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3日中午，天安门附近的六部口，一辆满载枪支弹药的军车开过来……这是开往天安门的第几千辆装满枪支弹药的军车呢？
公开的资料显示：官方宣称的平息“暴乱”，事后发现被毁坏的军车就有1000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
仅6月3日晚上23点前后，北京火车站附近的建国门立交桥就有30辆军车被围堵，北京煤炭工业学校以西就有300多辆军车试图向广场开动，北京其他数十个路口就有数百辆军车步步逼近。
这些装有武器的军车为什么是在夜间、尤其是赶在凌晨进城呢？按照戒严部队“为人民服务”的冠冕堂皇的说法，大白天进城不是更好地“保护人民利益和国家财产不受损失”吗？
十八年后的2007年6月4日，是民主灾难纪念日，当年主政的李鹏尚在，因腐败被判刑十六年的北京市主政陈希同尚在……还有更多更多的戒严部门士兵尚在，士兵和低级军官们未必知道当年到底有多少辆军车和多少士兵进驻北京，但李鹏、陈希同却是明白的，他们调兵遣将，他们不择手段，他们以民为敌，他们嗜血成性，最后受害最大的有大学生，围观的中学生，围观路过的普通工人、市民，还有最最普通年轻而不了解真相的士兵，死在了不该死的时间，死在了不该死的地点……
再回首——六四这天凌晨1时半，陈希同黑手控制的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指对“参与严重的反革命暴乱、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暴徒们进行坚决反击”。这个时候，停留天安门广场的青年学生还有数千人。凌晨2时半，王丹还在广场上。凌晨3时左右，刘晓波、侯德建、周舵等还在广场上，逼近的戒严部队，正接近他们。凌晨4时，他们在纪念碑前，这个时候广场上的华灯全部关闭（不知道谁下的命令），解放军开始清场，戒严部门的广播来回通告“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的秩序”。官方公开的资料显示：之后，戒严部队由北往南，分两路向纪念碑方向推进，解放军战士用枪将“高自联” 架设的两个高音喇叭打坏……到凌晨5时半请场结束。官方至今留在书面的说法，还在同样宣称“在整个请场过程中，包括最后强制离开的人在内，所有坚持广场静坐的学生没有死一个人”（这里指天安门广场上。对整个事件，官方公开的大学生死难者仅为36人，总共有200多人死亡。而“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统计的数字，截至2005年3月，就有六四死难者186人，基本上都有名有姓，其中包括大学生、中学生、记者、工人、职员、医生、干部等，如蒋捷连、王楠、杨明湖、萧杰、陈来顺、郝致京、谢京锁、萧波、孙辉、陆春林、张向红等一长串名字，他们的家属也从1989年一直悲哀到今天……）。
“民心不可欺”，这是当年在北京西苑饭店公开的标语。
民心不可欺，而人们可以看到，实在是政府在激化矛盾，调兵遣将，制造动乱！
八九六四之夜，北京下起了悲伤的黑雨，天地为之动容，悲哀不尽……
天悲哀，地悲哀，人悲哀—---邓小平幸灾乐祸地说，“这场风波迟早要到来……”。
1989年6月3日至6月4日，以“平息反革命暴乱”名义强行进城（主要进驻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又有多少人数呢？
社会上说法是“血流成河”、“血洗天安门”，当时外电都很多报道，“美国之音”称死难者上万人。到底是多少，现在还是个秘密。
北京的朋友中有见证六四的人，知道这样一个道理，解放军六四敢开枪，把很多人的胆子吓小了，“枪都敢开，还有什么他们不敢做的”。北京还有一些人进行偷偷录像，但很快北京火车站就多了一批人，以查黄色录像为名，检查旅客携带的行李，看看有没有所谓的“黄色录像”。
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对面的杨坊店、北蜂窝等地，六三当晚很多人不敢开窗，北京有朋友证实他的街坊邻居就有一人被枪打死在窗前，最后还不能声张……害怕被指控为暴徒，牵连、株连全家。
当年，热血沸腾的大学生们发起，由全国民意支持，舆论呼应的“和平请援”和“反腐败、反官倒、反特权”、“要民主、要自由”民主运动，至今都没有错。
可是，邓小平领导的中共极权党中央为什么那么仇恨民主、自由、人权呢？
他们领导全国人民的诚意又在哪里呢？
据官方的不完全统计，1989年5月16日，全国21个城市的近百所学校就有11万大学生上街游行，到18日，就扩展到30多个300多所大学里的52.5万大学生参加，后来又发生了万人参与的绝食请援，大学生们真诚地依据宪法表达自己的愿望，最后却是以付出鲜血的代价结束。
血的代价，又让谁震惊和警醒了呢？十八年过去了，人民反思过吗？历史真相大白了吗？
看1989年6月10日之前的《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纸，出现了局部的短暂的新闻自由，人民日报推出“戒严某日”、“北京这一夜”，中央电视台也在新闻报道中尽量带出一些真实的声音。由此可见，当时的舆论代表着民意，是有诚意的，也是理性的，可邓小平培养的接班人江泽民接班后，就风向大转，开始封杀真相，1989年6月24日，自5月份就悄悄从上海到北京加入中共核心层的江泽民，在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大独裁者邓小平的安排下，正式取代赵紫阳（从此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就消失了，后来被软禁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一个破落的大院子里，直到2005年2月去世为止。我曾去这个大院哀悼他时，感慨万千，他的遭遇比蒋介石软禁的张学良糟糕多了）。
2007年6月“六四”纪念日之际，当年的学生领袖王丹先生在美国公开呼吁中共释放当年参与但至今仍在狱中度日如年的被“集中打击”的所谓“动乱、暴乱分子”，呼吁社会各界多帮助他们，呼吁中共尽快释放这些政治犯。
尽管年年呼吁，中共却依然故我，宁愿宣布一个腐败分子黄菊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甚至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的名义“沉痛宣告”的高规格，也不愿意释放当年被关押、判刑的政治犯。可见中共本质不变，人们也不能对中共抱有任何的愿望。
当年的参与者江棋生先生在六四十八周年之际撰文认为，现在的腐败是当年腐败的一百倍。假如当年执政者能够顺应民意，惩治腐败，推动民主、自由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共的腐败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么普遍、这么肆无忌惮，这么为所欲为。
既然黄菊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起码是说了谎话，他的妻子余慧文、弟弟和妻弟参与经商，什么都经营，参与腐败，黄菊还指使人利用权力迫害郑恩宠律师等人，制造多起人权悲剧，境外报道很多，可居然还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党员”。事实将证明，黄菊这样的坏榜样太多了，祸国殃民的人也就太多了。
假如中共自赵紫阳时代的十三大就开始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六四的悲剧就可以避免，陈希同和黄菊等大批中共要员成为腐败分子的可能性就降低，中国就有可能出现蒋经国、陈水扁、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瓦文萨这样的进步人物。但如果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则有可能出现齐奥塞斯库，出现权力腐败引发再度流血……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同时，枪杆子绝对保护不了绝对腐败。
六四十八周年前夕，当年的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体改改办公室主任鲍彤统计说，现在全国财产上亿元的三千多人中，就有2800多人是官僚或有权力背景的人（以下援引片段：一位严肃的教授C. A. Bolz，在一家严肃的刊物上指出：中国拥有一亿元以上人民币财产的三千二百多人中，两千九百多人是党国权贵的子女；五个最重要的产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开发，大型工程，安全，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的核心职位同样控制在这种人手里。
这些数目字，比党国公布的一切统计公报，更加符合平民百姓来自生活的质朴而真实的感觉。一旦股市崩盘，几千万股民倾家荡产之日，又将是权贵们再发横财之时。这就是中国-腐败的中国，自称“社会主义”的中国，“以人为本”的中国，“依法治国”的中国，“和谐”“崛起”的中国，受过六四镇压洗劫的中国）。由此可见，这些超级富豪，并不是来自自己的勤奋和能干，而是来自权力，甚至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权力勾结、权力交易等非法方式直接或间接掠夺的。
苏联共产党的今天就是中共的明天。苏联很快解体，见证了共产党专政的穷途末路。我们回头再看看苏联共产党掌控特权的时候，又是如何挥霍民脂民膏的？
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现任苏联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叶利钦在苏共二十七大上终于站了出来，他愤怒地公开抨击领导干部享受非法特权。他说，人民群众常常愤怒地谈论领导干部非法享受的各种优惠待遇、利用职权捞取非劳动所得的好处。叶利钦认为领导干部享受特权是一种极为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特权是毁坏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败坏党风、毒化社会风气的腐蚀剂，人民群众对特权是深恶痛绝的。他主张采取坚决措施来限制和废除领导干部享受的非法特权，以鼓动人民群众投入改革的热情和调动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后来，叶利钦又多次公开尖锐地抨击领导干部享受的特权。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莫斯科有些高级干部享受着各种特权，例如，有专门商店为高级干部供应特殊优质食品，把上等食品送给部长们，而把劣质食品送给工厂。这就难怪一些部长们不会为完成粮食计划去努力奋斗，在他们看来粮食问题早已解决了，因为有专人把美味可口的食品送上门去。有些高级研究机构为各类工作人员设立了四种不同等级的自助食堂，其食品质量和服务态度却存在天壤之差。有专门商店为高级干部供应市场上紧俏商品，他们的夫人经常乘坐公家小汽车去逛商店，他们的子女也常常乘坐公家小汽车上学或外出兜风。不少高级干部住着国家为他们提供的豪华住宅，每年去高级别墅和疗养院休假。20世纪80年代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叶利钦再次大声疾呼反对特权，要求限制和废除领导干部享受的非法特权。他强调在苏共领导的70年中，在苏联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人民的吃饭和穿衣、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这样一些重要社会问题的时候，应当实行社会主义社会公正原则，即如果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缺少什么东西，那么每个苏联人都应同等地毫无例外地感到这种短缺”；对社会作出不同劳动贡献的人应采用不同的工资等级来调节。
因此，应当取消给那些所谓“饥饿的官员们”的食品特殊供应，废除社会上的高人一等的做法，要从语言词汇中废除“特供”这个词，因为在苏联社会中不应当有“特殊的共产党员”。
舆论控制方面，苏共比中共的控制尺度要宽松些，苏联报刊曾在一个时期经常刊载人民群众来信，尖锐地批评领导干部享受的非法特权。共产党的《星火》杂志（中共当年有毛泽东题字的《红旗》杂志，后来由邓小平改名为“求是”，却没有像《星火》那样实事求是）写道：特殊供应制度使许多高级领导干部享受到普通公民根本买不到的食品和其他商品。哈萨克共和国每年把30％多的肉类作为特殊供应的食品，而普通居民只好到农贸合作市场上购买高价的食品。苏共机关报《真理报》（中共的人民日报却做不到）发表读者致苏共中央和戈尔巴乔夫的信中说：在苏联社会中以及在苏共党内有一个“特权阶层”，它代表着一股强大的保守势力，反对社会革新，竭力阻挠和破坏改革。苏联公众还提出，对高级干部实行一种大大高于普通职工退休金的特种退休金制度，也是一种特权现象，因为高级干部的贡献，早就以高工资和享受其他各种优惠得到报偿，退休后没有必要继续享受过高的优惠待遇（现在中共的老人江泽民、李鹏、朱熔基、乔石、万里、宋平、刘华清、李瑞环等人却是仍在享受政治局常委待遇）；特别是在高级干部去世以后，他们的家属仍然有权继承特种退休金，这更是不合理的特权，要求取消这种规定。还有些苏联学者认为，社会上有一大批人身居要职，以权谋私，享受着各种非法的特殊优惠，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这些人要的是权力，想的是地位，维护的是特殊利益，至于国家的兴衰，人民的疾苦，似乎与他们毫不相干。知名的社会学家拉巴？贝斯图热夫教授说：长期以来苏联社会缺乏民主空气，一大批领导干部把持着重要职位，他们不受人民群众批评与监督，导致出现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这个阶层在全国有180多万人，仅在首都莫斯科就有10多万官僚特权者。这些人手中握有大权，活动能力极强，势力影响范围极大，他们百般阻挠和反对社会革新。
谢天谢地，苏共终于解体了，苏联终于垮台了。
有人这样评价说，苏共是世界上少有的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而看中共官场，维持现状，“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所以就坚持维持现有的独裁专制体制下去。但是，没有民主、民选、司法独立、多党、新闻自由和自治，岂不是同样要走苏共的老路。
八九六四之后，大学生的民主诉求很快换来了枪林弹雨，当年惊慌失措的政党决策者，至今都没有恢复过来，他们不相信民众，也不相信民主，只相信枪杆子。
江棋生先生认为，“六四屠城这一人神共愤的恐怖主义罪行之所以发生，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邓小平等人为了维护一党专政而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不知道，十八年过去了，六四鲜血又警醒了谁呢？
江泽民及中共中央一贯的立场仍然是名义上“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但实际上继续极权至上，独裁专制第一。
六四，大学生和更多的普通百姓，献出最真诚的愿望，期待中共能够改变，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但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这样的老独裁者们，在李鹏、陈希同这样的新独裁者配合下，很快就把民主呼吁者视为动乱和暴乱，不但不给这些善良的人们以安慰，反而是施加压力，派出坦克、军车、警车，搬出枪林弹雨，横扫一切，死伤众多。这样的政府，居然标榜自己是人民的政府，其实他们是自我揭露，证明中共本身从来就是独裁、专制、极权——“对不服从者绝对给予打击，决不能心慈手软（江泽民语）”。
十八年过去了，六四从动乱、暴乱被今天，被淡化为“风波”，甚至温家宝在公开场合上连“1989年”都不提了，他可是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陪同赵紫阳安慰学生的见证人，怎么这么快就淡忘了历史呢？真相会随着你们的淡忘就消失吗？
不会的，历史不会改变，六四已经成为过去，如果继续以往的动乱和暴乱的评价，不给予真诚而善意地重新评价，那么，悲剧就有可能重演。
善良的人们啊，永远也不要遗忘六四这一起悲剧。
无论是今年的十八周年，还是明年2008的十九周年，后年2009的二十周年，都是一年比一年更隆重的纪念日。六四不重新评价，枪弹的一幕不正视，血的教训不汲取，民主、自由就不会不到来，人们就不能忘记这一天。(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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