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商人的陷阱

日前，一宗涉及贪官的案件暴露出跨国贿络案情。 前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收受一个名叫刘敏的女子的三次贿络共12.8万元。刘敏何许人也？据中国广播网报道，此人是法国巴黎银行中国定息收益部销售主管。在2001年财政部发行欧元债券时，为了使徐放鸣承诺在选择欧元债券发行主承销商的过程中，不反对法国巴黎银行作主承销商， 刘敏采取了贿络的办法。

2006年，刘敏在法国巴黎银行升迁，负责中国资本市场。当年9月，徐放鸣一案宣判，判决书中出现刘敏的名字。然后有媒体记者调查出刘敏的身份并了解到，目前刘敏已经离开法国巴黎银行。刘敏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同时法国巴黎银行也因为她的离开，可以方便的保持对此事的沉默。

此故事情节令人感到，法国巴黎银行很象一个中国人或者是某个其它亚洲国家的人开的银行，而不是一个由另一种文化下的西方人开的银行。刘敏所出手的贿络款的金额，令人想到她的上司、以至于更高层的上司在此事件中的作用。她在此事后的升迁、徐放鸣宣判后银行的安排，显示出一切都至少是有默契的。

很难将西方国家银行家的严谨和保守形象与在中国赤裸裸付钱买特权联系起来。 这个情况的发生，是不是因为这一家银行的主管很能适应中国官场的腐败现实呢？其实，实际情况可能会显示出这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博大出版社出版的《失去新中国》，由伊森。葛特曼， 一个曾经在北京工作的美国人撰写。书中介绍了他所融入的在北京淘金的美国商人的生存状态，揭示出各西方国家外商在中国经营的真相。该书的副标题《美商在中国的理想和背叛》，概括出作者要表达的主题—美商抱着既在中国赚钱，又要用市场经济把中国改造成资本主义的理想去到中国，却都很快被同化成中国式的商人。就如同上述之刘敏的外国上司一样。

例如，关于外商在中国到底是否赚钱这个谜，伊森说：“在北京的企业首脑私底下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个有利可图的市场”，“最多只有三分之一的公司，能够有季度性的获利，如果连首期的投资也计算在内，那么只有大约5%的公司赚钱”。但是为什么还要继续投资下去呢？因为“过分强调在中国经营的亏损对美国公司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美国金融界认为，在世界上最后一个尚未完全开发的也是最大的市场—中国投资，是企业对自己未来发展信心的重要体现。你可以关闭一条生产线或者卖掉一座工厂，但是从中国把投资全部撤出会给企业的整体形象带来不成正比的损害”

为什么美国的公司在本土都要讲诚信，而一到中国就变成精明的说谎者？ 伊森看到：“若想在华成功经商必须要做出许多妥协，那些不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竞争中注定要遭到失败。”
“ 共产党把自己改头换面，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的政党，为了避免承认过去三十年的所为都是错误的，他们自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商场上，中国特色代表腐败”。

其实，外国到中国，被改变的不只是权钱交易。堕落是全方位的。伊森总结了美商在中国练就的特殊本事，为该书中文版作序的著名中国学者何清涟女士称之为葵花宝典：

“新到的外国侨民很快就会明白，要想在中国成功就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接下来就意味着你要被认作是中国的朋友。中国领导人至少建立了三种方式让你显示友善。

“ 第一种，夏皮罗和李敦白式，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

“第二种，送礼式（投资、政治优惠或者是技术上的援助）。如果贝彼得等为中国引入投资，并愿意在其他外国企业纷纷撤出的时候表示对中国的局势有信心，那么他将会立即得到部长们的接见。如果通过他的公共事务机构进行运作，起码要花上数年时间。

“第三种，学者或记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拍马屁，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

“每一个成功的商人都要用到一到两个上述的办法。”

伊森叙述的许多事实令人感叹，对于忧国忧民的这一部分中国人来说，尤其如此。虽不光彩，却也必须正视现实，因为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萌芽。

大多数人是脆弱的，环境变了，就跟着变。无数的事实说明中国的环境已经是令人腐败的环境，不知道真实情况的人们所认为的“崛起”的那块土地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陷人的烂泥潭。而中共政权的统治断绝了腐败被改变的可能。

看中国首发