑞典首先是三权分离制，“ 三权分离就是普通意义的民主。三权分离的制度是实现决策的条件，社会福利原则是制度所贯彻的决策。从而证明瑞典或北欧国家重视社会福利这个做法并不是社会 民主主义所独有，它属于人性自然。社会福利这一做法表达的是什么呢？不就是类的同情心吗？只是这种同情心被落实为实际的互助罢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当然有权 采用它，可谢滔老不是也引证“美帝国主义”对之的兴趣和某种程度的摹仿吗？那么人类间的同情就不是出自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意识形态，而是来自天命的本性，只 是在没形成出意识时同情心还不能被把握到。可意识又是不间断进化着的，所以同情心的落实就总是与意识进化的水平相一致，相同步－－意识的进化处在哪一阶段 同情心就伴以哪个阶段的表现。在意识和经济实力都达到某种水平的条件下就会采取与之相适的步骤。即便北欧人真实地意为他们实行的是社会民主主义，也仅仅是 他们的主观认为，改变不了这个原则在事实上只是进化着的“人性表现”。何况瑞典还是个王国，按社会主义的原理王国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王国条件下却出现了 普遍的福利制这个社会主义的决策，这一事例证明实际的决策是一回事，用以贯彻决策的制度是另一回事－－证明普遍福利制度归属为人性（即人的同情心）和文明 程度（即主观上觉悟到和客观物质条件能够达到），并不归属于某种意识形态。证明民主是生命的实际内容，而主义只是用来保证或贯彻内容的条件。
瑞典做为实例所支持的就是：人所追求的，也就是生命所需要的只是民主这个本质，而非民主的如何实现这个形态。只有在事关职能的方面才涉及到方法论或形态， 那只是职能所必需，社会是出于贯彻上的利便，而人却是出于对生命本己性的满足。社会民主主义只是社会主义范畴下的一种方法论－－仍然含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成分，它只是对马氏社会主义在背离人性的方面做出某种人性回归的修正，但并没彻底回到人性－－若彻底回到人性它就直接表达为人性了，就看不到修饰词，只 有完全删去定语才是真正复归人性。
考察我们的现实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人权状况都大大好于共产中国，包括我们同种同文同源的台湾，难道这一事实还不足以使我们猛省：任何意识形态的限制都必 将歪曲人性本质或减弱民主的含量吗？特别是在共产主义行将寿终正寝的今天，是对它取之以彻底的否定还是希蹊它发生向人性的归复？这是民运所应考虑的。须 知：那社会民主主义的大讨论还是建立在对共产党走向开明这个希蹊上的，这是我们所以提出这一批判的根据所在。
刘国凯组建了社会民主党，但那只是他个人和他的同仁们的民主理想。在这方面还有另一个人，德国的钱跃君，可以说他对这套理论熟悉到口若悬河如数家珍的程 度，这套理论和历史的熟悉却未必是我中华走出困境的钥匙。社会民主主义于战前在德国的尝试，一是时间短暂，二是迎合了一战后失败民族的那种委屈、压抑所刺 激出的特殊心理，在重新振作于世界的要求里就隐含着相当的牺牲精神，具有特殊意识形态的痕迹。这是“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心理特殊相符的例子。社会主 义的集权和集中方便了一个民族的重振诉求。并不同于我们面临的时局－－中华是在饱受了意识形态极权的实际蹂躏后－－几千年形成的文化资源被肆意摧残、荡 涤，已使伦理的凭借发生了沦丧－－将“ 我是人，人人都是人，因而我应始终遵奉‘人人尊重人人’”，这个人类行为的不变准则变成了：“ 我想获得，达到获得就是我行为的唯一原则，只要我想要就是最高理由，就可不计手段地去实现”这种强盗的逻辑值。我们必须清楚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崛起着 ”的中华还是心灵资源彻底沦丧的中华，我们所背负的不只是遍体血肉模糊的硬伤，更沉重的是文化环境彻底秃废这个民族精神的内伤。
战前的德国和今天瑞典就都不可能充做我们效法的榜样。还有，德国和瑞典在人口、面积上都不能与中国相比，看起来这是一个可直观的差别，可一经进入实践它就 变成了文化资源的差别：同一制度在它们身上表现为具体操作，是可直观的硬性的指标，有较为明确的机械测度性，是处在形而下；但在我们呢，就复杂抽象为形而 上，在视觉所及的正价值背后往住潜隐着不确定的迷雾或深不可测的陷阱。
刘国凯和他的同仁们都不是对中共抱有不切实幻想的人，他们只是希望并致力于后共产时代能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方法论推动民主，做为政党的纲领它也只意味着是 部分人用来吸引同道并在政党内发生抗衡。这里伏设着一个前提被日常经验所忽略：它能不能成为决策得以政党能否在竞选中取胜为条件，取得这个条件后政权才合 法，所以做为政党理念它实际上并不动摇社会天平的支点，即不伤及“我是人，人人是人”这个人类伦理，人类文化的唯一出处。与在下没有歧见。
但“社会民主主义”的大讨论却是以对共产党可以通过觉醒走向开明，以向共产党进谏的异想天开为隐设。他们知直吗？能走向开明的条件是：政权虽专制却未发生意识形态异变，一个以意识形态为责任的集团的人性开明是不可能的。这才是我们所应予警惕的。因此我才提醒：
①社会民主主义不仅曾为社会主义所包含，而且它能从社会主义里向外分离，就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无法通行，不能通行才不得不对之做修正－－怎么修正呢？那就是 对人类自然性做出某些妥胁，向人性复归。既然部分或有限妥胁能给它以相对活力，请问为什么不彻底的复归人性呢？抛弃“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念”，而只注重人 伦日用，仁义慈孝，要些不贴谱的远大理想与七情六欲的生命何干系之有？
②更不应忘记：这种修正发生时社会主义还仅是个主观幻想，不是事实的政权，不具有客观机械力，所以提出某种修正与对社会主义的倡导都轻而易举。因还没出现 一个强大的，用霸的理论完成占有的强人阶级，无论去倡导去修正都不会有人心痛，没有实际的利害。无人会为还没出现的事实，没发生的利害去担责任，去做顽 抗。但是今天我们面对的却是一个由持久的实践所造就的现实的暴烈力量，人性异化的意识形态就固化在这个客观的机械力量内，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强化了六十年 的极权阶级和一种延续了一百五十多年的霸道文化及其贯力。且不说胡锦涛在个性上具不具有思维上的认知性（只有能认知，其决策才能走向开明），只考察共产政 权所陷于的处境就能判定它不具有向开明质变的任何机缘，任何开明都必定侠它陷入崩溃。除了推翻别无他途。所以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做严肃思考：
一是人类在所有地方都是从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一路走来的，中国也是。人类中所有专制制度可曾造成过像共产主义这种专制的危害和灾难吗？不论具普遍还是烈度，如此普及如此深重的危害前所未有，这不仅是专制，这里必定还有另一种机理。
第二个问题是：为民主献身的斗士们不仅要有献身的不妥胁性，也要有不断向自己发问的反观精神，你自己得向自己回答：以胡锦涛为党魁的这个共产政权名义上还 在施政，可它实际上还能施政吗？还能行令还能管理国家吗？远的不说，六月河南电视台揭露了山西童奴案，不仅引起了各界震惊，也让全世界愤怒，胡锦涛、温家 宝的第一反应当然也是自然人所能有的震怒和正义，也抱定了对之做铲除的决心。但一旦进入实质的处理，他们便自动撒了气，使该案不了了之，让那么多父母拭泪 坐叹，让国内国外的人痛骂不绝，难道他们不知道这将永载史册，被十目所视，十指所指，受万年唾骂吗？难道他们不想青史留名吗？不！可为什么眼睁地看着它不 了了之？因为这个政权已陷在牵一发而全溃的处境，真去追究就不是张富顺、于幼军下台，而是整个政权的崩溃－－这个政权在事实上早已朽透烂尽，早被国人从心 中清除净尽，任何的进退其前景都是立马葬身一－－这政权是前后左右皆悬崖，无论做好事还是做恶事，只要它有所动，后果都是死，追究会让他连十七大都开不下 去。所以不要指望在它崩溃前它还会有任何的举动，它只能贯性在撑在原地，坐以待毙。
中国已处在这样的机制链中：你建三峡，它就改变生态，迫使老鼠迁移（当然也有吃蛇这个原因），你灭鼠，就得投放大量药物，几乎得毒杀所有动物，鸟类、鱼 类……乃至整个植被，就可能造成该地数年内环境失衡，不灭呢，老鼠多到连树皮都吃，人都想吃。所以说不问中共政权主观上有无做为的要求，事实上都不能有做 为了。旱，旱的人仰马翻；涝，涝的房倒屋坍……四川桥刚塌，余悸示消，福建桥又马上相跟；这里煤矿透水刚报案，那里瓦斯又爆炸；甲省火车出轨警未除，乙省 又人车货车两相撞；食品中毒还在抢救，不合格出口商品退货堵上门；A地湖死兰藻正薰天，B处泊臭气泡竞相泄；医药造假致残哭声正悲，股市震荡一波又一波让 人胆颤，相跟着物价飞涨百姓直瞪眼；沪上地头蛇被擒市民喊冤未停，津门里高官自杀官家地又震……圈地的冲突正向暴力相抗升，政协主席的炸药案就石破惊九 天，这厢里携款外逃有追无捕，那边厢梁步庭的太太就身跃黄泉；镣铐一付接一付，丢脑壳的官员手把手儿牵，可贪污犯有增无减还是长江后浪推着前浪番习，反腐 的呼声如同公主那铁煽为腐助焰为败壮胆……在全党腐朽的康庄道上党国的地头蛇与强龙群英正会战！
咱不妨自问自答：就算胡锦涛还有施政之心，还有中兴之愿，可这政他还能往下施？这兴他还能中得起来吗？面对此情此景，还去向中共呼政改，喊什么党内民主？ 说什么只有社会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不是睁着眼织幻编梦又是啥？所以我说：一切以“社会”为定语的民主构想统统都是不着边的梦幻，还是老老实实将出发之 点奠立到把共产恶党全推翻。这是我所以对“社会民主主义”据守的批判。
不能说在大陆的国民政府是专制政权，因为它面对的情势不许它还政民间，也不能说它不是专制，因国民政府也是一党操办。可国民党不像共产党，国民党是一个真 正意义的政党－－具有政党合法性：它是以党做为类存在的条件，它允许其他政党，允许私人办报，允许百姓骂娘－－这就是以党为类，为自己存在的条件。它并不 要求国民去“为革命、为组织、为伟大的理念”，而是让百姓七情六欲，日用人伦－－国民党并没创立出一套专门的意识形态套话，并没有用意识形态的特殊原则来 重塑人的心灵，民众依旧生活在人味人情中，拉的是家常，说的是人话。
这共产党可就不只是专制，它是中国的唯一，它不是以党为类，当然就不是在它应在的类里，而是以民众为活动的对象，它不对人负责，而是去对意识形态负责。究 竟是人在活还是意识形态在活？人的活是满足生命还是满足与生命性无关的意识形态？对人承担责任当然就是对人的自然性负起责任，对意识形态承担责任怎么能不 成为人性的对抗？不造成人的灾难？因为那意识形态既不痛也不痒，既不会抗议也不能示威，所以谁也不能从捍卫社会主义红色江山这个出发之点里发现镇反、反 右……错在哪里－－共产主义所伦的那个理的根不是人的生命，而是与生命无干的特别意识。
国民党是专制，但国民政权不在人性以外去建立责任，它比共产党少了一个由对意识形态的责任所引发的人性异化。国民政府只有专制性并没以一种特殊于生命的意 识形态做为极权的出发点。而且它团结和领导了全民族的救亡图存，参入进保卫人类和平的行列。蒋介石先生就不愧为我中华的英明领袖和民族英雄，国民政府不是 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极权：新老国民党都没发动政治运动，既不镇压反革命也不打右派，没有五类分子，这是国共两党的根本区别。国府退守台湾，有二十多年的戒 严，且不问形成这一时期的客观条件怎么势在难免，即使承认它是专制，它实施的也只是党禁、报禁，其专制性只用在政权的捍卫上，并没向民众的日常生活渗透， 台湾人从来不需像大陆人那样整日里提心吊胆，还不知怎么一回事就大祸临门，成了刀下鬼，成了被污辱的对象。
台湾没有民主是真，台湾人没失去做自由人的地盘也是真。
大陆人呢？连守规守矩地做老百姓的空间都没有。迂罗文整理的北京红卫兵拿开水把女校长烫死的惨案，郑义调查的广西吃人惨案……台湾发生过吗？不从残忍度上 说，那怕只具有这样的性质，也没有。这证明专不专制受到进化的制约－－人与世界的联系原本就是从本己往外的逐步扩展，民主非得从专制里走来不可，专制并不 ＝意识形态异化，不一定造成对人性的背离，国民党的专制没造成人性背离而致的普遍灾难。可见－－共产主义的特别残暴不完全出于它是一党专政，更在于它的意 识形态异化。
胡锦涛乃一不教竖子（这里指他的个人能力不含受教性）上台以来讲的那些话都是基于已经发生的异化，那个基础就在人外，他不知道也不懂得他那八大理论没有一 条是从自然人的人性出发，更不懂得人的意识本身就是形态的，人怎么可能接受人性之外的歪曲呢？不完成这样一种认智，他能向人性复归？即便出了这样的明智党 魁，可那个朽烂到不能发生任何移动的破党能容纳一个新赵紫阳吗！
孙丰说：门也没有！
别看共产党号称七千万，别看它舞爪张牙，其死期已在日程中，这一证明留待明天。
刘国凯很能写，所以我想通过与他的讨论阐明何为专制，何为意识形态异化，可他只一驳就无还手兴趣了，我也就索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